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重新評價王安石變法，那王安石應受到的批評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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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代表着增強中央國家汲取能力的財政思路，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評價完全不同。清末以前，儒生大族把持文化權力，生怕皇權下縣打破他們的包税權和司法權壟斷，當然要污名化一切試圖擴大國家權力的皇帝臣子（比如雍正、桑弘羊的歷史名聲也一直不好）。清末的改革志士發現，皇權不下縣的結果是偌大一箇中國可動員的財政資源和小日本比多不了多少（更屈辱的是，這些收入中很多來自英國人控制的海關而不是國內税收），建立現代化國家就必須擴大財政能力，因此重新歌頌王安石桑弘羊這些為國理財的能臣。

近年來繼續再次翻案踩王安石的人，以秦暉、吳曉波為代表，本質上就是給新地方豪強爭取話語權，強調“私人財產”對於國家權力的不可侵犯性（豪紳的錢如數奉還，但升斗小民的財產他們可要三七分賬）。他們強行把國家汲取能力和治理實效割裂開來（汲取能力不是有效治理的充分條件，但絕對是必要條件），一口一個公民社會、抵抗惡政，實際上變法前橫徵暴斂截留財政收入的是他們，變法後藉機加重剝削百姓攪黃變法的還是他們，他們所謂的“公民（豪強）抵抗”是惡政的源頭而不是制衡。他們無恥的把一切責任都甩給王安石，甚至大慫打不過北方少數民族這種得從太祖爺重文輕武開始算的歷史大鍋，都要扣在王安石腦袋上。

如果非要重新評價王安石變法，那王安石應受到的批評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地方豪強抵抗對政策的影響，不能苛求他以一人之力超越歷史侷限改變整個宋朝的社會結構，更不能直接把他的政策污名為惡政；同時，躲在陰影中的地方豪強對變法的扭曲必須被提到陽光下審視批判，接受應有的罵名，進一步加深封建中國中層既得利益集團貪婪無度禍國殃民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