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傑明•斯托拉：二戰期間在法國的印度支那工人_風聞

二戰期間在法國的印度支那工人

Benjamin Stora

一、各種政治勢力共存：民族主義的和斯大林主義的

　　各種政治組織、團體或運動紛紛關注印度支那工人（主要是越南工人）主要開始於1942-43年間。1943年德國當局的報告上説：“戰爭期間，在工廠裏工作的印度支那人完全傾心於共產主義的宣傳，那時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異見。”但也正是從那時起，一切都開始變得不穩定了，等到“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General Delegation of the Indo-Chinese in France）成立時，政見的不和達到了高峯。

　　在二戰前夕，留法越南人的主要政治思想來自於法國共產黨和民族主義，謝秋杜領導的託派只是在越南本土有些影響。

　　在法國被德國佔領之前和期間，“留法越南人友好協會”（the Vietnamese Friendly Society in France）一直座落在巴黎第五區的Jean de Beauvais路11號。這個社團的宗旨就是相互幫助，大家聚在一起通過討論自己的國家，使自己能夠找到家的感覺。其負責人是陳佑方（Tran Huu Phuong），是一名工程師，天主教信徒。那些拒絕接受殖民當局宴請（尤其是春節宴請，屆時可享受豐盛的大餐，這在艱難時局裏是相當誘人的）的民族主義者們就聚集在協會里。這些民族主義者雖然都在法國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心裏依然仇視這個佔領祖國80多年的敵人。他們的目標就是爭取越南獨立，為此他們堅守着越南民族主義的光榮傳統，以此激發他們的鬥志和激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民族主義者就曾在1925-26年間在安南北部成立了一個秘密團體—“新越南革命黨”（Tan-Viet Cach-Mang-Dang），其成員主要是政府低級職員和小商販；當然最主要的團體就是成立於1927年的東京地區的越南國民黨。該黨在1930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從政治上策反了安南駐中國雲南邊境線的軍隊，並在1930年2月10-11日發動了著名的安沛起義。起義遭到無情鎮壓，村莊被轟炸的夷為平地。幾十名革命者被槍殺，其中包括國民黨領導人阮太學（Nguyen Thai Hoc），更多的人則被監禁。國民黨遭到解散後，其成員就轉向了個人恐怖主義，其勢力也僅限於個別地區。政治鬥爭的下一階段就轉由印度支那共產黨來領導了，尤其是託派領導的“鬥爭報派”，它在1937年爭取到了有效的政治鬥爭領導權。不過越南民族主義的傳統依然繼續存在，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非常流行。法國被德國佔領期間，有一些越南民族主義者認為爭取越南的獨立，只能寄希望於法國的敵人了，他們搬出來老的格言為自己辯護：“我們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去求助於德國和日本。從1942年起，他們團結在Nguyen Khoa 和Nguyen Khac Vien的周圍，“主要是些民族主義的學生，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包括Hoang Xuan Nhi，現任河內政府的智囊）得到戈培爾（Goebbels）的獎學金去德國留學。”由於受其職業和未來“光明前程”的願景影響，這些民族主義者把政治看作是“政治精英之間高端對決的遊戲”，它們幾乎從未想到過那些在法國南部集中營裏拼命勞動的工人同胞們。這些工人們雖然也信奉民族主義，但其觀念確不是來自於這幫知識分子，而是來自越南長期以來一直進行的反抗殖民佔領的鬥爭傳統。

　　法國共產黨對越南同志的絕對控制在二戰開始之初就開始無效了。這是因為它奉行了“民主對抗法西斯主義”策略，這一政策就是建立人民陣線。1937年12月法共九大上其書記Maurice Thorez在其《法國人民陣線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報告中公開宣稱支持法國的殖民帝國：“當前最緊要的問題就是和法西斯作堅決的鬥爭，殖民地人民應該和法國人民站在一起，否則就是幫助法西斯主義。”

　　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幹部們緊緊追隨着法國共產黨，向在越南移民們宣揚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加強和鞏固人民陣線聯盟，一切都服務於人們陣線，一切事情都要通過人民陣線”。但越南移民卻並不領情。巴黎的《Appel》雜誌（與鬥爭報派成員有來往）在1936年12月寫道：

　　“以前越南發生的哪怕是最輕微的羣眾運動，都能在越南移民中引起最熱烈而豐富的討論，但如今這種情景再也見不到了。……如今隆隆的戰鼓聲已經把越南移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人們不願意討論的話題。正是由於對戰爭的恐懼，在‘戰術’藉口的名義下，他們讓人民保持了沉默。現在如果説殖民問題還會被提及的話，那也只是僅僅因為當戰爭機器開動時，殖民地能夠在經濟和兵員上為母國提供支援。……這是多麼可悲的一種國際主義論調呀！（精英們的願望，違背了大眾的意志）”。

　　曾經在創建革命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越南移民這次對第三國際的命令保持了沉默。1941年7月29日法國和日本政府簽訂了西原-達蘭協定（Kato-Darlan），使得日本軍隊可以進駐其殖民地，並承認了“共同防衞”的原則。隨後大批日軍登陸印度支那南部。此時印度支那共產黨及其在法國的幹部更甚於以往地支持“民主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策略。他們與以德國和日本為敵的同盟國站在了一起，不敢提及殖民地問題，誰要是抨擊殖民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幫兇”。

　　黃同青説：“現在絕大多數的越南人和殖民地居民已經深深體會了法國和英國殖民壓迫的感覺了，但卻還沒有體會到德國和日本的殖民壓迫會更慘。因此在越南人民中進行宣傳時，如果不譴責他們日常生活中一直遭受的法國帝國主義的話，宣傳就不會有什麼效果。只有反殖民的口號才能打動人民。”

二、託派在印度支那工人中的活動

　　託派正是由於堅定不移地高舉反殖民主義和反法西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大旗，從而獲得了超乎想象的民眾認可。

　　託派組織一直以來都在關注越南問題，他們也在努力影響那些留法的越南知識分子。黃同青就是較早加入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越南人，並和越南的託派組織建立了聯繫。黃同青自傳上的簡歷既可以讓我們看到一批越南人轉向反殖民主義、投身政治活動的過程，也讓我們瞭解到了託派在越南的組建情況。

　　黃同青1918年出生於平定（Binh Dinh）省的Tu-My村，父母是農民，他是家裏的第七個孩子，其兄弟有好幾個都參加了革命，尤其是他的哥哥黃同文（Hoang Don Van）：“我想起了他對我説，皇帝是個可悲的人，他去法國期間被拖入了泥潭。他説的是保大皇帝，在1926年即位，年僅12歲，完全是個傀儡。我哥哥的這些強有力的話讓我父親感到害怕。我父親在年輕的時候親眼見過殖民當局的鎮壓活動，幾十顆人頭被沿街掛着，或者被拿着在村子裏遊街。我哥哥的話是很有分量的，但他還嫌不夠，他加入了一個革命組織——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即 Thanh Nien 青年），是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前期籌備者……1930年代初他秘密前往中國廣州參加印度支那共產黨的組建。他爬上一艘貨船，藏在了煤炭包中間，結果竟然到了香港。警察沒有發現他的這次行動，要不然他就得坐牢20年。”

　　黃同青是小學畢業，這在當時也是值得驕傲的事情，畢竟35個學生裏只有一兩個人能拿到小學畢業證書。雖然他對政治很敏感，也在讀Jean Jaurès的《法國社會主義革命史》，但他哥哥黃同文卻勸他繼續讀書。由於他喜歡數學，在1933年他考入了西貢的Huynh Kuong Minh 學院。正是在這所學院，一次有決定性的會面決定了他的命運和政治偏好。他的歷史與道德教師是謝秋杜，他是正在籌備中的鬥爭報派的成員，也是第四國際越南支部的負責人。聽着謝秋杜熱情洋溢的課程，黃同青對託派產生了好感。成立於1932年1月的東京地區的託派組織當時非常弱小，8月9日其成員幾乎全部被捕，直到1933年5月1日才被釋放。但該組織很快就煥發了生機，在5月份的西貢市政選舉中，他們以《鬥爭報》這份雜誌為核心，建立了一個團結的組織。鬥爭報派的候選人和阮文孝（Nguyen Van Tao）領導的斯大林派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從這時起一直到法國人民陣線執政期間，託派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些幹部以《鬥爭報》為陣地，團結協作地反對殖民主義，在越南民眾中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後來斯大林派在殖民問題上的退縮破壞了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鬥爭報派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1937年6月14日召開。與此同時期，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發表“消滅託派”的演講，隨後莫斯科審判開始了。越南託派在謝秋杜的領導下控制了《鬥爭報》。

　　黃同青在1937年離開西貢到巴黎中央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在這裏他和法國託派建立了聯繫，並經常閲讀《真理報》（La Véritè）。黃同青在維希政府時期開始秘密政治活動的，起因就是他的一個猶太朋友被關進集中營，後來全家被害於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他就開始努力幫助那些逃亡而來的越南工人和士兵，幫他們找住處和工作。

　　和他一起從事秘密活動的有一個人叫Claude Bernard，大家叫他Raoul，是法國託派組織國際共產主義委員會（the Comité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r，簡稱CCI）的幹部。兩人是在1940年認識的，當時Raoul是哲學系的學生，和他在一起的還有Iraqi Joume，巴勒斯坦阿拉伯委員會（巴黎）的創建人敍利亞的Hair ud-Din Hakki，以及後來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Brahim Mirza。後來他們兩個又多了一個幫手Nguyen Duoc。他們三個人成了奔走於巴黎和法國南部集中營之間的主力，負責進入集中營和逃亡過來的越南工人與士兵聯繫、接頭，並將他們組織起來。1953年12月黃同青和Nguyen Duoc正式加入了第四國際，並分別使用了Gilbert和Pierre的假名。

　　逃亡過來的越南人中，那些農民、工人和士兵大部分都是文盲，這使得託派甚至連最基本的政治宣傳工作都很難開展。因此他們不得不首先承擔起碼的教育工作。

　　他們利用“越南人友好協會”在Jean de Beauvais大街的辦公設施，在1943年夏天成功印製了第一批秘密宣傳冊，上面説：“反對殖民主義就是反對法西斯，因為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説都意味着壓迫，正是這種以各種形式存在於各國的法西斯主義，才是野蠻掠奪和剝削的温牀。”他們的第二份秘密宣傳冊是反對德國黨衞軍（Waffen SS）在印度支那移民中徵兵組建一支“解放印度支那”的軍隊。 Raoul在其向國際共產主義黨（CCI的前身）殖民問題理事會的內部報告中談到：“毫不誇張地講，正是由於我們的堅決反對，是這次徵兵活動失敗的重要原因。德國人只招募到了40個人。我們是積極站出來反對這股徵兵潮流的，雖然有些民族主義者也討厭德國人的伎倆，但他們沒有人站出來進行抗爭。至於知識分子，他們中有許多人是親日派，甚至藉此機會選擇去德國進行深造。”

　　這些工作使得託派加強了和那些民族主義戰士的聯繫。在1944年春，一批曾經熟知託派活動的越南人從法國南部的集中營逃到巴黎加入了“越南人友好協會”，他們中間有三個人擁有越南高中的學歷，曾在集中營被任命為“羣眾領袖”。他們的到來加強了巴黎左翼民族主義戰士分子的力量，他們發起組建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直到納粹戰敗前夕及法國工人爭取解放的罷工運動興起之時，託派組織在裏也只有15名越南骨幹成員，但是他們的口號—“反對法西斯，反對各種殖民主義”卻贏得了廣泛的認同。“這種國際主義理念為所有越南工人指明瞭方向，我們在恰當的時間播出了好新聞”，“在殖民政府鼓吹的恐怖氣氛下，這種理念為‘政治’、‘政治活動’和‘政治犯’這些詞以及其所指的對象在人們心裏贏得了巨大的聲望。”正是他們長期、有耐心的細微組織工作，才使得小小的託派組織能夠在即將到來的局勢裏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説，“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的成立，正是他們兩年多來政治活動的成果。

結果：“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的成立

　　在德國人開始遭受軍事上的挫敗後，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戰役被視為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法國全境爆發了一連串的反對強迫勞動的罷工浪潮。到1944年時，維希政府事實上已經在各地都無法維持統治了，德國軍隊也越來越沒有力量保護法國的資產階級了。在納粹的鐵蹄下，被關押在法國南部集中營裏的越南工人也越來越難以忍受納粹毫無節制的剝削了，於是抗議食物供應短缺、勞動時間過長和生活環境惡化的罷工運動爆發了。德國當局非常焦慮，在1944年3月其檔案披露：“必須嚴密監視這些外國工人，怠工現象太難控制了。”

　　1944年5月在法國馬賽發生大罷工期間，身在德國Todt組織（德國組建的用來奴役外國勞工的機構）的40名印度支那士兵和法國工人站在了一起。6月初Mazargues集中營裏的印度支那工人還發起了抗議減少食物供應的罷工運動。集中營的法國官員Yung威脅他們説，如果繼續罷工就讓德國軍隊槍殺200多人。但工人們繼續堅持罷工，並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到了1944年初，由國際共產主義委員會（CCI）和國際工人黨（POI）合併成立的新託派組織國際共產黨（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Party,PCI）也面臨着諸多新的任務，自二戰開始到1944年6月託派的整個未來架構也逐漸清晰了：“第四國際的政策是堅定不移地認為，要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就需要在此期間組建工人委員會來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斯大林派的陰謀。”

　　他們組織工人建立委員會，家庭主婦也參與進來，還組建了地區一級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把工作轉向印度支那工人是在1944年8月11日。這時候正處於德國人已經撤離但盟軍尚未到來的時期，巴黎有10個工廠的工人在PCI的組織下佔領了工廠。在這歷史性的轉折點上，他們在8月11日的會議上做出了一項重要的決定：

　　“鑑於當前局勢，維希政府已經垮台，統一的政治勢力尚未形成，我們決定發起成立一個組織，統一代表在法國的印度支那人。這個組織要完全獨立於殖民事務部（Colonial 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務中心（Native Workers Service）。但前提必須是我們要以集中營為基礎組建委員會。”

　　在迎接解放的熱情氛圍中，巴黎一些小的越南人團體非常活躍，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聯絡工作重新開始光明正大了。大多數越南人都是很驚訝地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人在為印度支那的獨立和自由一直秘密戰鬥着。在“越南人友好協會”的組織下，9月16日在其總部（Jean de Beauvais路11號），有200印度支那人蔘加並選舉了一個代表在法國越南人的臨時委員會——Tong Vy-Ban Daidien Tam Thoi：“這時候我們剛剛從蓋世太保的恐怖中解脱出來，只敢使用Vy-Ban（委員會）一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委員會有15名成員，其中有一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一個“進步牧師”Luan，雖然只有兩個託派成員，但卻獲得了廣泛的認可。他們的職責就是籌備一個代表集中營工人和士兵成員的大會。這一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法國南部，整個1944年10月有成千上萬的越南人在馬賽、索爾格（Sorgues）和貝爾熱拉克〔Bergerac〕參加會議選舉代表。很快代表名單就起草完畢，附帶的還有人們要求被遣送回國的強烈要求，以及享受“民主、自由權利”的渴望，這暗示了人們要求印度支那獨立的願望。“這遠遠超出了我們最初的想象”。

　　1944年11月在阿維尼翁（Avignon）召開的一次民族會議，所有聚集在巴黎的代表們按照1:5的比例進行了再次選舉，成立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如果有人敢對本代表大會進行絲毫的攻擊，我們就將發起大罷工。在Tran DucTao被抓這件事上，你們想必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力量。從今以後集中營裏的工人們已經能有效地進行自我管理了，他們將在內部享受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

　　而共產黨的幹部們則從一開始就敵視這些行為，後來乾脆打着“生產第一、需求其次”的旗號公開反對。在法國斯大林派看來，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重樹“政府的權威”，維護法蘭西帝國的完整。

　　在1944年11月，法國託派《人道報》發表Magnien的文章説：“我們必須招募、並武裝那些在1939年被帶到法國的印度支那人，大約有2.5萬人，他們在那裏繼續承受着壓迫……我們應該把這些人培養成能聯絡法國和印度支那關係橋樑的革命者，以後好成為解放自己祖國的戰士。”

　　這一策略在集中營裏不會遭致憤怒和蔑視，反而還能擴大託派的影響。他們發現：“這些人都非常希望成為解放祖國的戰士，但卻不想為那些壓迫他們的殖民主義和資產階級而戰。因此我們認為重新獲得自由的法國人民應該不再充當壓迫者，放棄殖民主義統治，給予印度支那以自由和獨立。”

　　殖民事務部的代表也參加了阿維尼翁（Avignon）的會議，大會的代表們也被政府官員予以接見。面對自己也無法控制的局勢，政府的一位發言人Marcel Aginon接受了這些集中營勞工代表們遞交的抗議當局的請願書。這難道不是一種勝利嗎？既通過鬥爭捍衞了自己的訴求，又超越了以往的組織形式（以羣眾直接選舉的代表取代了工會）。託派就是這麼想的，他們在“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會”成立前夕就毫不猶豫地寫道：“這一次的革命浪潮將不會僅停留在重建工會組織的階段，它還將在新的起點上繼續前進，發展出羣眾自治的組織——委員會和蘇維埃。它們將不會淪落成叛徒們用以破壞羣眾運動的官僚機器。”

　　事實上，後來這些集中營委員會很快都轉成了工會理事會（因為這才是政府承認的組織形式），並在馬賽共同組成了印度支那聯合工會（Indo-Chinese Joint Union）,對外發行一份名為Cong Doan的期刊。不管是由於政治局勢的艱難，還是出現過錯誤和發生過矛盾（畢竟是新生事物，缺乏經驗），才導致這樣的結果，託派這段時期的工作以及它對印度支那工人代表們的影響都是顯著的。也正是有了這些付出，才有了後來第四國際越南支部的建立，也為1945年夏季的印度支那革命培養了一批幹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rotskyism-in-vietnam/a0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