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少年班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12-21 10:44
撰文 | 何昊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李政道先生對祖國的科教事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其諾貝爾獎得主的特殊身份，他得以多次面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最高層領導，當面就科教問題建言獻策。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的舉辦、博士後制度的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成立等一系列重大科教戰略舉措，都與他的建議直接相關。他在1974年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的關於參考芭蕾舞演員的選拔和訓練方法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少年班創辦的重要理論依據，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科學人才的選拔與培養。
01 李政道先生的具體建議
“文革”期間，李政道曾兩次回國訪問，對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情況有了直觀瞭解和深入思考。當時，大學強調知識的實用性，對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不重視。1974年5月，李政道偕夫人第二次回國，在參觀完復旦大學後，他對“基礎科學的訓練比以前有相當大幅的縮短”感到憂慮。在參觀上海舞蹈學院後，他從“舞蹈人員的選擇和訓練”中受到啓發，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特殊情況，寫了一份《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的建議書，就如何培養基礎科學人員提出了具體建議：
……在大學之外，組織一組很少數的、以廣大民眾中推選出來的、不脱離羣眾的、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來為人民服務。
……
做基礎科學的人員不要多，但必須精。此外還有兩個要點：一、基礎科學人員的訓練，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有連續性的培養時間。二、基礎科學人員能力發揮效率的最高峯，往往在年紀相當輕的時候，20至30歲之間。因為有這兩個要點，基礎科學人員的訓練，是否應該在更年輕的時候，約 13歲或14歲左右就開始？
……
選擇做基礎科學工作的少年人員似乎也可以採取類似（指“舞蹈人員的選擇”）的步驟：先請各農村和各城市的學校，用全民性的方法，推薦出很少數的、約十三四歲左右的且有培養條件的少年。當然做基礎科學工作者的條件和舞蹈是不一樣。他們必須有極強的“理解力”。他們也需要有充分的“鬥爭性”和較強的“記憶力”。
建議書對基礎科學少年的選拔和培養也提出了具體方案：
如何從由全民性被推薦的少年中加以選拔，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像以往的考試製度顯然是錯誤的），這選擇主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初步考慮，可能需半年之久，與這些少年共同生活，儘量充分了解他們對各基本條件的能力，也同時指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動態，然後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在整個訓練時期中，必須和羣眾有密切關係。
每天應有適當的時間勞動學習，每週末應用較長的時間勞動學習，而每年中應有更長時間的勞動，使之不斷地向工農兵學習。這樣才可徹底打破以往的“象牙之塔的學者”的錯誤概念。在基礎科學訓練方面的師資、課程和設備必須有極高的水平。對學員的要求必須嚴格，動手和腦兩條路都得走，尤其是開始的幾年，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每門科學都得學，要學得精，根基要打得好。對應用科學和生產亦得有適當的結合，但必須保存基礎科學的特殊性。
關於撰寫這份建議書的初衷，李政道在2005年的《少年班的建立與思考》一文中明確提到：
我的建議，主要是針對培養基礎科研人才的。我建議，在中國要培養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鑑於當時的政治情勢，我的建議不得不先從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入手，又不得不從少年人才入手。為了使我的建議能夠較容易地被接受，我提出是否可以參考招收和培訓芭蕾舞演員的方法，從全國選拔很少數、約十三四歲左右的、有培養條件的少年，到大學去培訓。可以看出，我的建議的實際目的，其實並不是搞什麼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視培養基礎科學人才以及其他各類人才的狀況，使全國各類人才的培養步入正軌。
這份建議書的措辭比較慎重，比如，在培養方案中多次提及“勞動學習”，可認為是李政道為使建議更好被接受所採取的一種策略。“勞動學習”是當時“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只有強調“勞動學習”才符合當時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見李政道的良苦用心。
寫好建議書之後，李政道在5月20日請好友朱光亞幫忙遞呈給周恩來，並請周恩來轉呈毛澤東。5 月 24 日晚，周恩來會見李政道夫婦，參加會見的有剛剛復出的鄧小平、郭沫若等人，陪同會見的有錢學森、吳有訓、周培源等著名科學家近 20 人。在討論李政道的這一建議時，有人發言反對，不同意從少年中選拔尖子進行重點培養的思路，強調“我們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座的科學家們沒有明確表態。周恩來在最後發言中提到：“你説的完全可以試驗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在這次會後，李政道又專門寫了一份《關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補充説明》，系統闡述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希望引起中國領導人對基礎科學人才培養的重視。5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李政道夫婦時説：“你提的培養人才的建議，我是贊成的。”毛澤東的“裁決”為這次辯論畫下了句號。
雖然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但這份建議在當年卻沒有得到實施。李政道在 2005 年的回憶中寫道：
國家領導把我的建議交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去實施。從1974年5月我提出建議，到1978年3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建立，花費了四年時間。那時毛主席、周總理已經過世，“四人幫”也已經垮台，在鄧小平和方毅等國家領導人的大力支持下，事情才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可見當時做事情有多艱難。
在“文革”後期，中國科大確實想參照李政道的建議在基礎科學人才培養方面作出一些探索與突破，卻因此遭到了批判。這背後的真相長期以來一直鮮為人知。
02 依此建議中國科大籌辦理科中學遭受批判
1975 年初，鄧小平復出，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着手對當時的局面進行全面整頓。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遵照鄧小平“整頓中國科學院，加強領導”的指示，起草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並要求院屬各單位積極彙報工作。8 月 15 日，時任中國科大黨委書記劉達、副書記武汝揚、副校長錢志道等人向時任中共中科院核心小組副組長李昌、王光偉彙報學校現狀，討論學校下一步發展問題。彙報會上，李昌建議中國科大辦一所理科中學，他説：
科學分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兩部分。主席同李政道，總理同楊振寧，都講過培養基礎科學人員的問題。理科中學想搞，這是有根據的，直接到科大。科大辦個試驗性的中學，學生要從各地認真選擇。
9 月 26 日，鄧小平聽取時任中共中科院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胡耀邦、副組長李昌和王光偉關於《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的報告時，指示：
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學生入學，不要照顧幹部子弟。這樣做要是有錯誤，我首先檢討。這不是復舊！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峯。
在鄧小平指示前後，9月11日、9月26日、10月5 日，中國科學院先後三次召開中國科大發展問題座談會，要求中國科大盡快擬定《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代擬稿》（以下簡稱代擬稿）。武汝揚回校之後立即組織起草小組，於10月23日完成了代擬稿，以中科院的名義向國務院提出了辦好中國科大的七點請示，其中第六點就是“關於試辦理科中學”：
為適應科學事業發展的需要，參照體育界、文藝界培養人才的經驗，我院擬責成中國科技大學試辦一所理科中學，使學生從中學起按照科學研究工作的要求，進行自然科學理論的學習和技能訓練。理科中學的學生可從全國範圍選拔招收，畢業後經選擇直接送入中國科技大學學習。
然而很快政治風向就發生了變化，從 1975 年11 月開始，全國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代擬稿被批判，試辦理科中學被認為與“教育革命”的路線相對抗。試辦理科中學是“文革”期間，中科院和中國科大提出的一份從中學開始加強基礎科學人才培養的方案。從當時討論的情況和方案的具體內容中，都可以明確看出其深受李政道建議的影響。這份方案即李政道所説的“國家領導把我的建議交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去實施”的具體規劃。但非常遺憾的是，這樣的方案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是行不通的，短短一個月內就被撲滅在萌芽狀態。
03 受其啓發中國科大少年班開花結果
中國科大試辦理科中學的設想在當時沒有機會實行，但李政道關於基礎科學人才選拔和培養的思想卻像一顆種子播撒在中科院和中國科大這片“生長”科學的“土壤”裏，一旦條件適宜將會再次破土而出。兩年之後，政治形勢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這顆種子以另外一種形態生長出來。1976 年 10 月，“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之際，人才成了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快出人才，早出成果”成為舉國上下的共同願望。1977 年 9月 18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在隨後的幾個月內，全國各地人民羣眾紛紛給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中科院和各地科技領導部門寫信，踴躍向國家提建議、獻成果、推薦人才，僅中科院每天就收到人民來信二三百封。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科委主任、中科院副院長的方毅，是鄧小平抓科教工作的主要助手，他工作作風細緻踏實，對信訪工作非常重視，常對人民羣眾的來信來訪作出批示。鄧小平曾説，抓科學和教育，關鍵是人。方毅堅決執行鄧小平指示，十分重視選拔人才的問題。在方毅的積極推動下，中科院將破格選拔人才作為貫徹落實中央“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中科院下屬單位根據院領導的批示破格錄取了一批自薦求學者。中國科大少年班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
1977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至少有三位聰慧少年被推薦給中科院並得到方毅等領導的批示。他們分別是 13 歲的寧鉑、14 歲的牧青和 15 歲的沈宇。在收到方毅等領導的批示後，中國科大積極落實，於11月19日至12月底“派出學植豐富的教師去有關省、市，對被推薦的智力超常少年進行調查和考核”。在這三人中，寧鉑因年齡最小，面試時在圍棋、中醫診脈和即席賦詩等方面均表現出一定的能力，頗具“傳奇”色彩，因此在1978年1月6日被國家科委與中科院聯合主辦的《信訪簡報》第九期專文報道，從此成為媒體筆下的“第一神童”。關於寧鉑的舉薦與考察，已為媒體廣泛傳播而被大眾熟知，本文在此不做贅述。
對三位“神童”考察結束之後，中國科大開始考慮如何對他們進行妥善安排。在當時，對於破格錄取的年齡較大的青年，一般都是直接安排他們進入相應的大學本科班或研究生班學習。但對 15 歲以下的少年，中國科大相對更加慎重，為此專門開會進行研究。1977 年 12 月 22 日，以時任黨委書記武汝揚任組長、黨委常委徐文英任副組長的中國科大招生領導小組召開工作會議，其中一項議題即討論對這三位少年的安排方案。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人員認為沈宇基本掌握了高中知識，寧鉑和牧青的基礎則不太牢固。針對這種實際情況，提出了兩種方案，一是參照當時復旦大學的做法進行函授補習，二是招進學校辦預科班。武汝揚當即同意了第二種方案，原因是預科班“像理科中學”。1977 年 12 月 30 日，武汝揚等人到北京向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任中國科大第一副校長的李昌彙報工作，提出了辦預科班的設想。1978 年 1 月 16 日，中國科大向中科院正式呈交《關於試辦預科班的報告》：
……為了加速培養又紅又專的科技人才，根據方毅同志“可以破格錄取”的指示精神，擬於今年招收二十名左右智力非凡的青少年，試辦預科班，預科班用半年左右的時間着重補習中學基礎課，然後經過考核進入我校本科學習。在大學本科着重學習高等數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和外語等基礎課，兩三年後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和特長分配到有關專業學習，並參加科研活動，對於成績特別優秀者可以提前報考研究生。
預科班招收政治思想好、有志於自然科學研究、有培養前途、相當於高中文化程度、身體健康的青少年，年齡一般不超過十五週歲。
這份報告很快得到李昌的批示。1978 年 1月27 日，中科院正式發文《同意你校試辦預科班》，批准了中國科大的報告。與此同時，中國科大開始預科班的招生，通過羣眾來信來訪、招生人員摸底瞭解以及各地教育招生部門的推薦等途徑在全國範圍內尋找優秀少年，之後派出招生老師到考生所在地進行筆試和口試考察，最終錄取了 21 名學生。這是我國高校自主招生的先行先試。預科班在開學前夕改稱為“少年班”，作為官方名稱使用至今。1978 年 3 月 8 日，中國科大少年班開學。
第一期少年班為預科班，半年之後少年班學生分入各專業。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發文同意中國科大繼續招生，要求中國科大自行組織少年班招生考試及錄取工作。中國科大在第二期招生時實行了統一且嚴格的選拔標準，在開學時向教育部申請將少年班學生轉為本科性質，現在意義上的少年班由此成型。
從理科中學到預科班，李政道關於基礎科學人才從小選拔培養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中科院和中國科大的相關領導，李昌1975年建議中國科大試辦理科中學的想法直接與此有關，而試辦理科中學的想法又直接影響了 1977 年底武汝揚作出試辦預科班的決策。由此可以認為，李政道的建議影響和推動了少年班的創辦。
少年班成立之後，李政道非常關心少年班的發展和少年大學生的成長。1979年4月19日，李政道到中國科大講學，與少年大學生座談，併為少年大學生題詞：“青出於藍，後繼有人。”1983 年 1 月 27日，少年班創辦五週年之際，李政道題詞：“人才代出，創作當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數科大。”1984年5月 2 日，李政道再次來校講學，與少年大學生座談，並稱贊：“這（少年班）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是少見的，在國際上也是少見的。”1987 年 12 月 6 日，李政道提前為少年班十週年紀念題詞：“代代出新人，英雄在少年。祝科大少年班十週年紀念。”
少年班的創辦在全社會引起了極大轟動，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與支持，激勵了一代青少年尊重知識、崇尚科學、努力學習。為了辦好少年班，中國科大不斷總結經驗，開始了一系列教育試驗，對少年大學生的成長規律和教育教學規律進行研究，不斷將成功經驗推廣至普通本科生培養中。少年班成為中國科大名副其實的教育“試驗田”，也是我國最早的本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試驗項目。2008年 12 月，中國科大在少年班創辦三十週年之際，將少年班升格為少年班學院。少年班的辦學規模從小到大，辦學方針也從面向早慧少年的特殊教育拓展為面向優秀青少年的英才教育。少年班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畢業生，有國內外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也有感動中國的“時代楷模”。歷屆畢業生到國內外教育科研機構繼續深造的比例達80%，很多人在國內外著名學府、科研機構中脱穎而出，成長為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也有很多人在信息、金融、製造等行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為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政道先生在 47 年前提出的以少年人才為突破口培養“基礎科學人才以及其他各類人才”的願望實現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現代物理知識雜誌”，選自《現代物理知識》2021年第5/6期 YWA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