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山_風聞

文|劉子

前些日子在雲南，隨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走訪鄉村中小學。整整一週時間，也只走訪了三所學校。

第一所是普洱市寧洱縣勐先鎮小學，第二所是大理州彌渡縣牛街鄉中學，第三所是騰衝縣猴橋鎮小學。

都是一天走訪，一天時間在路上。

事實上，三所學校彼此相隔不過400多公里。400公里，對於習慣高鐵和高速的我們來説，不過是2個小時或4個小時的樣子，要開一天（8、9個小時），這效率，簡直是“犯罪”。其實路也還好走，基本都是高速+國道，費時的原因，在於一路跋山涉水。

走在雲南，真是無窮無盡的山啊。

我們從滇南出發，沿着一條叫把邊江——新撫江——川河的渾濁江河上溯，在無量山的肚子裏穿腸掛肚。一路從哈尼族開到拉祜族再到彝族，從短袖開到穿起秋褲，從熱帶雨林開到光禿禿的大山，從年收入普遍二三十萬的茶農人家，開到收入不過兩三萬的尋常山民……一座無量山，恍惚兩個世界。

後來，我們再從彌渡縣，掠過大理州——保山市，經點蒼山——瀾滄江——怒江——高黎貢山——龍江到騰衝，高速一直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山巔閃轉騰挪，令人心驚。

放眼所至，蒼山洱海的浪漫風情，瑞麗邊境巨大的戰疫壓力，騰衝門庭冷落的旅遊區，還有一路險峻山頂上與世隔絕的小村……山河無恙，其間的人們卻各自冷暖。

｜貧瘠大山中，見縫插針的人家

這還只是區區400公里的差別。

最難忘的是孩子們的笑聲和憧憬。真愛夢想為這些鄉村小學建設了“夢想課堂”，為大山裏的孩子們開設着《職業人生》《愛與夢想》《財經意識》《共創成長路》等素養課程。每一門課程，孩子們都歡欣雀躍地參加，每一堂夢想課，孩子們都打開着自己，吮吸着課本教育之外的豐富營養——城裏孩子可以去商場進行“職業體驗”，山裏孩子不可能，好在他們還能上《職業人生》；城裏孩子可以早早地鍛鍊財商，留守的孩子們沒有這個概念，好在還有《財經意識》……

**孩子們最喜歡的一門課程是《去遠方》。**在專門的“夢想教室”裏，孩子們分成4-6人一個小組，一起討論最想去的遠方，一起做計劃，然後申報、評比，獲勝的小組，真愛夢想幫助他們實現願望。

去年，牛街中學的普桂婷老師就帶着她的四個學生（當時六年級）來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一週，一開始孩子們擔心自己口音重，不敢説話，也不敢坐地鐵。李紅婷小朋友負責財務，覺得有好多錢，大手大腳。普老師在旁邊陪同着，秉承着不干預的原則，讓孩子們自己去發現和解決問題。

孩子們開心地實現了去迪士尼、外灘、科技館等計劃，也變得敢説話了，還大方地找老外合影。只是到後面幾天發現錢不夠用了，只好省下早餐一天吃兩頓，一頓兩個包子。讓普老師感動的是，孩子們自己不吃早餐，也要為普老師買來包子，還“騙”説他們已經吃過了。普老師當然清楚，和她們分着吃了包子，然後一起捱餓……

| 山裏孩子與“遠方”

返回之後，孩子們都有了巨大改變：李紅婷花錢不再大手大腳，主動幫爸爸做飯（雖然還不好吃）；白雲霜不再瘋狂刷手機，每天安排一個固定時間，更加自律；李佳春雨採訪過別人，發現城裏人只知道大理而不知道自己的家鄉，打算以後出去多發揚家鄉，有條件的話還要回來改造家鄉……

她們都説要考復旦大學。她們都變得自信、開朗，還帶動着周圍的同學，不再狹隘於大山、沉迷於手機，一起面向遠方、面向自己的未來。

雲南的山已經太大，青藏高原的山則是令人敬畏。

十年前我是一個揹包客，花了兩個月獨行青藏川。騎行青海湖，與珠峯相看兩不厭，在青樸修行山與苦行者們一起沉默，又一路搭車走川藏……祖國之壯闊、多元，與伴隨着的巨大落差，讓我的視野和思考豁然開朗。

在川藏交界處的巴塘縣，我搭上一輛拉蘋果的小貨車。司機從附近收了一車小蘋果去理塘縣賣，要沿着318國道穿過理塘高原。路上170公里，一路塵土飛揚，得花整整一個下午。

我隨手吃着他的蘋果（本土品種、土壤貧瘠，並不太好吃），隨口天南海北。他問我從哪裏來，我説從北京。他問，天安門是不是很漂亮。我説其實沒什麼好看的。他問怎麼去。我查了地圖告訴他，其實坐汽車、再坐火車，挺方便。

他沉默了一會兒，最終還是搖了搖頭。北京，對他和家人來説，太過遙遠、神秘。他們終其一生，可能都很難走出那片巨大、苦寒的川西高原。

| 理塘高原國道上

大山大河，外人眼中的風景，又何嘗不是一方水土的桎梏。

想去北京的，還有內蒙烏珠穆沁草原上的寶音一家。2009年，我從北京換了好多趟車，在烏珠穆沁草原深處，一個叫巴彥胡蘇的蘇木下了車。我敲開一户路邊人家的門，問他能不能介紹我到草原深處的親戚或朋友家住兩天。他很熱情地答應。不一會兒，一個叫寶音的青年（和我差不多年紀）騎着摩托車來接我。然後我和他們家幾口人擠在同一個蒙古包生活了幾天。

藍天、白雲、草原、牛羊、駿馬，綿延不盡。**然而這一成不變的美景，美不過三天。**為了給我解悶，寶音還叫來了表弟巴特爾，這個草原少年騎着摩托，帶我轉遍了周邊的親戚家、小河溝、馬場，最後又帶我去旗裏參加一年一度的那達慕大會。

| 夜色下的草原人家

我們騎着摩托，飛奔在草原的大路上，讓人覺得，就這麼一直騎，沒準也能騎回北京。儘管只有700多公里路程，但北京對他們來説，也許跟巴塘縣的藏族司機一樣遙遠。

問起來，他們都覺得，語言、飲食和生活習慣都不通（我想也是怕被歧視），儘管想去，但又從來沒有真正的下決心。事實上，錫林郭勒草原足足18萬平方公里（接近浙江+江蘇兩省之和），許多人窮極一生，也走不出那茫茫草原。

阻礙人們“去遠方”的，又何止那壯麗的河山？

身居北上廣深的我們，大多數並不瞭解那些河山。

還是雲南山裏的那些學校，前些年開了一門叫《國際理解》的課，讓學生們瞭解國外的風土人情、獨特文化，開眼看看世界。但開着開着，多半堅持不下去，北京、上海尚且如此遙遠，“國際”，對他們來説，更時常難以理解。

到上海之前，李紅婷最遠就去過大理，白雲霜去過隔壁臨滄，李佳春雨暑假去過父母打工的山東泰安（但呆在泰安哪都沒去），她們還算走的遠的，許多孩子最遠只到過縣城彌渡。

他們陷於大山，我們卻沉迷於“國際化”。乾點啥事兒，都力求國際影響力、領先全球，彷彿不瞄準個紐約、倫敦、東京，都不叫個事業。聊個天，不聊點洛杉磯、巴黎、悉尼、新加坡留學或旅行的新奇事兒，都不叫有見識。

而我時常跟大家講起巴塘、青樸修行山、烏珠穆沁，他們都聽得一愣一愣，彷彿在聽一些遙遠非洲的故事。

| 青樸修行山

茫茫的大海沒有成為我們溝通世界的阻礙，大好的河山卻成了我們互相瞭解的障礙。

我想起藝術家黃永泍説的，“文化間的誤會是永恆的”。不走過去，不去溝通，這種誤會、這腦子裏高聳的河山，就永遠存在。

最近看了一本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的書。作者楊瀟，和我大致同齡，2018年放棄北京的工作生活，靠“11路公交”和偶爾的搭車，重走八十年前一代知識精英的南遷之路。

1937年，日寇鐵蹄下，北大、清華和南開的師生拖家帶口，或拋家棄子地南遷，先是來到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今人大多已不知）。因日軍推進迅速，不過一個學期，又只好內遷昆明。

無數學子在“讀書”和“救國”之間抉擇，不少人毅然從軍，政府和學校雖然為從軍學生提供許多幫助，但更多還是期望學子做好研究，將來重建國家。國民政府也並不總是電視劇裏反覆渲染的那般糊塗，蔣介石也闡述了“戰時如平時”的理念，終結了要不要搞“戰時教育”的爭論。

1938年初，由聞一多、黃鈺生、袁復禮為代表的十一位教師，帶着300位體格較健壯的男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在聞一多“你們是天之驕子，應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的勉勵中出發。

**彼時的雲南，實屬極難抵達的蠻荒之地。那時的北平還有一句俗語，管很痛苦的事情叫“受雲南大罪”。**當時的旅行雜誌也説，“昆明這個名字，在喜歡遊歷的外國人印象中還不怎麼陌生……也許比我們國人還要認識得多一些”。

“旅行團”先乘船到常德，繼而全部靠步行，行程3500裏，歷時68天。這些大城市的精英學子（和老師）們，每天面對的是惡劣的天氣、地形、土匪、瘧疾，忍受着家常便飯的飢餓，有時睡在豬圈、棺材屋倒地而睡。一路上，學地質的勘探地質，學社會學的調研不同民族的民俗，搞文學的編寫《西南采風錄》、收集民歌，更多的人則一路宣傳抗戰救國。

彼時回鄉宣傳抗日的大中學生，往往張口便是“帝國主義”“全民抗戰”，弄得農民面面相覷。下到地裏想要同農夫做談話式宣傳，卻被對方反問，“先生們，幾時亡國呀”。他們才痛心疾首地反思，中國的士大夫，一向對民眾非漠視即藐視，“這回亙古未有的民族抗戰發生，沉積着的嚴重錯誤，整個的暴露了出來！中國人不認識中國人！”

從匪患、貧苦的湘西，到“地無三尺平”、鴉片成災的貴州，這些一代知識精英，帶着“什麼都沒做的‘原罪感’”、對民間疾苦的直接認知、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使命，一到“富庶”的偏遠之地雲南，就投入到振奮的學習和研究中。

這3500裏的河山，這深入民間、艱苦卓絕的“長征”，何嘗不是成就日後的西南聯大——中國近現代教育巔峯的關鍵所在。

回顧這場“長征”，“戰爭可能使精英和大眾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只是，要將精英和大眾緊密團結起來的，難道非得靠戰爭或革命？

期望今天的共同富裕，能夠再一次團結起我們。

如果要找一個詞，代表中國人的國家情結，那麼，“河山”，恐怕是最佳答案之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河山只在我夢縈”……只不過，凡用到“河山”這個詞，總顯得有那麼些悲愴，彷彿只有失去後才懂得珍惜之感。

這兩年，疫情的襲來、內循環的倡導，正促使着人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國內。但疫情反覆，時不時的封鎖，動不動的封城，又時常令人沮喪。

返程途經昆明，我想去看看西南聯大的舊址（今位於雲南師範大學校內），得到通知，因疫情雲南師範大學封校，不讓進出。

這兩年的大學大概成了“監獄”。再如我即將大學畢業的堂妹，九月份我去北京出差，本計劃去看看她，帶她出來“放放風”，被告知全面封校。儘管當時除了瑞麗全國綠碼，她打了許多報告、證明材料也還是出不來。而這樣的封校，她們已徹徹底底地實行了兩年。

她的大三大四階段，進出校門基本只有返校和回家各一次。而這次的期末通知，學校更明確命令，出了校門就不允許再回去。所以要想留在北京實習、發展，因為沒有了學校的依靠（主要是食宿），大多數家境不富裕的外地學生基本就不可能了。

這幾屆的大學生，莫説“湘黔滇”、走向社會，就連城市郊區都去不了。而習慣“封閉式管理”的，又何止學校。

這次走訪的雲南某校，本有一組小同學獲得了“去遠方”的優勝，同學、老師、家長都準備好了，也自願簽好了事故免責條款，只待出發，怎奈地方教育局領導出於“安全考慮”，一聲令下，被迫取消。

目前的層層管控已經比較到位，人們的疫情教育、防範意識也已建立。“圍牆”的建立，是為了保護內部的活躍，並更安全地與外界交流，而不是為了真封閉。

而一些管理上、觀念上的溝壑依舊牢固。我們不能因為“去遠方”必然存在的風險概率，就禁足不前；我們不能因為外面可能的風險，就把成千上萬的成年人關在校園兩年；我們不應因為某次旅遊團傳播了疫情，就一刀切地拒絕全國的旅遊團；我們也不應某城某片區出現疫情，就一級一級加碼地，將該城、乃至該省拒之門外……

將目光從高大上的漫天煙火，轉向我們的廣袤大地，這兩年，我反倒去了許多地方調研。目光所至，人們面向未來的信心依然，人們渴望發展、上升的動力依然，人們希望與更多優秀者交流的願望依然。這些信心、渴望、願望，在封閉、悲哀的大環境下，又是多麼的可貴。

| 一對初中、小學的姐弟，在鎮上出租屋裏的“題壁”

民生多艱，疫情還將繼續，但這些積累起來的信心和願望經不起持續消耗。人心一旦散了，再想聚攏起來就不易了。

邱吉爾説，“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外面的危機，對我們促進內循環正是時機，封閉的國門，對人們跨過山河、加深彼此的瞭解正是時機，別人動不動就搞“封閉式”，對我們吸引更多關注、高質量發展正是時機。

願河山無恙，人們都可緩緩歸矣。

作者：劉子，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上海樸人資產合夥人，杭州鼠打貓互動合夥人。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參考書籍：

楊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