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 一箇中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 | 文化縱橫_風聞

一箇中國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過程

✪ 章開沅 | 歷史學家

(應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南京大屠殺60週年全國聯絡會、亞太地區戰爭犧牲者追思銘心會、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國人戰爭被害者要求支援會、歷史教育者協議會、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等民間團體聯合邀請，章開沅先生於1997年12月11日前往東京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60週年紀念會與國際研討會。以下為章先生在研討會上的演講，節選自《章開沅文集》第九卷167-170頁）

(章開沅先生參加南京大屠殺證言集會 /《人物》雜誌)

1995年是《馬關條約》簽訂10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許多人都在為此作深沉的歷史反思。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在千年以上的古老歲月中，充滿着友好交往的甜美回憶。按照一些日本學者的説法，日本文化早期的發展中就曾飽含着中華文化乳汁的滋潤。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又曾被幾代先進的中國人奉為變法圖強的楷模，甚至到現在不少學者仍把日本當作亞洲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成功範例。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事物的另外一面。歷史的事實昭示，正是現代化的日本給亞洲鄰國不斷造成災難，而首當其衝的便是朝鮮與中國。從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裏，日本連續向中國發動三次大規模侵略：第一次侵佔了中國台灣；第二次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第三次從華北打到華東、華南，乃至華中、西南，野心勃勃地企圖一舉滅亡中國。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曾經長期親身經歷日本侵華之苦。我們剛會唱歌，老師教的就是那首：“九一八，九一八，在那個悲慘的時候。”我們剛會作文，老師出的題目就是：“給華北前線抗日將士的慰問信。”日本侵略者的可怕魔影，時時困擾着我們幼小的心靈。

1937年秋天，我剛剛進入初中，戰爭的烽火就驅使我匯入西遷的難民潮，離鄉背井，遠赴四川，開始了整整8年顛沛流離的窮苦生活。可以説，我的童年的金黃色的夢，就是被日本侵華戰爭粉碎的。當年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他們當今的少數衣缽繼承者，經常掛在嘴上的所謂“共存共榮”、“互相提攜”乃至“大東亞共榮圈”等等“美妙”口號，對我們這一代人只能引起痛苦的回憶。

但是，説來令人難以置信，過去我一直不大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實際情況。這是因為我長期住在四川貧窮的農村，特別是在1943年以前，看不到報紙，聽不到廣播，幾乎與世隔絕。其後雖然年事漸長，見聞漸增，但又苦於失學失業，為生存而掙扎於社會底層，自然也很難了解數千裏以外的南京發生過的事變。及至1946年秋天進入南京金陵大學，這才對南京大屠殺略有所聞。但當時政府的腐敗已經達到頂點，通貨膨脹與物價飛昇使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我們這些大學生全心全意投入民主運動潮流，自然也顧不上深入瞭解南京大屠殺的實際情況。

1949年以後，世界和中國的變化太大，隨着日本的戰敗與和約的簽訂，人們對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悲慘往事，實際上已經逐漸淡忘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作為一個戰爭損失慘重的被侵略國家，以極大的寬容對待發動侵略戰爭而又失敗了的日本。但是，有些日本人卻未能真正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他們不甘心於失敗並且總是妄想重圓當年稱雄亞洲、爭霸世界的美夢。正是他們，千方百計推卸侵略戰爭的責任，美化當年軍國主義的罪惡行徑，一又一次重新揭開歷史的傷疤，不斷挑起國際性的爭論。嚴酷的現實教育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也不容許篡改歷史。而作為歷史學家，更應捍衞歷史的真實、歷史的尊嚴。

當然，上述這些日本人畢竟是極少數，儘管是具有相當活動能量的少數。據我所知，絕大多數日本人是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因為他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我有許多日本學術界的朋友，他們都具有高尚的學術良知。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戰爭期間曾經被迫參軍侵華，當時還是天真無邪的青年學生，是被徵召充當炮灰的倖存者。戰爭責任本來不應由他們承擔，但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卻使愧疚像夢魘一般終身纏繞着他們，每遇適當時機總要揭示歷史真相，並且公開表明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歉意。我還有一批戰後成長或出生的日本同行，他們雖然沒有戰爭的親身經歷，但是也同他們的前輩一樣英勇地挺身而出，為抵制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的誤導，為揭露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侵華日軍各種暴行進行不懈的鬥爭，有時甚至受到右翼分子附有子彈的信件的威脅。

正是由於這些負面的和正面的因素的影響，我於1988年5月參與了紐約地區對日索賠會的發起與創立，並在旅美3年期間積極參加了該會組織的一系列捍衞中日戰爭歷史真相的學術活動，包括1991年12月12日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的大型集會。在此期間，還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保存的“貝德士文獻”中，發現了一大批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後改名“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檔案文獻，還有貝德士和國際委員會其他成員的許多私人函件，都如實地、詳盡地記載着當年日軍在南京的各種暴行。可以説，直到此時，我才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有了比較真切的瞭解。貝德士是我在金陵大學歷史系讀書時的美籍業師，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及其以後積極參與國際委員會的各項難民救援工作。由於他是國際委員會的最後一任主席，所以該會大批檔案便保存在他家中，並於1950年隨身帶回美國。據我回憶所及，在我就讀金陵大學的兩年多期間（1946年－1948年），無論課堂內外，他都未曾向我們談過這些痛苦的往事，雖然其間他曾先後出席過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一案的審理。我所記得的只是貝德士教授那肅穆而凝重的表情，彷彿在心靈上經常承受着沉重的負擔。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在經過那慘絕人寰的浩劫之後，恐怕都會在內心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痛苦回憶。

戰爭本來是殘酷的，在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征服者的一方，更易於把平素隱藏着的獸性和各種卑劣情慾表露無遺。但正如梅汝璈這位國際知名的法學家所曾指出，南京大屠殺“狂虐殘暴的程度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人們有理由追問：何以如此？

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

其一是日本的戰爭方針是以速戰速決瓦解中國的持久抗戰，侵華日軍在南京的瘋狂屠殺，其用意就正如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衞文麿所説的：“把中國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於摧毀他們的戰鬥意志。”

其二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長期軍國主義教育，把日軍業已訓練成為忠於天皇和盲從上級的戰爭機器，而士兵僅有的若干人性在這部機器的飛快運轉中已經消磨殆盡。因此，只要出征稍久，疲憊勞損，而紀律又稍有鬆弛，他們就會盡情宣泄無惡不作的獸性。

其三還有社會歷史文化方面的根源。明治維新思想教父福澤諭吉率先提出的“脱亞論”，明確主張脱離野蠻落後的亞洲，仿效與追隨先進文明的西方，並且用歐美國家同樣的方法來對待亞洲國家。因此，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同時也就是侵略、壓榨其他亞洲國家的過程，日本的富強之中飽含着亞洲眾多鄰國人民的屈辱與血汗。為了擴張所謂“生存空間”、“政治舞台”的需要，日本統治者更渲染種種傳統神話，把大和民族吹噓為優秀的神聖族類，承擔着“解放”和“主盟”亞洲並進而爭霸世界的天職。因此，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灌輸形形色色輕蔑、敵視中國人民的思想，戰爭期間甚至公然把中國人民視為動物，可以任意燒殺淫掠。

以上這些原因，不僅説明了當年何以會出現南京大屠殺那樣慘絕人寰的暴行，而且可以説明以日本至今仍有少數朝野人士拒不承認戰爭責任，因此更談不上認真反省歷史教訓並向亞洲各受害國家人民道歉，而掩蓋歷史真相乃至歪曲、捏造歷史乃是他們慣用的伎倆。至今，我仍記得貝德士在1938年1月10日一封信上説過的話：“如果事實説明了一個現代軍隊（一個欺騙的宣傳掩蓋其罪行的軍隊）的種種野蠻行徑，那就讓事實説話吧！”他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和國際委員會其他好幾位成員，在繁忙的難民救援工作之餘，逐日逐事誠實地記錄日軍暴行，不斷地向日軍提出抗議，並且通過各種渠道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虐，伸張正義，譴責邪惡，而這些記錄現今便成為本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50年後的今天，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但是戰爭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戰爭在世界許多地區仍然連綿不絕，人類仍然免不了自相殘殺，而迅速發展的高科技更不斷推進這種殘酷的程度與規模。因此，用歷史來教育人民，喚醒億萬人民反對侵略戰爭並努力消除戰爭根源，乃是我們理應承擔的時代使命。

​本文原載《章開沅文集》第九卷。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