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教育公平？_風聞

“培養一個完整的人”

去年5月，雲南大理彌渡縣終於摘下“貧困縣”的帽子。但是，縣委書記最有壓力的工作，不是扶貧，而是教育——隔壁縣市出現了幾個超級民辦中學，掐尖、掐老師、學費還高，導致彌渡好的生源和師資都流失了。孩子想接受好的教育，那就去隔壁上學，如果家裏沒錢，那就只能説“對不起”了。

當這場已經蔓延到偏遠農村地區的教育“內卷”被提及，一個不太平衡的教育現實被推到聚光燈下：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沒有縮小，貧富家庭之間的教育差距開始出現，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沒有跟上，職業教育供給與社會需求脱節……

12月19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作為國家高端智庫，一羣“最強大腦”齊聚，探討“世界大變局下的國家發展”。當新冠疫情讓全球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愈加複雜，國家的發展越來越依靠技術進步，依靠人才，依靠教育。發展教育，成為重要的解題思路。

北大國發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姚洋鮮明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北京大學未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原校長林建華則説，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自主的學術和人才培養體系，還需要平衡教育的“國家屬性與個人屬性、人類屬性”。

人口與教育

應對未來人口的挑戰，可能最重要的舉措還是增加教育投入

毋庸置疑，人口問題是我國未來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七人普統計結果再次凸顯人口的結構性危機——出生率斷崖式下降、老齡化迅速攀升、勞動年齡人口羣體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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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上，“智囊團”們的一致觀點認為，應對這些人口問題，發展教育是應對之策。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提到，“應對未來人口的挑戰，可能最重要的舉措還是增加教育投入。”

説到為何生育率會走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國健康與養老調查項目負責人趙耀輝從經濟學視角給予解讀。從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來看，“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和人類對於孩子天生的喜愛，可以算作收益部分；住房、教育以及女性對於生育的社會性付出，則是成本部分。“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導致了生育率下降。

趙耀輝提出，“我們國家長期缺乏優質的教育資源，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很多的錢、時間，還有很多的焦慮，既帶來了很多親子衝突，也降低了育兒的幸福感。”“鼓勵生育的政策要圍繞着減輕女性的生育負擔展開”，在她看來，全面提高教育資源供給，能夠降低生育成本，從而間接起到改善生育率的作用。

而應對老齡化挑戰，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健康老齡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曉燕開出的藥方，依舊是“完善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姚洋同樣認為，“教育在未來應該是可以對沖我們老齡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七人普數據顯示，相比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4000多萬人，佔總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更為關鍵的是，勞動年齡人口中45-64歲羣體出現擴大，“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高齡化”。

結合勞動年齡人口中還有三成沒有達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現實狀況，雷曉燕稱，“我國需要持續提高教育水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從‘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化。”

差距與不公平 

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鄉差距

但是，我國目前的教育形勢並不特別樂觀。

雷曉燕根據七人普和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項目2018年的數據，梳理出一個教育的發展趨勢。

整體來看，近30年間，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續上升，從1990年的6.2年增加到2020年的9.91年；論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大學的比例得到很大提高，尤其是2020年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已經提高至30.6%；女性受教育年限近年來也在不斷追趕男性，甚至實現反超，“城市早一點實現反超，農村晚一點”。

這些是發展的成績，是好的一面。不過，看看細分項，就能發現教育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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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勞動年齡人口中，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比較明顯。農村年輕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超過40%，大專及以上的比例低於25%。而且不管是哪個年齡羣體，農村受教育程度均低於城市。

“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鄉差距。”姚洋認為，“整體的教育水平在提高，但是城鄉差距沒有縮小，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看未來勞動年齡人口，貧富羣體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雷曉燕研究發現，2018年實行的那輪減負政策，影響了不同羣體的家庭教育開支和學生學習時間。“減負之後，富裕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貧窮家庭的教育開支更加下降；富裕家庭的學習時間更多，尤其是休息日。”雷曉燕認為，“減負，並沒有減少負擔，同時還導致了不均衡的狀況發生，加大了不同家庭的教育差距。未來十年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並不那麼如人意。”

有錢人開始請私教了，窮人就沒辦法去送小孩培訓了，“雙減”最後的結果，可能反而擴大了教育的差距。

這些教育的差距，還體現在流動性上。姚洋根據CFPS數據統計了“教育流動性”。結果發現，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人與父輩教育的相關性，大約是0.6，“那時候教育的流動性很低”。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羣人，相關性降到了0.35以下，“低於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教育的流動性大大增加”。而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相關性又上升到0.5以上，流動性又開始下降。

關於教育流動性，姚洋還有一個感性的統計。每年北大課堂裏，姚洋都會統計學生中“父母雙方都是農民”的比例，結果大概只有1-2%的水平，“在我們上學的年代，我們班的這類人羣比例大概佔了三分之一。”

公平與初心

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在當下的經濟社會環境裏，教育依然是決定收入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共同富裕，提高教育水平是根本。”姚洋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關於如何縮小教育差距，姚洋提出了兩點，一是普及高中教育，二是改革大學收費。

在現行選拔機制（比如高考）短期內不會有所變化的前提下，姚洋認為“中小學就別選拔了”，普及更長時間的教育，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

有財力的地區，比如浙江，可以直接普及12年義務教育，把3年高中納入義務教育階段。其他地區“可以把小學縮減到5年；初中和高中一貫制，從6年縮減到5年，也別中考分流了。只增加一年的義務教育，我覺得這個可以大大縮小城鄉的教育差距。”

與此相關的，應該“取消按照學校的歸類撥款的機制”。姚洋建議，應該建立生均撥款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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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層次則是對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改革。

普通高中提供的是一種一般性的教育，職業高中提供的是特殊教育、特殊人力資本。短期看，職業教育的回報率更高，畢業就可以就業；但是長遠來看，社會快速發展，一個行業很快就會被替代，以這樣的需求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會出現“畢業即失業”的窘境。

所以姚洋提到，“14歲就讓孩子分流的做法，是不好的。進入職業教育，如果沒學到什麼東西，這些人就廢掉了。”

往後延伸到大學階段，一些高校的學費十幾年沒有變化，現在依舊是幾千元一年；一些高校的學費甚至達到8萬一年。“這些學校誰在讀？農村孩子居多。這對他們來説是雙倍打擊，教育資源不好，好不容易考上大學還得交更多的學費、生活費。”姚洋建議，國家撥款應該向這些學校傾斜，對於考上高等院校的貧困生，則用獎學金、助學金體系來平衡。

從1978年算起，教育改革走過40餘年，進入了“深水區”。當教育出現了不平衡，出現了差距，調整與反思變得格外重要：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我們的教育如何支撐國家的發展？我們的教育怎樣才能找回初心？

林建華説，我們要平衡教育的“國家屬性與個人屬性、人類屬性”，要把學校、學者和學生的內在潛力、創造力調動起來，要建立起一個自主的學術和人才的體系。最終的指向是，“要培養一個完整的人”。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_501637632

文字 | 吳林靜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