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的由來_風聞

我在昨天講了歐洲分權制的由來。有朋友讓我再説説“集權”。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就撿主要的説幾句。

中國人世世代代生長的土地，屬於典型的大陸季風性氣候，冬季內陸形成的冷高壓區，相對於東南海面上形成的熱性低氣壓區，會產生中國冬季寒冷的西北風和乾燥氣流；夏季大陸温度高于海洋，涼爽的海洋成為高氣壓區，形成流向大陸的東南風或西南風，並帶來降雨。降雨季節通常在5月—9月。理論上説，這樣的氣候，是比較適合農作物生長的。但它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這就是氣候變化無常。因為每一年冬天和夏天季風進退的遲早和強度不同，使一些地區經常出現冷暖旱澇等異常現象。自然災害頻繁發 生，是華夏大地上一道奇特的景觀。

據歷史學家統計，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間，大的旱災共發生1074次，水災1058次，9幾乎是年年有災。其災害發生的頻率與烈度往往高於其他國家，與温暖而潮濕的歐洲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語。

災害帶來的損失也是觸目驚心的，僅1876年—1879年在華北地區的一次大旱災，死亡人數就達1000多萬人。從1840年—1949年間，因各種災害發生的求生性食人事件50次，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

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情況不同，中國政府所要承擔的公共職責並不僅僅是興修灌溉工程，其中主要的工程是賑災。興修水利也大多與賑災防災有關。因為中國的大陸季風性氣候，在風調雨順的時候，足以滿足農作物的生長。一旦發生區域性的自然災害時，要求政府儲備的糧倉（常平倉）發揮賑災功能，並且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區域內調動生存資料。這就產生了大一統的政治需求。“小國寡民”的政治形態，隨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在春秋戰國以後，就已經很難成為中國的生存模式。中國第一個世襲的中央集權王朝產生在公共事務管理者對經濟活動的大規模干預—“大禹治水”—之後，應該説絕不是一個偶然。中國大陸變幻無常的氣候條件，需要建設大規模的水陸交通網絡（以解決各地的糧食調配問題）。而由一家一户的農民去完成這樣的工程顯然是不現實的。中國歷史上所有大型水利和水路工程都是在政府的組織下完成的，如大禹時的開鑿龍門；秦國修都江堰、鄭國渠；吳王夫差開鑿阡溝，隋煬帝修建京杭大運河，以及元朝重修京杭大運河等等。京杭大運河被稱為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全長1794公里，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5倍，在沒有工程機械的年代，要開鑿這樣一條運河，沒有中央政府的調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特定的地理歷史環境中，不僅中央政府有干預經濟的需要和衝動，普通民眾也把以“明君”、“清官”為標誌的強大中央政權作為他們的政治願景。中國民眾對皇權的崇拜是西方人無法理解的，這是源於雙方不同的生存環境。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在政治主體上取消了分封制，代之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更是無所不及，從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修築道路，興修大型水利工程，到興建歷史上最宏大的軍事防禦工程——長城。無一不是通過具有強大權力的中央政府實施的。此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中央政權都仿效秦制，實行中央集權的政府管理模式。如果説，政府幹預經濟會產生“弊端”的話，（平心而論，它也確實在產生弊端，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權的更迭，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專制制度的內在缺陷所引發的。）那麼，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是歷史賦予中國人絕好的“糾錯”機會。但是為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人們還是無一例外地選擇建立另一個集權制政府，而不是用民主政體，哪怕是貴族式的民主政體來取代它呢？即使原來保留貴族民主制度的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以後，也都在第一時間改為中央集權體制（如遼在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後，廢除三年改選一次的可汗選舉制度；金朝在入主中原後，廢除合議制的“勃極列”；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忽裏台”選汗制度）。這背後肯定隱藏着更為深刻的原因。答案很可能是：人們沒有別的選擇。

中國的農耕社會不僅自然條件變化無常，外部環境也不穩定。中國大陸北面的遊牧民族以畜牧和打獵為生，很少生產糧食，他們對糧食的獲取只有兩種途徑，一是與中原產糧地區進行貿易；二是到中原地區掠奪。特別是在冬季，北方經常出現大面積雪災，牲畜因為吃不到牧草而大量死亡，遊牧民族只有靠劫掠農耕地區來解決吃飯問題。而中國內陸地區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又缺乏天然屏障，只能藉助中央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修建大型的軍事工程和建立強大的國防軍。秦始皇統一中國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萬里長城。當時動用了全國近百萬的勞動力，是當時全國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崇山峻嶺之間，完全依靠人力，修建了一條長達6000多公里的軍事防禦工程，以後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繼續修築長城。在中央集權政府的強盛期，長城都發揮了較強的軍事防禦功能。

中國大陸內部由於季風性氣候的不穩定性，使得任何一個局部地區都很難有足夠的迴旋空間。春秋時期，秦國和晉國之間因糧食問題而結成的恩怨，很能説明自然災害的頻發如何演變成大一統的政治訴求。魯僖公十三年，晉國發生饑荒，向秦國求救，秦穆公猶豫再三還是運去了大批糧食，據説運量的船隊，從秦國的都城一直排到晉國，史稱“泛舟之役”。第二年冬天，秦國也發生饑荒，向晉國求購糧食，晉惠公卻不願意伸出援手，兩國結怨，並因此大打出手。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農耕社會，自然會產生大範圍內調配生存資料的需求，並最終派生出中央集權的制度設計。

在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的力量一旦削弱，地方勢力就會互相征伐，像歐洲那種長期的分封割據局面不會存在。長年的戰亂，使農業生產條件遭到極大的破壞，人口損失更是觸目驚心。例如公元2年，即西漢平帝元始二年，中國人口達到5959萬人，到了公元57年，經過西漢末年的戰亂以後，人口鋭減至2100萬人。公元140年，東漢繁榮時期，人口接近5400萬人，經過東漢末和三國戰亂，人口下降至1616萬人。公元740年，唐朝開元盛世時，人口達到4800萬人，經過安史之亂到公元764年，人口下降到1692萬人。公元1578年，明神宗萬曆年間，人口上升到6069萬人，由於明朝實行的是人頭税政策，民間隱藏了大量的人口，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的人口約為一億左右，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已達二億。滿清入關，中國人口淨減三分之二，到公元1712年，人口只有2462萬人。

從這些人口變遷的數據可以看出，戰事對農業生產和民眾生存條件的破壞是多麼的嚴重！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強大的中央政府已經構成中國農耕社會得以維繫的前提條件。儘管這需要付出相對高昂的代價，但相對於其它路徑來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