俞敏洪、王輝耀、楊瀾、高宇同：回望國人40年_風聞

中國的留學潮流仍在以不可阻擋的力量走向世界

1981年12月11日，星期五。611名考生走進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的考場，參加中國內地第一場托福考試。

臨時改造的教室、陌生的英語聽力、從未見過的機讀答題卡，考生們被要求帶着尺子進考場——因為卷面有100多道選擇題，需要用尺子比着答題，以防在密密麻麻的答題卡上塗錯。

由此，ETS旗下的托福考試成為首個被引進中國內地的標準化考試，同時也開啓了中外合作舉辦教育考試的先河。在此之前，如果中國學生想申請去海外高校學習，在國內通過預選考試後，還要飛到國外才能考託福。

幾個月後成績發佈。滿分640分，中國考生基本都在500分以上，也有600分以上的。正是經過這次托福考試，內地考生可以在國內參加出國留學標準化考試。

1981年，ETS與教育部簽訂協議，託福和GRE考試正式進入中國

4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參加托福考試人數最多的國家。在留學政策支持下，通過託福、GRE等考試，帶着熱情、智慧和夢想的國人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走向世界。

教育部數據顯示，1978～2019年度，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2019年全年出國留學人數突破70萬**[1]。根據QS 2020年5月發佈的《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全球留學生》報告，即使受疫情影響，96%的受訪中國留學生表示，不會因此中斷其留學計劃[2]**。

“留學是一種很好的融入方式。一半以上的留學生，去到另一種文化或環境中讀書，他們心智、眼界、格局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變。”新東方創始人兼總裁俞敏洪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表示。

俞敏洪從未留過學，卻組建了一隻跨國的團隊，成就無數人的留學夢想。在俞敏洪看來， “改變”一直是中國人出國留學經歷中的重要字眼。

王輝耀：候補翻譯、兩天一夜的飛行和CCG

北京時間11月16日，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後首次以視頻形式舉行會晤。作為全球化智庫（簡稱“CCG”）理事長的王輝耀，這一天連續接受了美聯社、BBC等五六家國際媒體採訪，發表他對此次兩國元首高規格視頻會晤的觀點和看法。

而我們早就約好的當天的採訪則把他拉回了那段留學往事。

“可能是改變人生了。如果沒有留學這段經歷，我肯定做不了這個智庫，這些年我也做不了這麼多事。”

1984年，王輝耀得償所願，從對外經貿部（商務部前身）自費出國留學，奔赴加拿大温莎大學留學攻讀工商管理研究生（MBA）。

此時的他已經工作了兩年多，主要從事國際經濟合作業務。一次偶然的機會，世界銀行的幾位負責人應邀來華舉辦知識講座，王輝耀作為候補翻譯臨時頂了上去。憑藉準確又生動的翻譯和神態自若的氣場，“新手”王輝耀由此一炮而紅。

之後隨着國際經濟合作業務的不斷擴大，他開始跟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各級高級官員打交道。也是在這時候，他卻越來越沒自信了，“我發現我的知識根本就不夠，可能有必要出去讀書。”

留學時期的王輝耀

彼時，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一大批中國留學生，帶着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並在此後的十多年間回到中國，成為各領域的“領航者”。

王輝耀就是其中之一。有意思的是，決定出國讀書前，他壓根不知道“MBA”這個詞，一度苦惱自己該學點什麼，“是一位外籍老師向我推薦了這個專業”。

專業定好了，但怎麼備考，怎麼報名，王輝耀還是兩眼一抹黑。由於那會兒“上不了網”“沒有託福培訓班”，他只能從社會上、身邊人那兒打聽相關消息。最後，憑藉自己一貫好學的精神和本身的英語基礎，王輝耀一次考過託福，並申請到了加拿大温莎大學獎學金。

就這樣，放棄“鐵飯碗”的他，帶着一腔熱忱，從北京到上海，從上海到舊金山，再從舊金山轉飛紐約，紐約飛到多倫多，經歷兩天一夜，第一次踏上了異國他鄉的土地。

在那裏，王輝耀住過馬路邊的房子，一張牀墊、幾平米的客廳就是“家”；也常常囊中羞澀，徒步去離學校很遠的超市買便宜的用品；捨不得打國際長途，只能寫信，常常還沒收到家裏的回信，就又寄出去了一封。因此被人叫“中國來的窮學生”。

時隔30多年，王輝耀依然記得國外老師和同學對中國的偏見，“你來自紅色中國？你們國家有飛機嗎？有電燈嗎？”他回答説：“現在你們國家有的，我們國家都會有，將來你們國家沒有的，我們國家也會有。”

王輝耀很“爭氣”。他用一年時間學完了別人兩年才能學完的課程，在次年夏天順利拿到MBA學位。緊接着1985年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三年後一畢業就進入外企並擔任管理職位。1993年回國創業前，他還通過公開競聘，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魁北克首席經濟代表。

王輝耀從加拿大温莎大學研究生畢業

在國外摸爬滾打多年，王輝耀終於把自己打造成了深諳中國國情又受過西方教育，並且懂得國際商務的稀缺人才。2008年，他創辦了CCG。同年，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為主題的北京奧運會召開，向世界宣告中國硬實力崛起，中國的軟實力也要跟上。王輝耀認為創建智庫有助於中國提升軟實力。

智庫職能的核心在於影響和推動政策，在他的領導下，CCG每年向國家有關部委提交上百份建言獻策報告，得到幾十次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王輝耀也於2015年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成為唯一一位來自社會智庫的國務院參事；國際輿論場上，王輝耀也頻頻亮相，回應各方對中國的關注。CCG也連續四年位列全球百強智庫，2018年成為唯一入選聯合國特別諮商地位的中國智庫。

CCG北京總部辦公室的牆上有一句標語，“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以中國智慧，為全球獻策”。而兑現這一使命和宗旨，王輝耀認為國際化人才是核心，而佔據全球最多人數的中國留學生就是一個得天獨厚的人才庫。

王輝耀在“重啓與重塑”中美關係與全球治理雲論壇上發言

“中國的留學生還不夠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下，中國的留學生還應該到世界更廣闊的地方去。”王耀輝説。

楊瀾：北京申奧、“日本女孩”和27歲的蜕變

1993年，當王輝耀看到快速變革的中國而選擇回國創業時，楊瀾正在計劃“去看一看一個更大的世界”。

事實上，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回看1993年時會發現，許多看似不相關的事件卻有着必然的聯繫。

這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帶起改革開放的新一波浪潮，留學政策也進一步放寬，“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正式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

這一年，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風靡全國；

這一年，連續三年申請學校、又因籌不夠學費而出國受阻的俞敏洪，創建了新東方學校，在34個城市建立了英語學校和其它學習中心；

這一年，楊瀾參與了北京第一次申奧。第一次去歐美國家，看到西方媒體在新聞報道上對中國的成見，她才意識到“我們對世界的瞭解太少了，世界對中國的瞭解也太少了”。

結束這一次申奧之旅，從蒙特卡洛回來後，楊瀾一頭扎進了留學的申請準備中。在工作之餘，楊瀾每天捧着一本單詞集從A到Z反覆背。一年後，她帶着大學幾乎全優的成績單和託福將近滿分、GRE 2200多分的成績，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攻讀國際傳媒專業。

楊瀾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畢業

楊瀾的身上有很多標籤——主持人、媒體人、企業家、慈善家，還創造了中國電視發展史的多個“第一”。這些成就的取得，或許可以從她在1994-1996年那兩年的留學經歷中追本溯源。

在哥大時，她就與班上其他同學不一樣。楊瀾在留學前已經是知名電視節目《正大綜藝》的主持人，在國內擁有上億觀眾。同學不解：“我們讀書是為了能夠找到這麼多觀眾，你已經有了，為什麼還要讀書？”楊瀾的答案是：“我想更好地服務我的觀眾。”

當時她就清醒的認識到，傳媒不是一個簡單的信息傳遞和播報，而需要跟自己的受眾建立起一種非常深刻的信任關係和情感共鳴。

楊瀾渴求在更廣闊的傳媒世界尋求突破。研究生期間，她一心撲在學習上：在課堂上，她意識到，只是會聽還遠遠不夠，要學會提問和表達，“課堂討論的分數可能影響你的成績”；在實踐中，她認識到，曾經的主持工作只是一個信息的合成者，而真正的傳媒人，首先應該學會拿到一手資料……兩年的學習當中，楊瀾不斷的汲取知識、理念和經驗，也在與不同國家同學的交流中打破偏見。

楊瀾告訴我們，留學期間很多人會把她認成“日本女孩”。因為在同學們眼中，中國的留學生是不太注意穿着的，而楊瀾的穿着總是大方得體；不僅如此，在他人眼裏，中國的學生只會學習，而楊瀾則憑藉外向的性格和溝通能力和很多外國同學打成了一片。

在美國讀書時的楊瀾

畢業前夕，楊瀾開始轉型做起節目製作人，利用業餘時間和留學的便利條件，與上海東方電視台聯合制作了52期的《楊瀾視線》，首次採訪了亨利·基辛格、沃爾特·克朗凱特等名人，推出第一個面向中國觀眾的、關於百老匯的專題電視紀錄片，由此完成了她從單一電視主持人向節目製作人的成功轉型。

接下來，楊瀾的人生就如大眾所熟知的：回國後加入鳳凰衞視，參與了香港迴歸的高端訪談系列節目，1998年推出大中華區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訪談欄目《楊瀾工作室》（後來的《楊瀾訪談錄》），兩年後又創建了大中華區第一個人文紀錄片頻道陽光衞視。這似乎印證了當年她畢業時《紐約時報》的報道預言：“27歲的脱口秀主持人將改變中國電視”。

隨後楊瀾又逐步進入企業家、慈善、女性議題等領域，真正朝着她在學生時代立下的誓言前進，“過一個充滿冒險的、豐富的一生”。

2015年，楊瀾以北京冬奧申委總策法務部負責人的身份參與到北京申冬奧的工作中，現場陳述環節更是用流利的英法雙語驚豔了全世界。三次參與北京申奧，楊瀾感慨良多，她發文表示：這20年的時間裏，中國發生了太多的變化，而最大的變化，是人的變化，是觀念的變化。“過去我們渴望得到世界的認可，今天有更大的自信和能力引領改變。”[3]

楊瀾

有意思的是，楊瀾的兒子也去了她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讀本科，學習視覺藝術和藝術史專業。她把這稱為“一個新輪迴的開始”，不僅是代際之間的輪迴，更是時代特徵下留學變化的註腳。

這恰好與俞敏洪多年來對留學變化的觀察對應。在俞敏洪看來，現在的留學生有三個變化，首先是留學的低齡化趨勢凸顯，八九十年代主要是本科畢業後去留學，如今出國留學讀本科和高中佔比最高，分別為55%、21%，“他們為留學做準備就更早”；其次，留學越來越大眾化。在2019年留學家庭中，43%來自普通家庭，超過了35%的中層領導和22%的高管。在2015年普通家庭只佔29%；另一方面，現在的留學生所學專業更加實用，而且是自己熱愛的事情。

高宇同：高中留學、自主創業和“HBS裏的中國案例”

易思匯的創始人高宇同是新生代留學生的典型代表。

今年剛滿27歲的高宇同，19歲時創辦了中國最大的留學繳費平台易思匯，並已完成近億元B輪融資。此前還獲得來自於IDG資本、真格基金、China Equity等多輪總計上億元的投資。

他的多次創業都是起於留學期間。

2008年，剛升入初三的高宇同，已經開始為一年後出國讀高中做準備了。每天放學回家寫完作業，就開始學英文、練口語、準備美國高中的入學考試（SAT），一直學到凌晨2點，早上6點再爬起來去上課。

“那一年我真的努力到感動我自己。”

高宇同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他從幼兒園開始就住校，初中開始自己租房。決定出國上學這件事，也是他自己拿主意。“當時我爸媽只有一個要求，去美國讀高中，必須去一所與我所讀的首師大附中創新實驗班是同等級別的學校。”

由於備考只有一年，高宇同對入學考試的內容又不熟悉，托福考了10次終於拿到了比較理想的成績。最終，在一番努力後，高宇同考取了美國中部一所著名的私立寄宿男校，而就是這所學校成為他日後創業路上的“伯樂”。

2009年，高宇同入讀美國高中。次年，中國GDP總量正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之而來的留學潮，讓中國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留學生的年齡也越來越小。

高宇同

高宇同身邊有很多高中就出國讀書的朋友和同學。對此他表示，“老一輩留學生是出國求學，把高精尖的技術帶回來，現在我們是傳遞文化，去交流文化的。”

同時高宇同還提到，現在的年輕人去歐美國家留學，在精神面貌上會有新的形象，不會自卑，不會不敢發言，提到祖國就是“我來自中國，我很自豪”。這些年輕人跟國外同學的共同語言更多，交流的內容也不只在學業，還有興趣愛好等。高宇同就是因在一場高爾夫球賽中的出色表現，贏得了對手尊重，並在三個月內憑藉網球、游泳等方面的特長獲得了不少“鐵桿粉絲”。

這種底氣和自信，不僅讓高宇同在高中成了風雲人物，甚至在2013年考入南加州大學後都非常“吃得開”，他擔任中國學聯主席，組織了各類國際學生的文化交流活動，讓一部分中國學生瞭解到更加廣泛的世界文化。在校期間也多次嘗試自主創業，為日後創辦易思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彼時，國內創新創業的風氣溢出海外，早就飽受留學生繳費難困擾的高宇同發現了創業機會。在過去，中國學生留學交學費只有通過銀行電匯一種方式，楊瀾也在我們採訪時提到去銀行開賬户的尷尬，“手續費高、填寫內容多、全英文錄入，操作非常繁瑣”。在這種情況下，易思匯應運而生，它不需要銀行的中間環節，直接搭建線上平台，用户最快只需3分鐘就能完成在線提交。

目前，易思匯服務已覆蓋全球80多個國家1300餘所院校，2019年新增用户10萬餘人，覆蓋了每年出國15%左右的新生羣體。

現在的高宇同仍覺得自己有一股衝勁在身上。由於成功的創業經驗，2017年本科畢業後，他被哈佛商學院（簡稱“HBS”）破格錄取，也是在那裏他再一次意識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迅速提升。他告訴我們，HBS都是案例教學，這幾年40%是中國的企業案例，“而且案例還在不斷更新”。

高宇同在哈佛商學院

在HBS上了一個學期後，高宇同再次申請休學，回到中國和小夥伴一起創辦了埔思學院。每年寒暑假邀請海外在讀的中國學聯主席回國，食宿全包，帶他們到華為、小米、比亞迪、大疆等頭部企業參觀學習。目前埔思學院已辦了六屆主席班，影響了1500位學聯主席。而他們回到留學所在國，通過舉辦分享會或創意大賽，給更多留學生帶去的影響還在發酵中。

“留學生是傳遞中國文化最好的種子。”高宇同説。

“出國留學，什麼時候都不晚”

2021年11月17日，俞敏洪在位於中關村的新東方辦公室，接受了ETS頒發的入選“託福中國40年40人”榜單證書。該榜單表彰了託福進入中國40年來40位各行各業有代表性的留學生及對促進國際交流和國際教育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士。

對此，俞敏洪謙虛地表示，“經過托福考試出國留學又回來的優秀留學生遠遠不止40人，而我沒有留學經歷，是最不應該被放進去的，更應該選那些從國外學成歸來，又做出了突出貢獻的人。”

俞敏洪為更多出國留學的人“造夢”。圖為上世紀90年代俞敏洪在課堂上

近些年來，隨着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漸提升，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整體發展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回國。數據顯示，1978～2019年度，在656.06萬各類出國留學人員中，490.44萬人已完成學業，其中有86.28%的人選擇完成學業後回國發展**[4]**。

更重要的是，擁有國際視野的海歸發揮的能量非常大。據CCG發佈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而相對早年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集中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創新創業領域。

俞敏洪認為，從長遠來説，留學對於國家是有好處的，因為它是雙向培養人才。留學如今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它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這種交流與融合建立在語言交流之上，又遠遠超越語言範疇。

“只有留學才能融入當地社會，才會有互相之間的文化認同。”俞敏洪説。只有流動起來，才能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國際文化和國際眼光的國際化人才。

從王輝耀、楊瀾到高宇同，他們身上映射了國人40年出國留學不同年代不同特徵的影子，而隨着時代的發展，整個社會對留學生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

王輝耀説，由於中國發展跨度變大，新的敍事沒跟上，造成國際上對中國的誤解越來越多，因此對了解彼此文化的國際化人才的需求更多。尤其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留學目的地應該更多元。他提倡讓更多學生到非洲、南美、大洋洲、中東等地區的國家去留學，中國需要和更多元化的世界融合。

楊瀾認為，相對於傳統的科技領域，人文領域的人才同樣重要。現在國際輿論場上，中國的文化話語權還沒有和應有的實力相匹配，這跟缺乏這一領域的人才有關。

年輕的高宇同已經意識到，只要不停地去講、去説，從各個側面和國外友人分享國內的變化進展，久而久之總有一天會改變別人的看法。

歸根結底，現在的中國留學生數量還是非常少，在很多領域他們仍能發揮作用，且大有可為。對留學生來説，出國留學的夢想在什麼年齡都能實現，在人生中不同階段的留學也會從不同的側面支持國家發展，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當然，俞敏洪自己也沒有完全放棄出國學習的打算，“出國留學，什麼時候都不晚。等再過幾年，希望去兩三個國外大學遊學一到兩年，因為我比較喜歡讀書、喜歡寫東西，所以去遊學的話，應該是可以產出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俞敏洪説，這個夢想是一定是要去完成的。

託福和GRE已陪伴中國留學生走過了四十個年頭。俞敏洪、王輝耀、楊瀾、高宇同他們各自與留學有關的故事，以及在促進國際交流和國際教育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激勵着成千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在世界各地學習不同國家的知識，體驗不同的文化，並傳播中國文化，為增進中外溝通和理解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也為中國下一個一百年的發展貢獻着自己的力量。

文章選自中國新聞週刊，2021年12月11日

CCG 圖書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説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於“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敍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台，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於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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