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30週年：亡黨亡國之真相，並非西方説的那樣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21-12-25 21:55
今年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30週年，對這一重大歷史現象進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訓，對加強我們黨的先進性建設乃至全人類解放事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各種觀點雜陳紛爭。“經濟沒有搞好説”“斯大林模式僵化説”“軍備競賽拖垮説”“外部因素決定説”等等，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試圖向世人解讀蘇聯解體的原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能從中吸取什麼歷史教訓？
庫叔整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對於相關問題的思考，以饗讀者。
文 | 李慎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 | 丁貴梓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部分內容授權整理自《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上篇 蘇聯悲劇的根本原因
**1991年12月25日晚7時，戈爾巴喬夫簽署了辭去蘇聯總統的命令，然後在辦公室面對蘇聯幾家電視台的直播鏡頭，向全國發表辭職講話。**就在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的蘇聯國旗悄然落下，標誌着蘇聯從世界政治地圖上的消失。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基輔一軍事學校的士兵將列寧紀念館中的戈爾巴喬夫肖像摘下。圖｜新華社發
蘇聯和蘇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裏？
正如以上所述，各種觀點雜陳紛爭。隨着國內外學術界對蘇聯劇變研究的不斷深入，“烏托邦説”“病態早產説”“經濟沒有搞好説”“軍備競賽説”“民族矛盾説”等等逐漸在我國媒體上消退。但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説”的觀點，卻仍有相當的影響。
“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課題組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探討，大家逐漸達成共識：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脱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所致。
1
錯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分為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們都籠統稱為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加以全盤肯定或否定。
2006年2月23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舉行民眾遊行，慶祝祖國保衞者日。圖｜新華社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屬於不同概念範疇。
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定性的，是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國體；而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在方向確定後實現這一方向的具體辦法，是解決“如何為、怎麼為”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政體，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成功地進行了十月革命，並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説到底，堅持並不斷完善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漸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實現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真正的蘇聯共產黨人，對列寧開創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應該也只能是堅持、鞏固和不斷完善、發展。同時，對這個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所體現的具體形式，即運行體制，則應以國情的不斷變化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及時進行調整改革。
列寧和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以及體現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並不斷變化着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基本上是符合蘇聯國情的。
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於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建設還沒有經驗，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論觀點和個人作風等種種原因，蘇維埃政權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也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二戰結束和戰後恢復重建任務完成後，沒有及時對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現個人迷信現象。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與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有一定的歷史聯繫，但這決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結果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
我們決不能從隨着形勢發展變化需要對蘇聯具體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中，得出對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全盤否定的結論；更不能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不加分析地歸結為基本制度的問題，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甚至得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結論。
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經過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各個階段的體制變化和差異也極大。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咎於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體制的觀點，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雖有一些弊端，但總體上是符合蘇聯20世紀30至40年代所面臨的世情和國情的，適應了當時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包圍的情勢和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體現了共產黨對國家人民的正確領導，使得蘇聯取得了工業化、衞國戰爭和戰後重建等偉大勝利，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但隨着二戰勝利和戰後恢復重建任務的完成，這個體制總體上就無法進一步適應20世紀5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顯現，這就需要對其及時進行調整或改革。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借鑑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就採取了科學分析的態度，並開始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其中包括經濟政治體制的探索。
而蘇聯在戰後重建任務基本完成後，卻沒有及時對其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進行改革。筆者個人認為，斯大林本人有認識不足之責任，同時也有晚年多病、體力不支這一重要的原因。
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台後，試圖對此進行改革，不可否認，他們也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問題在於，隨着條件的變化，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沒有及時和正確地領導改革，反而將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漸演變成對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否定。這就為日後蘇聯解體、蘇共垮台這大山般的倒塌開掘了第一鋤，也可稱之為關鍵性的第一鋤。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質上改旗易幟，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實質上走上了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
如果無視從赫魯曉夫以來，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蘇共領導集團所犯的錯誤，而將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在歷史上根本站不住腳的。
2
錯在“斯大林模式”？
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社會生產關係各個方面的總和則組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事生產的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
2005年5月9日，參加過衞國戰爭的烏克蘭老戰士舉着斯大林的畫像參加在基輔舉行的遊行。圖｜新華社
當然，人的因素不僅直接體現在生產力的範疇，還相應地體現在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與上層建築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等範疇中的方方面面。體制機制則是社會上層建築的有機組成部分，靠人來確立和完善，也要靠人來遵循或變革。
所以，從根本上説，人決定體制機制，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説的“關鍵在人”的道理。
當然，一定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會反作用於一定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關係體現在人與體制機制的關係上，就是體制機制在一定條件下反作用於生產力（其中包括人）。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説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説的：**“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結論，其實質是在包括正確總結1991年底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重大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做出的。
這一結論也完全適用於剖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其黨內問題也是各種各樣，體制機制僅是其中之一，並且僅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在黨內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作方式和具體表現形式。
一定的體制形成後當然會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但根本問題還在於：確立和貫徹一定的體制機制要靠一定的理論來指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有了錯誤的理論指導便一定造成錯誤的行動。能進行理性和理論的抽象思維，則是人區別於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包括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特殊表現。
從這一點上講，我們又找到了人決定體制機制的具體的表現形式。
赫魯曉夫
因此，我們認為，蘇共最終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於體制機制，**而在於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脱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在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過程中，作為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從赫魯曉夫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等人難逃干係。
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斷與時俱進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蘇聯的實踐。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是符合蘇聯實際的，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西方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卻把這一制度諡之為與希特勒法西斯並列的、“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他們不僅把列寧、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都稱之為所謂“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
他們在分析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時，對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直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的脱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導致國家混亂、民族分裂的嚴重錯誤不置一詞，卻把這一罪過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寧和斯大林身上。
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總結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時，就明確歸結為“在於所選擇的那個‘模式’……這是布爾什維克還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個主要錯誤。”還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不僅明確地使用了“模式”這個提法，而且也明確地把矛頭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寧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這就為我們判斷他們所説的斯大林模式實質上決不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從未採用“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在1987年才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模式”這種説法。
【注：英國學者休·塞頓-沃森較早（1953年）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詞。使用“模式”一詞來説明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習慣用語。】
可以説，“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時，便被加上“極權、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於“法西斯制度”，**實質上已被巧妙地納入西方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整體戰略之中。**因此，我們不贊成“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因為這一不小心就極容易落入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模式’”的觀點，主張追究所謂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機制（實質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責任，卻不主張追究從赫魯曉夫直到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責任，但在追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責任的同時，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個人責任。
3
錯在斯大林個人？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列寧對社會主義不斷進行探索和重新認識的過程。他依據新的實踐不斷檢驗、糾正已有的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有了嶄新的理解。
蘇聯在當時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工農生產比例失衡，農業商品率很低，富農破壞糧食採購，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數增加……種種形勢迫切要求蘇聯農業實現集體化。
蘇聯農業集體化是由列寧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聯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做出的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決不是斯大林未經政治局討論而做出的個人指令。在聯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關於集體化問題的報告。
1930年後集體農莊運動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這一重大決策也是聯共（布）領導集體決定的。
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集體通過了《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但決議還在剛剛貫徹時，集體農莊運動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贊成集體化的人的歪曲。
蘇聯農業政策上的失誤，加上有的人的歪曲和羣眾的誤解，大量牲畜被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從而造成生產力的破壞。1930年2月底，蘇共中央即採取多項措施立即糾正集體化過程中的過火行為和其他錯誤。
應該説，“集體農莊運動”中確有錯誤，但這是由種種複雜原因造成的，作為黨的最主要領導人斯大林當然有其責任。但全盤否定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成就，把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歸咎於斯大林一人，並説其中中央的所有有關決定是斯大林個人的“指令”則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説，“全盤集體化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一説法也值得商榷。
當然，我們應當也必須承認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相對工業的發展確實落後，但同時也應看到以下兩點：一是這是當時形勢所迫；二是即使在必須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和嚴酷的戰爭狀態下，蘇聯的農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者焚燬了7萬多個村莊，破壞和掠劫了98000個集體農莊、1876個國營農場以及2890個農業機器站，宰殺、奪去和趕到德國去的有700萬匹馬，1700萬頭牛，幾千萬頭豬、綿羊、山羊以及1億多隻家禽。“農業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體農莊中有勞動能力的人比戰前少29%”，各種農用機械大幅度遭到破壞。而拖拉機的生產能力則處於1930年的水平。
蘇聯工業也遭受極大的破壞。在1945年，消費品生產只有戰前水平的59%。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其中包括農業的任務困難和複雜得難以置信。加上1946年，蘇聯主要產糧區都遭受50年不遇的嚴重旱災，使得蘇聯農業雪上加霜。
面對以上情況，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和重建工農業，都需要幾十年時間。但在1950年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整個工業總產值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增加了73%，除個別指標外，各項工業指標都達到和超過戰前水平。
儘管農業政策出現各種反覆和曲折，但農業集體化水平、農業技術裝備程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大幅度提高，農業電氣化明顯增強。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為85億普特，不僅遠高於1913年的48億普特，而且超過1937年的68億普特。
【注：普特是沙皇時期俄國的主要計量單位之一， 1普特約等於16.38千克。】
因此，把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與“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簡單地等同起來也是不符合事實和沒有説服力的。
至於蘇聯的工業化、集體化，則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包圍下，沒有任何外援的條件下啓動的。統計資料表明，1937年，蘇聯工業產值已經相當於1933年的2.2倍、1913年的5.9倍。通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蘇聯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工業化國家。
毋庸諱言，工業化過程中也出現了過分剝奪農民、對富農曾採取過火政策等嚴重損害他們利益的問題。這些代價換來的是，蘇聯打敗了法西斯、社會主義政權得到鞏固的巨大成就。
斯大林犯過（特別是後期）某些嚴重錯誤，如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
我們也應看到，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取得了衞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併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不僅説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也説明了他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錯誤與他的成績相比較，只居於第二位。
總之，**要把那個時期的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考察。**辯證地對待和分析斯大林時期和斯大林體制的成就及存在問題。既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盤否定。
4
錯在蘇共自身的蜕化變質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個，這就是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開始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逐漸脱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所致，歸根到底是蘇共自身的蜕化變質。
作者認為，蘇共自身的蜕化變質表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在於“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這説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和運動，錯誤的理論必然會導致錯誤的行動和錯誤的運動。
其次，在於“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
這説明，黨的理論是通過具體的意識形態工作貫徹到全黨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工作的各級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必須培養和壯大一支忠誠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工作者隊伍，必須建立一批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術研究機構和報刊、電台、電視台、網絡等堅強陣地，必須有一套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正確方法等。
第三，在於“蘇共的黨風”的蜕變。
這裏所説的“黨風”，主要是指以黨的性質和黨的宗旨為核心的大黨風，就是必須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如果這個黨保持了鮮明的工人階級性質，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個黨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親”上、力量無窮的英雄安泰，否則最終難逃失敗之命運。
第四，是蘇共內部出現了與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權階層。
任何統治階級及其階層一旦形成，則必然企圖進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於自己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並且總是企圖將其“終結”和固化。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中的特權階層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物質力量，甚至可以説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
第五，蘇共的組織路線出現了根本蜕變。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線確定之後，黨的組織原則和幹部路線就是決定的因素。選拔和培養一代又一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至關重要。
第六，蘇共領導集團的背叛。
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也承認個人在歷史進程中可能發揮的獨特作用。
英雄，總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領時代前進的步伐，帶領羣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那些落後與陳腐勢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空範圍內顯示其主觀作用，動員、凝聚社會上的反動勢力，一時阻礙、扭曲歷史前進的步伐，甚至導致歷史的暫時倒退。
蘇共不同歷史時期的領導集團在蘇聯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歷史作用，不能不使人們進一步深思黨的領導集團在保證黨和國家前進方向中的關鍵作用。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總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時曾十分痛心地説：“是黨的領導者們，正是他們背叛了黨，出賣了國家和人民。”
第七，蘇共後期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乃至迎合。
如果説前六條講的是蘇共興衰的內因，那麼第七條講的主要是蘇共興衰的外因。當然，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在談到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時曾説：“我們不是這場革命的領袖，但也不是旁觀者”。這從一個側面較為深刻地説明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內外原因的辯證關係。
今天看來，從一定意義上講，作者的上述觀點經受住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對於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下篇 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
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巨大逆流、災難，是人類歷史發生的大麴折、大逆轉。
莫斯科河畔的克里姆林宮。
“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蘇聯解體、蘇共垮台這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乃至人類歷史上這一重大災難，我們便不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艱辛與壯烈，因而也反襯不出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雄偉與瑰麗。
在今後社會主義運動的征程中，我們無疑要繼續警惕犯過去“左”的錯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在****糾正一種傾向的同時，也要警惕被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的產生——注意“右”的錯誤思潮的發生。
1
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史
什麼是歷史？
歷史由時間與空間組成，是相對於現在的過去式時空的存在。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們所讀的叫做“歷史”的課本或書籍，僅僅是歷史中特定人物的記憶或記錄或認識。這些記憶或記錄或認識是不是歷史的本來面貌，揭示的是不是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需要認真地分析與甄別。
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就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
因此，要獲得對撲朔迷離的現象的本質認識，就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做具體的辨析。
1.站在最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
從本質上説，由於每個社會各個方面的人士所處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他們會對同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羣體存在的社會里，對顯而易見的最基礎性的社會問題，常常會有完全不同的對立看法。在人民大眾看來完全是復辟和劇變的事件，也會被另一些人稱作“革命”或“獲得自由”。列寧曾引用這樣一句格言：“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
因此，在人類實現大同以前，由於人們的認識不同，特別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對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的結論，總會有不同的陳述甚至激烈的爭論，不要企求也決不會完全一致。
但是，是不是沒有完全的統一定論，就不存在一個真理性的正確的結論呢？不會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論和折中主義，在歷史的長河裏是站不住腳的。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包括黨員學者始終不變的價值觀。
因此，我們只能站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研究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羣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羣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就不可能得出與最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結論來。
2.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我們常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裏所説的“實踐”，前面省略了“社會”兩個字。
也就是説，我們所説的實踐決不是個別人、個別政治集團或社會集團在短時間內的實踐。**其主體是指億萬人民羣眾，其時間是指一定的歷史跨度。**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始終不變的真理觀。
有人總是説，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的體制，讓我們來看看實踐中的事實，就不難做出正確的結論。
1994年1月21日是列寧逝世七十週年紀念日，莫斯科市民來到列寧墓前示哀。圖｜新華社發（美聯社照片）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始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從那時起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內，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數據，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做不到。
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後，蘇聯就從落後的農業國成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
西方有個統計，20世紀30年代蘇聯工業機牀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後，這些產品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
當然，這也不等於説，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實踐在繼續，認識也在繼續。再經過數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我們有更加充足的信心，會對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國駐俄羅斯使館，筆者與俄國歷史學家羅•亞•麥德維傑夫談了5個多小時。
勃列日涅夫
他説：“2001年9月11日，是赫魯曉夫去世30週年。為了解人們對赫魯曉夫的感情和評價，一大早我就趕到新聖母公墓赫魯曉夫的墓地。我從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來祭奠，但全是赫的親屬，其他外人沒有一個。這能反映現在俄羅斯的人們對赫魯曉夫的評價。而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都有人紀念。”
筆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會實踐是公道的。
3.透過現象看本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象是本質的外部表現，本質是現象的內部聯繫。有時候現象徹底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部分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則徹底地掩飾本質。因此，我們要認清事物的性質，僅憑直覺和感性認識不行，必須透過現象，上升到理性思維，這樣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與規律。
馬克思在論述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時説：“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每一個較為重要的章節，都冠有一個標題：革命的失敗！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並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
同樣，我們可以對1991年前後蘇東劇變得出以下結論：
*失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脱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另一種教條主義；
*失敗的不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脱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亦可説失敗的是社會民主主義；
*失敗的不是真正和原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蘇聯共產黨，而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脱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羣眾的，從本質説已經完全蜕化變質為資產階級的政黨。
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説，其在理論上的錯誤，主要是僵化、教條。但對自赫魯曉夫始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説，從形式和表面看，雖然也有不少僵化與教條的東西，但其本質已經開始並逐漸乃至最終的完全改變。
當然，戈爾巴喬夫也曾號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可以回顧歷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世界各國有數十個集團和派別都以“社會主義”自詡。然而，歷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甚至在更少的時間內就揭露了他們的原形。對戈爾巴喬夫原形的揭露，則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內。
判斷任何人、任何政黨的實質，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取的響亮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麼。僵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
所以説，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因此，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包括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的失敗。
**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台起，蘇聯共產黨已經開始逐漸變質。**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後期，儘管當時黨的上層仍有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等一批竭力反對戈爾巴喬夫集團的領導人，下層也有很多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普通黨員，但從整體和本質上説，此時的蘇共已經蜕變為資產階級政黨。此時的蘇共，亦非彼時的蘇共了。
所以，我們在這裏所説的蘇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蘇共垮台了，而是已經蜕變為社會民主黨亦即資產階級政黨的垮台。
它以血的教訓告訴世人，對於任何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來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羣眾根本利益脱離、背離、背叛不得。自赫魯曉夫始開始脱離、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的蜕化變質的“蘇共”不垮，蘇聯人民可能會進一步延長自己的陣痛。
要深入研究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原因，就必須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和真假共產黨這樣一些基本概念。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我們抓住問題的本質。
4.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表象地認識事物，否則會像盲人摸象一樣，各執一端。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有多種原因，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類：
*外因，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和對其軍事威脅與爭霸；
*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端；
*自赫魯曉夫始對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羣眾的脱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的最終背叛。
以上三類原因中，第三類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並且是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在分析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時，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5.不要倒因為果，也不能倒果為因。
要正確認識因果關係，任何結果都是有原因的，沒有無原因的結果。現象的因果聯繫是客觀的、普遍的。對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論、不可知論以及無所作為的思想，都是不對的。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中，一個重大事件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原因所形成的結果。
原因和結果的聯繫，不僅是客觀的，而且是辯證的。原因與結果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原因與結果，首先表現為它們的對立性、排斥性。
比如，蘇共黨內出了問題，引起了蘇聯的經濟沒有搞好、民族矛盾衝突、對美爭霸等等。而決不能倒果為因或倒因為果，説是由於經濟沒搞好等而黨內出了問題。
原因與結果又表現為它們的統一性。它們相互依存，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比如，事物具備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條件，就必然產生一定的結果。
1991年前後蘇聯所收穫的“盛怒於土囊之口”的劇變“風暴”，正是全盤否定斯大林之風不斷發展的結果。**蘇聯黨內特權階層的出現，既是赫魯曉夫集團開始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羣眾的結果，又是人民羣眾對蘇共進一步喪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終從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錯誤路線和政策的原因。
6.認識事物最終要上升到理論、規律性
蘇東劇變的重大事實，迫使我們必須對其歷史做一番新的研究，這就需要在理論方面做許多工作。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實中找到正確的答案。
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明顯的脈絡：
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黨內存在的問題中，理論上的問題是發端。理論上出現問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理論素養，理論素養的低下則必然導致其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動搖。
綜觀蘇共歷史，列寧是堅定、清醒而又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時期黨的理論出現過問題，但所出的問題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到赫魯曉夫時期，黨的理論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逐步完成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脱離、背離、背叛，所以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台。
馬克思主義明確告訴我們：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這裏就有三點分外值得注意。
一是蘇聯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舊俄基礎上孕育、突變而來。
舊俄一方面遺傳給蘇俄一定的生產力、資金和特定社會環境，從而規定其一定的發展並具有其特殊的性質。比如，無法跨越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以及贖買一些人的專長所必須實行的高額工資等等。
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大的生產方式、生產體系的衝擊和影響。
在戰爭年代，人們憑着堅定的信念，支持着頑強的奮鬥。在和平時期，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動與被動打交道的過程中，儘管從綜合國力上蘇聯與美國可以比肩，但由於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謂的社會精英，產生對西方世界少數人佔有社會絕大部分財富的深深“愛慕”之情。
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強大的物質財富即金錢的衝擊。
西方強國不僅用美元收買本國的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而且更加註重收買其他國家的“關鍵人物”，收買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據戈爾巴喬夫助手博爾金回憶，戈在上台後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萬美元。
2003年9月20日，筆者在莫斯科與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亞•麥德維傑夫交談時，他説：“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錢。我的一本厚書，在英國出版，得了2000英鎊稿酬；在美國出版，得了1萬美元。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300萬美元的稿酬。葉利欽的第一本書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萬馬克；在英國出版，得了10萬英鎊。”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説，美元對蘇聯特殊階層的賄賂在蘇聯解體、蘇共垮台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買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徹底背叛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動力之一；“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在蘇共黨內的出現，也是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收買的結果。
以上三點，可以説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蘇共執政黨內產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經濟根源。
經過理論的剖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史，同樣是一部階級鬥爭史，並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史。
2
強國衰落的歷史教訓
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突出的事件。總結和分析這一最大的悲劇事件，起碼我們應該汲取以下經驗教訓。
1.必須堅持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工作，正確及時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理論非常重要。理論正確，黨就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社會便動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
從另一角度來説，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正確理論是革命的先導，錯誤理論是垮台滅亡的先導。重視理論的根本體現，就在於勇於、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實際和時代的發展相結合，在不斷出現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的情勢中始終把握正確的方向。
這就需要及時正確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僅僅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詞句，不管具體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去生搬硬套，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東教條”。
藉口所謂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否定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卻把西方的種種理論奉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論去進行“思維”和“創新”，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西教條”。
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理論都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主張從中國儒學等傳統文化中找出路並以此為指導，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古教條”。
無論是“東教條”“西教條”或是“古教條”，都在我們堅決反對之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還要反對經驗主義，都決不能忽視理論。如果以為正確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實際用處的東西，只有自己積累的實際經驗才可靠，這必然也會或遲或早品嚐到忽視理論的苦果。
以上三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下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但在一定時候一定情況下，往往會以一種錯誤傾向為主。**我們應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及時調整我們的相關政策。**否則，在反對各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過程中，就會陷入另一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窠臼。
2.必須堅持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手裏，並始終高度重視培養年齡結構合理的一批又一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後果，都不是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最終原因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賴以進行的歷史環境也對其產生作用，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此外，每個特定的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物，它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列寧和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爾巴喬夫這個特定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於蘇聯，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純粹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是，必然往往為偶然開闢道路。這是因為，“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
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而歷史的逆流，則會推擁出逆動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是幾十年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企圖在蘇聯最終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在蘇共黨內力量的代表。
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要最終在蘇聯消滅共產主義的動機，決不是其瑣碎的個人慾望，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所決定的。
**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鎮，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領袖間的較量。
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註重培養和選拔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才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反覆的艱難困苦的鬥爭，最終把逆歷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
2010年4月底，筆者又一次率代表團訪問俄羅斯，並在俄羅斯國家杜馬與俄羅斯共產黨代表座談。
參加座談的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時任俄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在談到蘇聯解體過程中蘇共領導層的責任與西方因素時，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28日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對出訪美國休斯敦的一批蘇聯煉油和石化專家的公開演講。
此時的撒切爾剛卸任一年不到。她説：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藉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着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離蘇聯。
當然，由於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裏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
“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説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
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
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不過，後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後來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
“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予了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與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凱維奇在別洛韋日叢林簽署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這實際上標明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蘇聯在事實上已經解體了，這距撒切爾演講僅有20天。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解體，這距撒切爾演講也只有一個月零七天。
這又一次説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僅特別注意培養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別注意在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養自己的代理人。
3.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加強黨內監督。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
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段著名的談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黃炎培説，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
毛澤東説：“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關於人人負起責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人負起責來則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舍此別無他途。**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事業唯其艱難，就是真正讓人人負起責來的艱難。
全體黨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黨章規定的直接或通過代表間接地處理黨內所有事務，其中包括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權利。只要是從黨的利益和工作出發，就要允許充分發表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而在黨內真正形成敢説真話、暢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圍。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內團結，有利於行動的高度一致。那種壓制不同意見、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格格不入的。
4.必須堅持黨的羣眾路線，一切為了羣眾，時時依靠羣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價值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億萬人民羣眾的社會實踐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真理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動力觀。
我們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有機統一論者，是價值觀、真理觀和動力觀的有機統一論者。立場、觀點、方法，價值觀、真理觀、動力觀，全部有機統一到人民羣眾這一主體上。
我們深知，離開羣眾，任何人、任何集團和政黨，必然一無所成。羣眾中的個體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乾涸，但一滴滴水匯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
對於各種損害人民羣眾利益的歪風邪氣和錯誤潮流，羣眾在一定條件下、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能為力，顯得風平浪靜，但在特定條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
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永遠站立在人民這塊大地上，我們才能永久成為力大無比的英雄安泰。
5.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並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他們所闡發的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原理，我們必須堅持和遵循，而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物質是運動的，情況是經常發生變化的。我們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及時進行改革，採取新的舉措，以不斷適應新的發展變化着的新形勢。
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優秀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各種特有資源，這都需要我們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派，進行學習借鑑和引進。與此同時，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也十分需要被介紹到世界上，並用我們的各種資源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互通有無、互利合作。
這就需要我們長期堅持開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家關起門來搞建設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堅持改革開放應是我們長期堅持不變的強國戰略。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改革開放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這就是方向道路的問題。
我們的改革開放，都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鞏固與自我完善，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羣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
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獨立自主，高度珍惜並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得來的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
6.必須堅持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陰謀。
從一定意義上講，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就是要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裏所講的，不僅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指戰爭與和平各自獨立形態時內部的相互關係。
巴黎公社革命揭開了全人類解放事業的新篇章，但由於無產階級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沒有處理好戰爭問題，結果慘烈地失敗。無產階級深刻地汲取了這一教訓，此後，社會主義的蘇聯取得衞國戰爭的偉大勝利。
這從一定程度上説明，無產階級在處理戰爭問題時，由於人民羣眾和正義的強大力量，往往比較得心應手；但在處理和平問題時，即在對付資產階級的和平演變問題時，卻往往缺乏經驗，結果導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這樣重大悲劇的出現。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着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喬治·凱南和前國務卿杜勒斯先後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後，便進一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
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任總統。此時，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100萬，對全世界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特別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從而不堪重負。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説中説：“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這一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
此後，美國曆屆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其“軟實力”的運用，這才有皇皇蘇聯的解體與龐大蘇共的垮台。從此，美國各屆政府與其他各國特別是大國、強國打交道時，便更加重視“軟實力”的運用。
我們應當清醒認識，西強我弱局面有可能較長時期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將長期並存，有合作、有競爭，同時有激烈的較量。兩種制度的根本戰略目標不可能共贏。
**因此，我們在高度警惕西方對我運用“硬實力”的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對我運用西化、分化的“軟實力”“巧實力”。**我們還應特別注意到，在新的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軟實力”中“金融操縱”“意識操縱”“非政府組織滲透”“信息干擾”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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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們深信，俄羅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俄羅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故鄉絕對不會長久沉寂。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這一巨大歷史災難，必將以俄羅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新的巨大的歷史進步為補償。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着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國際壟斷資本佔有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並有着蘇聯解體、蘇共垮台這一難得的反面教材，歷史車輪的前行，總要碾過一個個帝國的廢墟，人類歷史必將在曲折的苦難****中逐步迎來又一個絢麗多姿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