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網民對三孩政策態度消極？_風聞

經歷三次生育高峯，如今孩子卻少了

全球範圍內的生育率不斷下降，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人口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二戰結束後，隨着政治環境逐漸穩定和經濟的恢復發展，世界各國曾經歷過一個短暫的生育高峯，也就是戰後“嬰兒潮”。像現在人口面臨負增長的韓國，從戰後恢復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總和生育率也達到了6.33的高水平。

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生育率水平的逐漸下降成為了整體趨勢。

由於各國有着差異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制度情況，在具體生育率水平轉變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非同步性。

就我國而言，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總和生育率曾一度達到6.7的高水平。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人口總數為6億多人，這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廣為人知的“四萬萬人口”嚴重不符。

這一時期，我國的人口發展速度遠超過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若不加以控制，則會導致較高的失業率和犯罪率，威脅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所以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也由最初的“鼓勵”，逐漸轉變為“節制”生育。

“二五”計劃明確提出倡導“節制生育”，要求計生部門、衞生部門協調工作積極宣傳“節制生育觀念”。

不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人口總數有所降低，荒災結束後，還出現過一次補償性生育高潮。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62—1970年間，我國人口增加了1.57億，這也是我國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峯。

面對過高過快增長的人口總量，我國先前推行的“節制生育”，逐步轉變為“有計劃的生育”，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全面開展。

1978年，“實行計劃生育”第一次被寫進了《憲法》。

到1980年底，逐漸發展為“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0年的2.6%左右下降到1980年的1.2%左右。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此前在“第二次生育高峯”中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了生育年齡，因此這一時期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回升，9年淨增達到了1.43億。這是我國人口增長的第三次生育高峯。

20世紀90年代，隨着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加強和完善，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並持續穩步下降。

計劃生育政策的好處很明顯。

對家庭而言，主要是減少了撫育多個子女的家庭開支和撫養費用，可以把資金用於提高生活質量。

而對於整個國家而言，可以使人地矛盾得到緩解，人均耕地和糧食供給相對保障。而且由於新生人口數量的減少，國家投入到新增人口的資金佔比也會減少，國家資金快速積累的同時，還可以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醫療等行業，提升人口質量。

不過，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帶來了如生育率低下、老齡化加劇、勞動力短缺、性別比失衡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進入到21世紀，從允許“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我國試圖通過政策體系和機制，來引導生育行為與政策預期接近。

然而，儘管“二孩政策”的漸進式放開使我國總和生育率有了回升趨勢，但人口數量漲幅不大。從2018年起，我國人口增量呈現出了“跳崖”式遞減。

今年的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預估只有1.3，再創歷史新低。2021年5月31日提出了“三孩”政策。

從“雙獨二孩”到“三孩生育”，經過十年循序漸進的調整，我國包容性生育政策的轉型取向愈發迫切。

“三孩”政策的目標何以實現？

計劃生育作為一種緊縮性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國家根據特定時期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發展情況，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而採取的關鍵舉措。

而現在寬鬆化的人口生育政策，則是當前我國人口生育觀念轉變、人口結構老齡化下的必然選擇。

很顯然，三孩政策的出台，旨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並促進生育率的提升，那麼這種政策目標何以能實現？

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我國首次提出了“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這是對未來5年人口變動趨勢的回應，也為未來的生育政策定下基調——包容性。

如何理解包容性？

首先，包容性理念進入公共政策領域，發端於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包容性發展。

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包容性發展與單純追求經濟的增長不同，而更強調共享發展成果，維護社會的平等和公平，保護弱勢羣體，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則可以解讀為均衡性、全面性、長期性和可持續性。

人口發展的“均衡性”，不僅體現在人口自身要素的相互協調，也需要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及資源等要素之間的相互匹配。

在我們慣常的印象中，生育政策是僅針對生育數量的規制和限定，也就是大家常説的計劃生育政策。

但實際上，生育政策議題的牽涉層面十分廣，不僅包含了對生育環節的規劃，也涉及生育前、生育中以及生育後相關環節的配套規劃。

生育政策的確應是“全面性”的政策：需要在經濟、社會、文化、產業、資源、環境等國家運轉的綜合戰略中，充分考慮與人口相互作用，實現人口與外部要素的協同發展。

這是我國多年人口計劃生育施政經驗的總結——經歷了幾十年的漫長演變，現在我國的生育政策，已經發展成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單項政策等各效力層級、各地方性規定的生育行為和生育水平等的規範綜合體。

而生育政策的“長期性”，則體現在前瞻預警性上：通過預測潛在的人口問題，及時調整應對措施。

而只有被充分論證、符合經濟發展的國情、適應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生育政策才具有“可持續性”的能動力。

因此，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意味着生育政策不僅對生育數量的問題有呼應，也需要關注生育權利、生育文化、生育環境及其變遷等方面的內容，將生育與養育、教育、婚姻家庭等給予整體性的通盤考慮。

比如，此前生育政策的對象主要侷限於已婚育齡人羣，特別是對育齡婦女——育齡婦女一直被期待擔負生育控制的主要責任與風險，而男性和社會其他人羣，則基本不被關注。

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要突破單純限制婦女的身體和生育行為的侷限，以全人羣為規範和服務的對象，更多通過大力推進男性的生育責任的承擔。

比如，設置男性產假和男性護理假等，營造性別平等的政策氛圍，重視男性生育權益的維護。

進入21世紀，我國生兒育女的約束條件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極大豐富不斷型塑着我國民眾的生育觀念，傳統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觀點，已經逐漸被“優生優育”取代。

需要關注構建與社會經濟相符合的新型婚育倫理，激發適齡年輕人的正向生育意願，避免形成“不敢生、不願生、不想生”的社會思維定式。

此外，現在生育行為的方式也有了新的變化，不再只是單一的婚內自然生育，已經延伸到未婚生育、輔助生育、無性生育等多種形式並存的階段。

因此，生育政策還需要直面社會現實，儘可能涵括多種情況，努力建立健全相關的政策規定。

“三孩 + 配套”真的利好嗎？

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公佈。

《決定》在“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

“社會撫養費”制度誕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初，是嚴格的限制生育政策的產物，意圖通過經濟手段來影響公民的生育意願。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的戰略目標是要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過快增長、進入新世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發展目標是不一樣的。所以，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的確不合時宜，需要及時廢止。

自三孩政策宣佈以來，全國多地都陸續修改了計劃生育條例，延長生育假期，意在加碼生育福利。

現在大家常説的“產假”，其實是產假和生育假兩者相加的天數。

最近多地調整的計劃生育條例，主要就是對生育假進行了調整，大部分省份將生育假由過去的30天延長到了60天。

例如，11月26日，北京市通過了關於修改《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

修改後的條例規定，女方除國家規定的產假外，享受的延長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加上國家規定的98天基礎產假，女性產假增至158天，男方享受陪產假15天。

湖北、安徽、山西等省份也有類似的最新規定。

那麼，延長產假真的是“利好”的政策嗎？

早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宋治平就提議延長女性產假至3-6年。提議一出，便引起了廣泛熱議。

爭論焦點主要在於，過短的產假不利於女性的身心恢復與子女照顧，而過長的產假所造成的勞動力損失，又會使女性在就業市場上面臨更大的歧視。

國際勞工組織（ILO）一項關於產假的研究報告指出，產婦和新生兒在產後二至六週面臨着較大的健康風險。

在英國，47%的女性報告產後至少出現一種病症，最為常見的產後問題包括感染、貧血、抑鬱、背痛和極端勞累。

必須承認的是，休產假的確有利於母親恢復分娩對身體的消耗，調整睡眠，關注自身和嬰兒的健康狀態，以及從心理上調整適應新的人生角色。

從這個角度來説，休產假對女性來確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生育支持。

然而，職業女性兼具了母親和勞動者的雙重角色，這也意味着，女性面臨着生育與就業的雙重衝突。

而且，受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以及“女性更適合照顧小孩”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大多數女性在生育時難以獲得的配偶的幫助，甚至出現“喪偶式育兒”的困境。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就曾經説過：“Anything looks like a favor to women would be used against them.”

翻譯過來就是：任何看起來像是對女性的特別優待，最終都會反過來制約她們。

已經有研究表明，如果女性休產假時間太長，會導致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加劇；同時，母親脱離職場太久，對女性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會造成負面影響，使女性更容易面臨“職場天花板”。

説的悲觀一點，其實，休假的激勵措施，對職業女性而言談不上是優勢或者激勵，只是對本來就願意生育家庭的小福利。而三孩政策及其配套制度，不應限於此。

破除生育困境，道阻且長

從關注度來看，三孩政策一出台便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通過百度指數搜索關鍵詞“三孩政策”，搜索指數（PC+移動）顯示，2021年5月31日政策發佈以後，該關鍵詞的搜索立即出現峯值，高達51096。

同時，有關三孩政策的報道在政策發佈後也引起強烈反響，從百度資訊關注和資訊指數顯示來看，6月2日該指數達到峯值（2570314）。

不過，從網絡輿情來看，三孩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陸續公佈，網民的反饋並不積極。

有研究運用文本分析，對微博輿情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目前網民對於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評價，總體呈現出了消極和中性情緒。

其中，表達消極情感的網民，主要體現出結婚意願低和對“少生優生”觀的堅持。

而中性情感主要關注女性就業，即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以及小孩無人照料。

持有三類不同情感的網民，共同點是都會關注配套支持措施細則的出台。

從研究的詞雲分析結果來看，“政策、女性、國家、住房、房價、教育、老齡化、壓力、保障措施、醫療、人口、家庭、老人、獨生子女、生育、父母、二胎、工作、醫療、產假、成本、工資、經濟、措施、幼兒園、男性、時間、生育率、就業”等熱詞均排在前列，這些也是網民針對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最關注的問題。

高關注度的背後，是政策兼容性和系統性不夠、配套支持措施未能落地、經濟壓力太大、無法平衡女性工作與家庭、無人照料小孩等多方面的問題和訴求。

現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發展的大趨勢，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出台過生育限制政策。

也就是説，單純考慮生育限制的政策因素並不足以解決問題，三孩生育政策落地的真正痛點在於，“能生”並不等於“想生”或者“敢生”，而需要觸及更深層次的問題。

**☉**社會撫養費公示

當前我國民眾低生育意願的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制度變遷、人口政策等方面，都有複雜又深刻的聯繫。

生育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這既是一個關係到經濟社會系統的宏觀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微觀問題。

因為生育政策有效實施的最終着力點，還是得落在家庭的生育行為上，需要對家庭的生育機制有深入的理解，以便拿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孕育、生育、養育、教育是連續又互有交叉的“四大階段”，必須有時間、經濟、服務、就業“四大支柱”的支撐，以及生育友好型社會氛圍的助力。

人口是經濟社會系統中最基礎、最活躍的因素，適度生育水平是維持人口良性再生產的重要前提。目前來看，我國要破除生育困境，提高生育率水平，優化人口結構，還面臨着諸多挑戰。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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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產假應該休多久？“三孩”時代的產假政策再思考》http://www-thepaper-cn.vpn.sdnu.edu.cn/newsDetail_forward_13643110

半月談：《“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何解？》http://www.banyuetan.org/jrt/detail/20210115/1000200033134991610614880211770011_1.html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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