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是大王，短暫又輝煌——中國電影發行業現狀_風聞

文 | 王重陽lp

“駐地”在某省某地的某發行公司的趙某的一天工作是這樣的：

上午7：00——10：00左右，睡覺

中午11：00——13：00左右，在手機上打卡，然後在公司羣裏聊一會兒，接着挨個約當地影院的負責人或朋友晚上出來吃飯

下午14：00——17：00左右，整理自己的生活，包括但不限於約會、談戀愛、做自己的小生意或其他一切在法律範圍內允許存在的事情。

晚上18：00後，接受總部的工作指令：

電影上片前期的宣傳物料影院“陣地”擺放、同影院負責人洽談排片事宜、做好場次統計表、如果有路演任務的話要提前跟所在地影城做溝通……

當然，上述工作內容最後的結果在大多數“駐地”發行人員那裏都會不了了之。因為在大家想着怎麼從中間“賺”一筆的時候，所有需要發行的影片的前期工作已經通過發行公司上層與核心人員的操作完成了超過80%的任務。

而“駐地”人員需要做的大多數只有兩件事：

一、在電影上映前把畫報、展架、易拉寶和DM單放在影城裏，然後拍照給到總部，證明工作到位。

二、研究一下區域發行時需要花費的“公關”費用，把“預算”做到最大，然後各自發揮所長，期待從每個“活兒”裏多少賺點出來。

雖然上述的不是全體駐地電影發行人員都擅長的事情，但肯定是大多數人的真實工作和生活。

一

很多年前有位著名導演在跟業內著名發行公司打官司的時候質疑過一個問題：

我花了上千萬的發行費，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這件事發生在大約十年前，當時中國內地電影還處在“還沒到，但快到了”的崛起期，那時國內的發行公司不多不少，相比於租個賓館當辦公室，兩三個人搭班子就號稱“傳媒”的宣傳行業來説，當時的發行公司大佬們還是比較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現實：

人多力量大，尤其對於幅員遼闊的中國內地市場，一部電影想要通過硬盤拷貝準確地傳遞到全國幾千家影城是需要硬實力的。

那麼如何展現這種硬實力呢？

“碼人”，儘可能多地在全國各個省會和直轄市招募當地“有志青年”，尤其頗熱愛電影事業的“青年”們優先。雖然這條原則在後來的時間裏被證實無論“有志”還是“熱愛”大多數都不達標，但起碼“團隊”已經“組建”起來了，至少氣勢還是有的。

於是一些今天比較為人熟知的發行公司也正是在那時奠定了後來“做大做強”的基礎。

在“搶票”平台和“團購”、“電商”等尚未完全與電影業合作的時代，“人力”勞動顯得非常重要，很多發行團隊的大佬們在跟片方接洽時都會指着中國地圖説：

“看，這邊、這邊還有這邊，我們都有人。”、

“有人”意味着什麼呢？

意味着導演和片方的電影能夠通過數字硬盤迅速到達當地影院的放映室裏；意味着電影的所有宣傳物料都能抵達指定的影院；意味着這部電影在當地是“有人關注”的；意味着電影上映前後就會“有人打理”。

當然，選擇這些服務也是需要一定的“公關費”、“交通費”和“服務費”。所謂“公關”是指當地影院的關係要打通，吃吃喝喝在所難免。而電影自然也不可能只在省會城市上映，想要“滲透”到三四線城市，就必須讓駐地發行人員去下面的一些城市跑跑腿，“交通”也是必須的。至於“服務費”……我這麼多人的團隊伺候你一個人，這福氣小得了嗎？

在發行總部的充分指示下，一部電影從前期的票房預測到場次談判、同影院和院線之間的“獎勵措施”以及宣傳物料投放、上映首週末的票房監控和“場次跟進”、上映後期的“談判加磅”等一套成體系的發行工作脈絡基本也就完成了。

在實際工作中，發行團隊的核心最主要完成的是根據一部電影的具體質量（通常在看片後自己心裏也會預估票房）同國內各大院線進行談判，然後根據洽談的結果同片方簽訂發行協議，讓院線向內部各地影院下達上映通知。

在《通知》中通常有一段比較靈活的文字：

影院根據具體情況安排本片的場次。

這就為駐地發行提供了操作的空間。

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時的影院負責人（主要是排片經理）在面對駐地發行人員熱忱的“公關”時總會發愁：

不排吧，不給人面子。排吧，這片子質量確實不咋地，要知道只要影廳一開場，機器損耗、人力、水電等等都是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靈活一點的會選擇用“廢場”來置換人情——把最早的和最晚的時段拿來放兩場給個面子。這樣一來駐地發行人員就對總部有了交代：

我公關到位了，人家也排場次了。

而總部對片方也有了交代：

人家排場次了，只是觀眾不來看，你總不能逼着人去影廳吧？

二

“研究新打法”不限於互聯網，發行和其他服務型行業也一直如此。

經過一些“赴死者”的沉澱後，對於“有志”拯救客户的人來説，辦法肯定比困難多。

這種表現在宣傳層面是用海報、咖位、預告片和“很辛苦”儘可能地把觀眾“哄”進影城。在發行層面則是把“路演”和“影城活動”放在“區域陣地發行”的首位。

“路演”是指讓影片的主創主演組成小團隊，在宣發策略的指導下，在電影上映前一週，有時甚至是一個月前在全國主要的票倉城市和三四線城市與當地觀眾進行親密互動，提前邀約當地主要媒體到場設置問題，目的是拉動當地對電影的觀看欲。

不得不説“路演”對於一部電影在一座城市，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根據2019年的數據統計，五年間所有內地電影的票房收穫中，做過路演的城市票房平均比沒有做過路演的城市票房要高出3%-15%，有些情況下甚至更高。當然，一切費用由片方承擔，至於發行人員臨時產生的費用則需要在工作後統一提交報銷。

但這種情況大多出現在“品質還不錯”的電影作品上。

至於那些品質有點“錯”且囊中羞澀的片方來説，又該怎麼挽回一定的頹勢呢？

只能搞些陣地活動——

在駐地發行人員的促成下，一些有意向的影城會同意接受片方提供的電影周邊產品，在影城專屬的微博或官網上做宣傳，指望在活動當天與觀眾建立情感上的鏈接，然後藉此提升一定的影響力，希望在上映當天能有些好的收穫。

而既無法路演又不捨得投放除宣傳品外的周邊產品的片方該怎麼辦呢？

資深發行人員往往會無奈地表示：

“你這片子還行，票房應該也還行。”

實際上説完這句話的時候，發行人員已經做好了以後同片方扯皮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準備了。

往往在影片上映結束之後，則很能體驗出一個團隊負責人的情商：

高者可以像國足一樣，把情況歸咎於天氣和草皮，讓片方息怒並繼續合作；

低者則會出現本文前述的怒斥與疑問：

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對於這個問題，有些發行團隊通常是無法回答的，而所屬的一些駐地發行人員心裏卻很清楚，甚至頗有些悲壯：

一個月就發那麼點工資，不靠着“吃拿卡要”怕早就餓死了。

對於這種情況，甚至很多宣發大佬也很清楚。

在承接一些電影宣傳時，往往有一個詞會出現——

“自然損耗”。

常指在電影宣傳品運送至地方影院的途中因各種原因沒有到達的“非故意丟失”，而在內部大家也會在各種預算裏做些準備：

預算範圍內要考慮到某些駐地發行人員的“行為操守”，故而把預算做得足一些。

那如果有人問：

一個團隊裏的成員一旦出現一些職業道德內的問題為什麼不處理呢？

這就又牽涉到發行團隊的“版圖”問題：

花了那麼多時間“培養”一個在當地還能説得上話的發行不容易，把人家替換了，上哪兒再找一個？就算從其他地方調過來老員工，也要重新培養新的人脈和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往往採取“底線防守”的方式。

只要“不太過分”，讓團隊上層無法交代的話，基本也就過關了。

但能這樣做的駐地發行人員首先必須具備一個條件：

在當地影院和小圈子裏吃得開。

但這種人往往屬於鳳毛麟角。因為據不完全統計，一個駐地發行人員的“職業生涯”通常只有半年到一年左右，離職跳槽或轉行的原因很簡單：

作為“廉價勞動力”，很少有被“培養”的殊榮。即便有，最後也往往在“待遇”面前原形畢露：

生存是第一位的。連生存都保證不了，或每個月捉襟見肘，即便在總部培訓的時候被灌輸多少“藝術理想”都拯救不了行將毀滅的“藝術人生”。

三

一個駐地發行人員的准入門檻有多高？

某位資深發行界“人力資源”曾總結道：

學歷只是擺設，因為工作內容用不到；性別男女皆可，反正幹活都當牲口用。

因此在“人力版圖”面前，一切硬性條件都可以簡單歸納為：

活的碳基生物。

而在長期被漠視甚至被輕視的環境裏，如果還能待得下去，要麼是無路可走，要麼是有利可圖。於是倘若有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能熬出頭來，必定屬於“進化論”中的佼佼者——

見證了無數電影的優劣、親歷了很多同行的退散，憑着真正的熱忱與毅力，再加上幸運的被“慧眼識珠”逐漸展露頭角。

而露出崢嶸者，無不經歷了膠片時代、硬盤時代的科技更迭；體會了影院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人情冷暖；品味了洽談工作從“喝大酒組大局”時代到“一切以品質説話”的理性現狀；身處於“大數據時代”到“內容時代”的客觀環境。

2021年，中國電影市場票房一如既往地高，但一些資深的電影發行“老炮兒”私下裏也不禁搖頭：

同其它動輒幾千億上萬億的產業相比，電影產業還是個“弟弟”。

這個“弟弟”在茁壯成長的身體裏已經潛藏着“時代的變化”——

觀眾們開始不再迷信主演咖位和投資陣容，大家更願意看到“有內容”的作品。而在疫情影響下，各種可替代的娛樂手段層出不窮，影城裏能體驗到的居家也未必不是一種好的選擇。

對電影本身的產品質量要求愈發嚴苛的時候，“色香味”俱全的作品往往在上映後會引起口碑效應從而達到理想的票房收入。而對於品質不佳的作品和依舊“我覺得”的“藝術執念”來説，圈內總是有些互通的：

“人力資源”已經不是必須具備的硬實力了，甚至在某些時候，投入得越多意味着虧損得越多。

那麼發行團隊和駐地發行人員還有多大的“促銷”餘地呢？

時至今日，隨着電影業的逐漸成熟和“優勝劣汰”，發行行業也在經歷着“遍地是大王，短暫又輝煌”的更迭：

一些發行團隊只需要幾個人就能把控全局，至於駐地發行則簡單多了——

一家公司的駐地發行往往還身兼着其它公司的“任務指標”，面對片方時只需要簡單告訴他們：

這地方我“有人”就行了。

在觀眾心智開始成熟、娛樂生活豐富、行業競爭激烈、發行理念滯後的“夾擊”下，區域發行的工作愈發“死板”和機械化、“去質量化”。

宣發物料擺放得再全面，前期陣勢做得再足，也抵不上週末一場電影結束後的觀眾感受。在一個“刷分”和“水軍”都感到愈發吃力的時候，“人工”未必就有其應有的價值。

這也意味着“技術含量”在發行行業中逐漸減少，甚至最終完全消失。

而對於老一代電影發行人而言，當他們回首時可能會發現：

那時的“我們”不容易，現在的“我們”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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