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屆選舉後的立法會：希望“藍營”捲起來_風聞

兔主席 20211220

昨天，香港舉行了立法會換屆選舉。筆者其實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寫過任何與香港有關的東西了，因為平時並不關注。對這次立法會選舉，也沒有太多的關注。本質原因是，今年3月份，中央推動設立港區國安法，完成了對選舉制度的改革，並伴有一系列的後續舉措。這些大的頂層制度變化，使得這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大的“政治版圖”上已經沒有了“懸念”——在選舉前我們就能夠知道，立法會將牢牢地掌控在藍營/建制派/愛國陣營的手中。

而大多內地觀察者只關心香港大的政治版圖——但不會進一步關心香港本地更加具體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因為那些只是地方事務。由於大的政治版圖是確定的，所以對這次選舉筆者也沒有太多關注，只在選舉結束後看看結果，印證一些猜想。

一、投票參與情況與人口政治版圖

先通過投票參與率，一窺本次選舉的情況及香港的政治情勢。

最好的參考指標為“地區直選”，因這涉及到廣大市民出來投票，能夠反映大的政治基本盤。

先複習一下前兩次選舉的情況。

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地區直選”

這是在“雨傘-革-命”後發生的選舉。彼時，本土派快速崛起，香港政治“黃化”，選舉氣氛熱烈，參與率很高。

最終:

——有效票約217萬

——投票參與率58.3%，為迴歸以來最高。

——87萬投給建制派/藍營（40.2%）

——119萬投給民主派/黃營（55.0%）

——10萬投給中間派（4.8%）。

2019年區議會選舉

這是2019年香港黑暴運動後的選舉，市民充分動員，能出來的都出來投票表達意願了。這次選舉可以看作是香港政治基本盤的一個大起底和亮相。

最終：

——有效票292萬

——投票率達71.2%，比例和人數都是香港史上最高。（登記選民為413萬）

——121萬投給建制派/藍營（41.3%）

——168萬投給民主派/黃營（57.6%）

——3.6萬投給中間派（1.2%）

筆者當時就討論過一個香港“40%的建制派基本盤”問題。那麼再看看這次選舉。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地區直選”

這是港區國安法出台、選舉制度改革之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香港政治環境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看結果即知：

——有效票132萬

——投票率30.2%，為迴歸以來最低。（登記選民為447萬）

——123萬投給建制派/藍營（93.2%）

——3.6萬投給民主派/黃營（2.7%）

——5.5萬投給中間派（4.2%）

這裏可以看到兩條：

**一是建制派/藍營積極動員，應該都出來投票了。**最後取得了123萬的票數，但是比2019年區議會選舉（也是充分動員）也只多了2.6萬。這説明，香港建制派/藍營裏能夠出來投票的基本盤就是120萬人左右，2019年是這120萬人，2021年還是這120萬人，短期看很難突破。（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例如疫情原因，有的港漂不在香港；以及一些藍營覺得這次選舉板上釘釘了，投不投無所謂，就懶得出來投票了）

**二是民主派/黃營看來大多沒有出來投票。**他們的數量頗為巨大，可能達170~200萬之眾。為何呢？因為大多民主派政黨及候選人出於政治資格及其他原因，沒有參與這次選舉，所以，在153名候選人中，只有13人不屬於建制派。由於沒有自己中意的候選人，黃營可能就不願意出來投票了；另外肯定還有相當數量人在牴觸及有意識的抵制這次選舉。

因此，香港現在雖然完成了頂層政治制度的一些改革，但人口的政治分佈看並沒有變化。藍的還是藍，黃的還是黃，互相轉化的很少。北京雖已經牢牢地把香港把握在手裏，但改變本地人的政治取態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也是比國安法及選舉制度改革更加艱難的長期任務。

二、黃營的缺席

上文提及，地區直選參與度僅為30.2%，是歷年最低。看功能組別及選委會界別投票率，一樣説明問題。

選委會界別的投票率高達98.1%——因為這部分是愛國愛港政治基本盤。

而功能組別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到，但凡投票率較上屆大幅下降的，都是黃營集中的領域（所謂的“重災區”）——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會計、法律……。

有的人説，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抵制或對抗選舉啊。畢竟他們傾向的政黨和候選人大多沒有資格參選或放棄參選。總不能強迫黃營出來投票，強迫他們選不中意的人選吧？

應該有不少人確實一直認同泛民政黨及候選人的，當中意的政黨和候選人缺席選舉時，選民也就不想參與了，肯定有這個情況，也不能因此説他們就懷着什麼抵制選舉的陰謀。

然而也要看一看，他們中意的政黨和候選人為什麼會缺席選舉？因為拒絕承認、接受北京的政治秩序呀。

難道落實到具體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時，這些黃營的政黨及候選人就一定會提出與所有藍營候選人截然不同、全然對立的政策麼？難道只有這些黃營的政黨及候選人才能夠代表黃營選民的經濟社會文化利益？難道黃營選民就不能在藍營政黨及候選人裏，找到自己認可、代表自己利益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

顯然不是，只是他們不願意找而已：他們還是政治掛帥的，他們不問經濟社會政策，而只看是藍是黃。只要是藍，就予以否定。他們拒絕在藍營裏尋找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利益代表。

這個情況和台灣一樣，在台灣，統獨/藍綠問題（其實就是台灣的身份政治）是主導一切的根本政治。所有其他的政治政策都要為此讓路。而其選舉政治陷入的困境在於，真正的經濟、社會、民生政策卻要讓位，甚至無法推進也在所不惜。

我們看，現在的美國也是這樣。Trump的共和黨/紅營基本盤只認美國利益，美國文化，美國第一，身份政治第一，其他都可以退居其次。

香港的黃營同樣是政治掛帥，只認身份政治：凡事先問藍還是黃。如果是藍，那就拜拜，提出再好的經濟社會政策也不願接受。

這是完全極化的政治。在這種環境下，社會是撕裂的，選舉政治會利用撕裂，幫助加速撕裂，但無助於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

所以，不出來投票的黃營，本質上都是在牴觸、抵制北京。只不過有的人更加積極主動，更加有自我意識，有的人則更加的消極、更加“潛意識”罷了。但他們的共同點是，不希望給北京主導的選舉政治任何機會，不希望給藍營政黨與政治家任何機會。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邏輯。不妨這樣表述：“哎，這是你們搞國安法、修改選舉制度後弄出來的選舉啊。最後能出來選、能選得上的，肯定就是你們認可和欽定的人呀，肯定和你們政見一致。如果和你們政見不一致的，那肯定沒有資格參與選舉，也得不到任命。這不是真的選舉啊。我一不能改變選舉制度，二沒有阻止選舉的發生。你們總不能強迫我投票吧？你們就選你們的好了。你們自己玩啊。反正我沒有興趣。我覺得香港民主已死啊。”

他們認為，本地人投票參與率越低，説明選舉越缺乏羣眾基礎，越沒有合法性，越缺乏“政治授權”（political mandate）暨合法性。他們希望看到的是蕭條、冷清的選舉，極低的投票參與率，以此從道義上否定新的選舉制度，與中央/北京進行消極對抗。

而這種嘗試通過 放棄政治參與 來削弱選舉合法性基礎的行為，也是對政治制度的某種傷害，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政治攬炒”，只不過採取的方式是消極不作為。

這是很可悲的，本地黃營認為自己最大的利益就是拒絕接受中央的政治管治與秩序，而非積極的改變香港的民生與福祉。他們認定改變民生與福祉只有一條路，就是先取得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獨立；他們希望獲得來自大陸的經濟好處，但又要切割與內地的政治聯繫。

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給他們做一道選擇題，選擇A是獨立+無民主，選擇B是歸於北京但有民主，那他們會選擇A。如果還有一個C選項：迴歸英國+無民主，那他們可能選擇C。

所以他們只關心政治歸屬與身份政治，對民主本身其實是沒有興趣的。所謂民主，只是解決身份政治問題的手段；如果民主解決不了身份政治問題（在黃營的世界裏，就是解決香港自治/獨立的問題），那民主就沒有任何意義。

三、面向未來

現在畢竟離2019年香港黑暴及年末的區議會選舉只兩年多時間。中央推行了港區國安法，改革了選舉制度等，把香港政治秩序框架確立下來了。雖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龐大黃營基本盤的政治內心，但至少確保了香港的政治安全。可以從這裏為起點，邁向未來。

那麼如何看待現在投票參與率的問題呢？未來該如何發展呢？

1.首先，較高的投票參與率是制度嚮往的、有價值的

1）肯定不能簡單的通過投票參與率去判定一個制度的有效性，不能判定這個制度能否為民眾交付（“deliver”）結果。但也不能簡單地説投票參與率就不重要——在任何的選舉政治裏，投票參與率都是很重要的：它是評估民眾政治參與程度及對政府、政治信心的一項重要指標。投票參與率越高，説明民眾對選舉制度及政黨政治越信任，越相信能夠通過選舉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投票率低的話，往往説明民眾對選舉制度/政治制度喪失信心，認為自己的選票沒有價值，投票的收益尚不及出行成本，那就沒有興趣出來投票了。

過去，我們常以民眾政治參與率（即投票率）逐年下降來説明美國及西方民主的失效——人們認為天下政客一般黑，成為與特殊利益羣體勾結、脱離羣眾的政治集團，選舉政治也已失去意義。這是一種瀰漫西方的反政治、反體制、反精英的政治犬儒主義。

如果單純只是投票率下降，但人們對政府總體還算滿意，那還好，説明人們對選舉疲倦了，但如果投票率下降，再疊加人們對政府/政黨/政客/公共政策的不滿，那就説明制度已經出現嚴重問題了。

當然，投票率提高也不一定帶來好的政治——這可能是政治多極化/撕裂或者民粹主義的結果。投票率提高的同時，人們依然可以對政府/政黨/政客及公共政策十分不滿。這時，政治更是失靈的，選舉政治沒有辦法解決國家和社會面臨的問題。這就是美國目前的問題。

所以，要客觀、理性地看待投票參與率，它不一定能反映制度、公共政策、治理的有效性，但至少可以反映民眾對政治及體制的態度。

2）在選舉政治裏，投票參與率的高低與政治授權（political mandate）肯定是有關係的。投票參與率越高，政治授權越強。這個授權，是主觀的、心理上的、倫理上的，勢能上的，政治上的，但不一定是技術上的。説白了，如果議員是經很多人投票選出來的，他的影響力肯定會更大；選過他的民眾可能會更加了解他、更容易認可他，更願意支持他的政策與主張；他與民眾的聯繫也會更強，能夠聽到民眾的聲音。他在立法機構裏表達主張、推動政策及面對反對方時也會更有信心。沒有一個正經的選舉政治家會聲稱自己不需要選票，不希望接觸選民的。高選票、高投票參與度，既是對個人政客的賦能，也是對政治體制的賦能。

3）此外，較踴躍的政治參與還可以使得選舉更加熱烈，公共政策的討論更加深入，民眾意見的釋放更加充分，候選人的競爭更加激烈。這樣熱烈的選舉，也是對體制/政治/公共治理的賦能。

從以上角度看，中央肯定希望香港選舉政治的投票參與率未來逐步提高。

4）投票參與率仍然只是觀察民眾對政治制度態度的一個指標，是一個政治賦能工具，最多隻是一種手段和工具，但不是目的本身。如果提升投票率是以改變頂層政治規則（例如希特勒所做的和Trump所嘗試做的），不惜訴諸庸俗短期化的民粹主義，或者以撕裂社會為代價，那肯定是要不得的。所以，最終還是要一個政治制度能不能對民眾/選民交付他們所預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及結果（political-socio-economic policies and outcome）

2.一場確立政治底線與邊界的選舉

這次立法會換屆選舉是在推行國安法和修改選舉制度後進行的，其核心是確立了頂層政治規則、邊界、制度：什麼是可以觸碰的，什麼是不可以觸碰的、是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愛國愛港，就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政治秩序。

為選舉政治設定邊界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邊界，就是選舉制度本身及其產物不能顛覆根本的政治秩序。

這在西方也是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希特勒就是在魏瑪共和國下通過選舉上台的，他煽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在國內拉一派打一派，最終通過選票上台，當選後，他即走向獨裁，取締其他政黨，顛覆了魏瑪根本的政治秩序與體系，把德國推向軍國主義的滅亡之路。那以後，人們學會了：一定要給政黨政治、選舉政治、言論自由等設定邊界。但時光向後推演將近一個世紀，人們發現，“定義”民主、“代表”民主、“引領”民主的美國，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即Trump在右翼民粹的支持上台，希望顛覆美國的根本政治秩序。這一波運動可能在2024年再臨，我們拭目以待。

所以，2021年，中央為香港的政治設定了根本秩序、規則與邊界——你不能在超出這個邊界的範圍之外搞政治。

確立了這套規則後，對選舉結果當然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把握，即藍營一統香港。短期內，這樣肯定會犧牲投票參與度，但也沒有辦法，這是不能兩全的事情。至少暫時如此。

所以，這次選舉只是維護了頂層的政治建制而已，它為後續的民主與治理提供了一個根本的前提，但任務只是剛剛開始：在確立了政治底線之後，民主與治理的目標是解決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

人們應當看到，這只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新徵程。

3.掌握實權的藍營需要大力拓展內部的政治光譜，並推動經濟民生政策

藍營有上百萬香港本地民眾的支持，但其實也是在國家的支持和授權下上台的。

這時千萬不能因為短期的選舉勝利忘乎所以、沾沾自喜，而要看到任重道遠。

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在香港積極推動造福基層民眾的公共政策，解決香港積累已久的深層次經濟社會問題，大力發展民生。

可以把藍營作為一個大的標籤。但以後，當“藍”成為默認的時候，就不需要這個標籤了，應該在藍營內部發展出各種各樣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在經濟、社會、文化政策上可以有左有右。譬如：

——經濟上可以有偏向右翼經濟政策的政黨，也可以有偏向左翼/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政黨，覆蓋不同的社會階層與人羣；

——社會文化上，可以有價值觀更加自由（liberal）、開放、個人的政黨，也可以有更傳統主義、保守主義、家長主義、集體主義的政黨

應該積極的擴大藍營內部的政治光譜與代表性，使得不同的階層（金融、企業、專業人士、小業主、一般中產、中低階層及普通勞動者），不同的身份政治團體（土生港人/非土生港人/少數族羣、特殊性別身份者、不同宗教界的人士等）都可以在藍營中找到代表利益的政黨與政治家。

同時，還要開展廣泛的社會運動，觸達年輕人，為藍營尋找下一代接力者。

藍營在取得“理所當然”的統領地位時，不能尸位素餐，而應該開始“內卷”。“捲起來”，激烈地“內部”競爭起來。不斷根據選民的訴求，拓展藍營內的政治光譜及觸達，豐富藍營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價值立場，各自提出差異化的公共政策解決方案，覆蓋更廣泛的民眾基礎、社會基礎。這樣，就可以“搶佔”泛民淡出所創造的“政治中空”，取得更大的發展。

未來的藍營也許可以都不叫藍營了，也不叫建制派，因為這些都是針對“黃”、“反對派”“泛民”的稱謂。以後都是愛國愛港的，政治底線是一致的，那時，政黨和政客應該將真正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公共政策上。

用幾年時間，提出一些好的方案，推出一些好的政策，培養一些得力的青年政治家。

要拿出政績來，讓老百姓有獲得感，認同感。

假以時日，黃營也會接受現實：他們也許會承認，有的藍營政黨和政治家確實也非常優秀，確實能夠“deliver”，提供公眾想要的施政方案。他們會為這些藍營政黨/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所吸引，希望幫助他們在選舉中獲勝，藉此滿足、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這樣，他們漸漸地就會參與到選舉中來。慢慢地，投票率就提高了。

藍營不能是一羣老齡化的、代表精英和財團的、過度北京，但脱離本地羣眾的政黨團體。必須要和香港的人民站在一起，為香港的人民謀福利，取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在設定了邊界，排除了政治干擾後，選舉政治也就能慢慢發揮作用了：它能帶來競爭，推動“內卷”，讓藍營政黨政客們更多的聆聽民眾訴求，把注意力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

這次選舉裏有許多令人欣喜的新力量的注入，讓人們看到了香港的希望。其中筆者最關注的就是“香港新方向”——這應該是一個在2019年香港黑暴事件後，主要由內地背景非土生港人（即所謂的“港漂”）組織的政治團體。他們希望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改變香港未來的面貌。張欣宇代表“香港新方向”出戰新界北選區，成功當選立法會委員，完成了歷史性的突破。這樣的新生力量加入，一定會帶入新的議程，新的方式，新的方向，引入更多的效仿者，並一點一點改變香港未來的政治生態與版圖。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