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蘇聯“民主化”的深刻教訓——西方佈下“民主陷阱” 西式民主成全球亂源_風聞

    中俄資訊網注：本文作者張樹華 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兼中國社科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今年是蘇聯解體30年。30年前的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職務；12月26日，蘇聯正式解體，先後分裂成15個國家。當時的西方社會曾樂觀認為，西式自由民主取得了“全勝”，西式民主模式是“普世”的、永恆的，是全人類“幸福的歸宿”和終極目標，必將一統世界。

然而這30年世界發展的歷史清楚地表明，人類社會並沒有迎來所謂的“歷史終結”，反而見證了西式民主的制度失靈、體制失效、治理失能、改造失敗。

    蘇聯“民主化”的深刻教訓

    30年前，筆者正好在莫斯科大學學習。一個深切的感受是，蘇聯當時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信奉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鼓吹“國內民主化和對外新思維”，結果卻落入西方設下的政治陷阱，遭受了徹底的政治失敗。所以，我們要牢記蘇聯“民主化”帶來的深刻教訓。

    實際上，社會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遭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絞殺。100年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既意味着一個公正、公平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的來臨，也激發了世界上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將新生的社會主義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們一開始就發誓，一定要千方百計地把這個嶄新的社會制度“扼殺在搖籃之中”。

    1918年，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就遭到了多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二戰結束後，西方大國更是將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自由世界”的威脅。此後50多年，西方陣營除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外，更選中了“水滴石穿”“和平演變”作為與蘇聯進行政治思想較量的方法和手段。許多西方政要都堅持要針對蘇聯進行政治戰、心理戰、文化戰，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工具，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竊取並改造了“民主、人權”等概念，將其用作攻擊蘇聯政治制度的有效砝碼和利器。西方稱蘇聯是“共產主義專制”國家，常常舉起“人權”“民主”“自由”等大棒，對蘇聯發動猛烈政治和外交攻勢。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利用蘇美高層會晤的機會，將“人權”“民主”和“自由”等問題列入外交會談的議程，對蘇聯領導人施加強大壓力。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簽署之後，西方國家先後成立各種形式的民主基金會，並與外交、情報等部門配合，在蘇東陣營內部尋找政治代理人，支持蘇聯內部持不同政見者或民族分裂勢力。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旗下的刊物——《民主雜誌》兩主編之一、政治學家拉里•戴爾蒙德曾毫不掩飾地説，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人權”和“民主化”，就是要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

    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政治圈套和話語陷阱，列寧洞若觀火、一語道破。列寧指出，民主、自由和平等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他反對籠統而抽象地奢談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民主”“自由”與“平等”。列寧認為，不應當抽象地談論民主，不要相信什麼“普遍民主”或者“絕對的民主”的謊言，不存在什麼“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階級的民主”。

    西方佈下的“民主陷阱”

    站在今天來回顧歷史、總結得失，蘇聯亡黨亡國正是落入了西方佈下的“民主化”陷阱。

    1953年斯大林逝世，繼任的蘇聯政治領導人逐漸失去了政治信仰，理想信念開始動搖，最後落入了西方國家設下的“自由、民主”等政治圈套和道路陷阱。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最高領導層在政治上發生了方向性的改變。

    蘇聯末期，蘇共打出了“民主化”“公開性”“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會主義”等口號。正如戈爾巴喬夫自白：“1988年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制度本身進行根本改革。由此進入了內容豐富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這應立足於另一些意識形態觀點，其基礎就是社會民主思想。”打着“公開性、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維”等旗號，戈爾巴喬夫對蘇聯政治制度採取激烈的、根本性的改造，期望通過“民主化”、配合外交“新思維”，向西方妥協退讓，得到西方的認可，躋身“西方文明世界”。

    在境外，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政策受到了西方媒體的吹捧。西方政要也多次向戈爾巴喬夫授予各類勳章，以示褒獎。1990年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與境外對戈爾巴喬夫的掌聲和歡呼聲相反，蘇聯的“民主化”改革不但沒有振興蘇共和復興蘇聯，反而導致了蘇共喪失合法性，引發了政治分裂和國家瓦解。

    政治改革的關鍵是方向問題。蘇共後期的改革變成了“背棄信仰、放棄道路、拋棄制度”。改革變成改向，改旗易幟，改革變成自掘墳墓，最後自取滅亡。政治上的錯誤往往會帶來顛覆性的後果。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造頃刻間使蘇共猶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在不到6年的時間裏，戈爾巴喬夫打着“民主、人道”旗號，不僅使得蘇聯改革誤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0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

    總體來看，蘇聯的“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民主和幸福，反而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言，“是一場地緣政治災難”，“只是一小撮財閥的民主和寡頭的自由”。

    用事實宣告“歷史終結論”破產

    歷史並未如當年西方政治領導人和學者預測的方向發展。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制度、社會運行機制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暴露。由於西方政治精英無力、無法、無能糾錯和調整，使得這些痼疾一步步惡化。近年來美式民主連續失效、失能、失敗，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2018年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網站刊發題為《影響美國民主的更深層次變化》的文章，指出西式民主並沒有天然免疫力，不僅身染重病，還具有傳染性。

    近期“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和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公司在53個國家5萬多民眾中進行的“2021民主認知指數”調查顯示，44%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才是民主的首要威脅”。

    全世界已經看清，冷戰後30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強行在國際上進行“民主改造實驗”、輸出政治病毒，不是成就民主，而是對民主的破壞和踐踏，是當今全球之亂的病源和禍端。

    民主是歷史的、發展的，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唯我獨尊，將“民主”標籤化、工具化，將“民主”變成稱王稱霸、肆意打壓他國的工具。

    民主是成長的、多樣的，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壟斷霸佔，將“民主”絕對化、模式化，將“民主”變成強行出口的操作軟件或靈丹妙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世界上許多國家成敗興衰的歷史經驗表明，方向決定命運，制度決定興衰，道路決定成敗。

    一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於走上了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備的思想體系，探索出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建構了一套穩固有效的制度體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民族復興使命感和人類情懷的領袖集體。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深受全體中國人民的信賴和擁護。在百年風雲變幻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正確把握歷史趨勢、世界大勢，贏得了歷史主動，帶領中國人民獨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意願、促進國家發展的新道路，為世界和平、發展、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現出超凡的政治領導力。

    治理一個國家， 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 並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 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説， 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 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之治是幾百年來首個非西方、非資本主義東方大國的現代化實踐，是不靠殖民性掠奪、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對外侵略戰爭的現代化探索。中國破繭而出，超越了資本至上和市場至上的邏輯，克服了現代化過程中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張力，跨越了一些國家現代化進程遭遇的陷阱。中國發展成功的密碼在於獨立自主、科學有效地處理了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機制、道路、政策等之間的關係，開闢了世界歷史上一條獨具特色而卓有成效的發展之路。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政治組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中國之治的歷史性成就，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譜寫的壯麗詩篇，也是為人類文明貢獻的鴻篇鉅製。中國的發展改變着並將繼續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圖景，讓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讓人類文明百花園更加多姿多彩。

    當前，個別西方國家仍然固守僵化過時的西式民主一元論和冷戰思維，動輒以民主的名義拉幫結夥、分裂世界，妄圖挑起所謂“新冷戰”。在這些國家的政客眼中，世界上只有“同我者活”、你下我上、非輸即贏的“比、爭、鬥”。而與此截然相反的是，中國的發展觀超越了傳統的大國競爭邏輯，我們眼中沒有“淘汰賽”，也沒有“擂台賽”，更不是“拳擊賽”。世界的進步，靠的是你追我趕、奮勇爭先的“田徑賽”“接力賽”。

    中華文明一貫倡導親仁善鄰、協和萬邦。中國人心目中的全球政治，應開放包容、多姿多彩。中國人嚮往國家長治久安、個人安居樂業——這也是古往今來全世界共同的美好願景。世界朝着全球化、多極化發展，這一趨勢不可逆轉，多元文明將競相綻放。世界人民應在此基礎上互幫互助、共建共享，攜手共築全人類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