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範精英主義在中國再坐大，有利於走向共同富裕並戰勝美國反華勢力為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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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有（已授權本號發表）

摘要：

如果貧富差距問題不得能到有效解決，中國可能面臨政治和社會動盪的風險的同時，美國則越來越有分裂的風險。

在中國，加快推動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需要警惕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對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甚至對抗的消解，絕不是上佳選擇。歷史上和現實中，精英主義的極致化發展的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國古代家天下化、門閥化背景下的皇帝體制，另一個是當今美國以（個人）自由為名的寡頭化的金錢政治或事實上的大資本家羣體的“垂簾聽政”。

鞏固公有制經濟成分，大力發展勞動者集體所有制經濟和更多關注社會責任的社會企業，並促成民營經濟領域的收入扁平化，同步加快推進反壟斷和反腐倡廉，則將支撐走向共同富裕的勢能發展，以更好重建或鞏固“人民立場”的社會共識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基礎，以使中國力量與中國方案並肩向前。

總之，愛國主義是基石，社會主義是大道，國際主義是對西方中心主義邏輯下的敵對勢力的“降維打擊”。

正文：

共同富裕有多重要？

共同富裕不僅是現代中國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要求之一，也是擁有5000年曆史長河的我國在古代的不少先賢和志士就有的期盼，更是解決世界性週期性危機和實現人類社會長治久安的希望所在——中國人有望在新的時代，在復興中華民族自身、再造中華文明輝煌的過程中，為世界趟出一條創造性的新路來。

這是從長期角度來看共同富裕的戰略性。那麼，中短期角度呢？

筆者認為首先有助於我們更有效應對來自美國的反華勢力的挑戰。當今世界，貧富差距總體上越演越烈；由於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或滲透，以及許許多多的國家或地區擁抱了或嘗試着從英美而來的、實質為強調自由和利潤遠遠大過責任和積累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地方，貧富差距要麼很大，要麼正變得很大。美國和中國，則是世界上，貧富差距現象特別巨大的兩個國家之一。

如果應對貧富差距不力，美國可能面臨分裂風險，而中國則可能面臨嚴重的政治動盪的風險。

值得幸運的是，與美國現今社會幾乎進入病入膏肓的狀態相比，我國以一批傑出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中國核心領導力仍把握着歷史的主動權，並不打算屈服於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導權曲解為過度調控或威權主義的指責，伴隨着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各種艱辛探索，仍力圖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為廣大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公平正義的許許多多的人們寄為理想的燈塔。

從具體的物質性力量對比來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僅從生產力發展階段上來來説，仍具備很強的發展潛能，同時有新中國建國30年打下的堅實根基，加之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和扶貧工作的巨大的歷史性成就——我們作為世界首次，更在去年取得了一舉消除絕對貧困的人間奇蹟，使我們，相對其他主要大國，特別是美國，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佔據了一定的先手。

也因為我們在反腐倡廉和扶貧上，過去不到10年內的巨大成就，以巨大貧富差距為突出代表的一系列社會不公可能導致的政治動盪的風險顯著地降低；至少可以説，顛覆性危險的風險基本已經消退。這些都是值得給予充分正視和肯定的積極面。

但，中國則可能面臨嚴重的政治動盪的風險的警報，恐怕並沒有徹底得到解除。

俗話説：“民以食為天”，又有智者之語：“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從一個側面説明：物質基礎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中佔據着決定性的因素。物質基礎不牢，人們幸福生活的願望就如同鏡花水月。如果鏡花水月般的生活令越來越多的人民不滿，那麼，社會的正義性將受到嚴重的挑戰。而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活的物質基礎水平越來越與社會中財富分配的平衡性相掛鈎，而不與絕對收入相掛鈎，因為：社會中商品的實際總擁有成本，在很多情況下，往往由社會中最富有的人羣來決定，而不由最貧窮者來決定——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最富有人羣還決定了資源的定價權的話，商品的定價機制往往將越來越有利於最富有者，而非最貧窮者。

簡言之，決定人們生活水平的，恐怕不是絕對收入，而是相對收入，相對於最富有者的收入水平；換言之，決定人們生活水平的是貧富差距的真實水平。

這種推論，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恐怕更容易被理解？美國作為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號稱科技和醫療水平世界第一，更兼有“美元霸權”的加持，但在3億左右的人口水平下，死於新冠病毒已在80萬左右，高居世界第一；而我國在14億左右的人口水平下，死於新冠病毒者不到6千人。

何也？關鍵恐在於兩點：1，以中國共產黨本屆中央為代表的領導力量高度負責和有效的領導力；2，大量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這種領導力從何而來？歸根結底，大量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作為經濟基礎，從政治上要求政府的公益性定位，並切實保障了作為中國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及相關聯盟力量的物質基礎。

美國則與此情形大體相反。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國同樣面臨大範圍內的嚴峻的貧富差距問題的背景下，我們的社會更為穩定，我們新冠疫情抗疫行動能夠取勝，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政府都表現得失策或低效的同時，我國的政府運轉堪為典範。

儘管我們奇蹟般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一定範圍內越演越烈的貧富差距，如果不能得到逆轉的話，貧富差距問題將日益消耗或侵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動能和政府的正當性，進而危及作為中國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及相關聯盟力量的領導地位；而伴隨着來自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反華力量日益採取不當競爭甚至無底線競爭，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不得不更多考慮立足國內循環。這就要求我們嚴肅對待貧富差距問題。實際上，有效的進一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恐怕更是破解國際上對我國敵對勢力的最佳戰略；一旦我國不再受貧富差距問題困擾，世界人民將更多和更好地感受到中國和中國人的力量。

幾年前中央即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無疑是明智的。而今年以來，中央更旗幟鮮明地主張加推推進共同富裕，正是對這一判斷的更具像化落實。

由此而言，如果我們繼續沿着十八大以來的正確路線奮力前進，久久為功，我們將在應對貧富差距上做得越來越好，將實現“一石數鳥”之功：不僅在改善民生、提升中國國家形象等政治和社會緯度有所發展，也在經濟結構優化和提振內需等經濟和生產力角度有所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美國相比，將進一步加速出現實力此消彼長的態勢；而世界上的更多人民和團體將站在支持中國的一邊。

那麼，為何要提，中國努力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警惕精英主義？

現代中國的進取與振興往往是與革命歷程相伴隨的，因此，革命敍事和革命傳統是現代中國的關鍵部分。而我國1840年以來的革命敍事和革命傳統的一大核心就是追求以平等、公義為代表的進步性；平等往往對應國家獨立、民族權利平等、人民當家做主、經濟成果共享等關鍵詞，公義往往對應普惠、協商、關注社會發展、人類延續性和終極解放等關鍵詞——兩者都是指向平民主義和大眾民主，基本上與精英主義相反。

而古代的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裏也有一部分革命或革新思想，比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樣透着變革精神的思想就被視為儒家的東西；但相較於傳統的儒家思想，傳統道家（非指後面從道家哲學流派中演化出來的道教）和墨家精神更與新中國的革命敍事相融洽。同時，相較於傳統的儒家，傳統的道家和墨家理念持有者更傾向於平民主義，並與民主、自由、平等等現代人所普遍嚮往的理念更兼容。

眾所周知，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在毛主席逝世以後，進入了新的時期。新的時期裏，改革開放是最重要的國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的首要方面是成績和成就。但不少失誤或錯誤，可能挑戰甚至腐蝕了一些社會共識甚至執政基礎。

當然，問題主要發生在改革開放國策施行的前期和中期。這個期間，除了經濟和發展方式上在一定範圍內，風格過於粗放，並且公有制經濟（含集體所有制）發展勢頭大為減弱之外，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精英主義現象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值得思考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地位似乎被抬得越來越高，以至於在2012年把孔夫子的雕像都放到了天安門，正對着差不多在一百年前的1919年的、從思想和人才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五四運動”中就參與批判儒家禮教和儒家等級性、保守性一面的先鋒代表毛澤東畫像。

當然，值得再提一句的是，筆者認為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有大功，整體上是功大於過的，特別在中國古代的前期和中期，圍繞教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國家統一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歷史是發展的。以今人的眼光視之，傳統儒家思想充其量更接近國家主義，次之則接近開明專制主義；哲學或道德上是精英主義傾向的。

精英主義不可取。

歷史上和現實中，精英主義的極致化發展的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國古代家天下化、門閥化背景下的皇帝體制，另一個是當今美國以（個人）自由為名的寡頭化的金錢政治或事實上的大資本家羣體的“垂簾聽政”。

前面提到，在中國仍可能面臨政治或社會動盪的風險的同時，筆者判斷，美國越來越有分裂的風險。為何？

一個核心原因就是那裏的精英主義的泛濫。因為擁抱私有制，根本上來説，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基本奉行精英主義，美國由此在發展過程中伴隨一系列的嚴重問題。

數十年來，美國主流精英的想法更日趨保守，面對國內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同時公開性的政治對立和社會分裂日益擴大的嚴峻現實苦於對科學對策的搜尋，並在最近幾年持續降低底線，多番無理挑釁中國和友華勢力，日益無謂消耗其本已捉襟見肘的寶貴資源；長此以往，中短期內美國的進一步衰落必不可免。

綜上所述，在中國，加快推動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需要警惕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對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甚至對抗的消解，絕不是上佳選擇。鞏固公有制經濟成分，大力發展勞動者集體所有制經濟和更多關注社會責任的社會企業，並促成民營經濟領域的收入扁平化，同步加快推進反壟斷和反腐倡廉，則將支撐走向共同富裕的勢能發展，以更好重建或鞏固“人民立場”的社會共識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基礎，以使中國力量與中國方案並肩向前。

總之，愛國主義是基石，社會主義是大道，國際主義是對西方中心主義邏輯下的敵對勢力的“降維打擊”。

你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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