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 | 考研人數破400萬，“升學大戰”呈現了怎樣的教育焦慮？_風聞

王洪才 | 廈門大學教授

教育是最牽動當今中國人敏感神經的問題之一，因為人們已經把教育與個人的終身幸福、家庭的安全、社會的和諧，特別是與國家的競爭力聯繫在了一起。似乎歷史上沒有什麼時候比今天的人們更關注教育了。但教育發展水平究竟如何，人們對教育的發展狀況是否滿意，這一直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判斷教育成敗的依據

經過30 餘年的改革開放洗禮，中國教育獲得了飛速發展，如實現了全面普及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實現了大眾化併成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國。這些儼然是中國教育成功的指標，但為什麼人們對中國教育始終不滿意呢？因為與老百姓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是教育公平問題，也即人們是否有均等的機會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如果人們很少有機會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那麼人們仍然是不滿意的。人們已經切身體會到教育機會是不公平的，只有少數人才能享受優質教育資源，而大多數人無法享受優質資源。人們認為，只有能夠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才是教育的成功，不能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則是教育的失敗。人們的推理邏輯是：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起點，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則發展機會就是不公平的。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對個人而言是不幸的，對家庭而言是失敗的，對社會而言則是不道德的。總體而言，人們對不公平的教育是不滿的。

人民羣眾滿意，當然是評價教育成功與否的最終根據，然而從學理上該如何判斷教育的成功與失敗呢？我們認為，對教育發展考察分為兩個向度，一個是外在的向度，一個是內在的向度。從外在的向度觀察是比較容易的，如通過收集一些可測量的數據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就可以揭示教育發展程度，特別是教育發展的速度。如通過歷史比較和國際比較，就可以發現中國教育規模擴展速度驚人，教育經費總量投入增長很快，人們入學機會大大增加，受教育條件大為改善。外在向度主要測量教育機會的充裕性與可獲得性。顯然，在這方面，中國教育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然而，考察教育成功與否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內在向度，這個向度包括三個基本指標：人們是否得到了公平對待，個體潛能是否得到了尊重，教育是否滿足了社會對人才成長的期望。這三個指標的主觀性都非常強，很難進行具體測量，但對人們的影響更深刻。

就人們是否得到公平對待而言，這個任務顯然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因為它不僅包括機會平等，還包括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目前人們最關注的是機會平等，對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期望還不高，因為機會平等是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前提。個體潛能是否得到尊重，這個問題比公平對待要求更高，它意味着要尊重個體差異，要給每個個體以平等的發展機會，實質上內在包含過程平等的意味。社會期望則是更根本的目標，社會期望是希望教育培育智性和德性平衡發展的人，而不是有所偏失的人。如果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智性發展與德性發展的平衡，可謂達到了社會期望目標，這也可以理解為結果平等的內涵。然而，人們對這方面尤為不滿意，因為人們普遍感覺現在的教育是重智輕德的，也是社會道德素質滑坡的重要源頭之一。甚至在智育方面是注重知識灌輸的，而非創造性能力發展，這是社會對教育批判最多的方面，人們把這種教育稱之為填鴨式教育，是落後的、封閉式教育。概言之，這一點集中表明瞭中國教育的特徵，是中國教育失敗的最重要的依據。

歸結以上三點，對教育內在向度的考察，説到底仍然是對教育公平性的考察。由此可以看出，學術評價與社會對教育的滿意度評價總體上是一致的。

社會不滿集中表現為教育焦慮

教育焦慮是當前社會的普遍症狀。何謂教育焦慮？教育焦慮就是人們對子女教育的結果過分擔心，具體表現在唯恐孩子上不了好學校，得不到公平對待，最終上不了好大學，以致最後無法在社會上很好地就業。這種焦慮症已經成為當今中國人最煩心的一件事情，直接關係到個人的幸福體驗、家庭的安全、社會的和諧，當然，也關係到經濟發展是否有後勁，國家是否有競爭力等，更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抱負能否實現。正是源於這種教育焦慮，許多學者都在大聲疾呼正視中國教育的問題。“錢學森之問”的提出，也是教育焦慮的反映。

為什麼中國人有如此強烈的教育焦慮？最直接的感受來自教育機會不平等和升學大戰愈演愈烈。在當下，科技發展速度日新月異，而市場競爭越來越殘酷，理想的就業職位越來越難尋找，人們把應對這些壓力的希望全部寄託在教育上，教育就成了救命稻草。然而，不公平競爭的教育現實，使人們對教育失敗的恐懼陡增，每個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教育競爭的失敗者，因為一旦在教育競爭中失敗就很難再成為社會競爭中的成功者。這種連鎖式的憂慮，就產生於家長為教育過度儲蓄，過度投資，對孩子施加過分的壓力，對學校老師有過分的期待，也對自己的承受能力產生了過高的期望。這種期望是普遍的，而它正是應試教育、升學大戰的幕後推手，這也是應試教育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在過去，家長對應試教育的熱衷主要表現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切上，而在今天則主要是出於對個體發展前途的擔憂，特別是對失業的恐懼上。顯然，對失業恐懼所引起的焦慮比望子成龍的焦慮更具有威脅性。在今天，每一個理智的家長都會對孩子教育非常上心，唯恐在教育問題上有什麼閃失，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高度焦慮的畸形心理，似乎唯有教育成功才能實現自己的一切願望。

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實也使每個人認識到教育競爭的殘酷，他們認為只有靠自己的加倍努力來彌補競爭中的劣勢。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起源於長期以來國家所推行的教育非均衡發展戰略，即重點或優先地發展某一部分、某一地區的教育，而不是均衡地發展每一部分、各個地區的教育。重點發展戰略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切資源均屬於國家，教育是為國家培養幹部，全國實行統籌，而地方和個人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利益。然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非均衡發展戰略的邏輯則行不通，因為它直接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個人發展機會不公平。而先發優勢還具有累積效應，從而地區發展差異、個體發展差距越拉越大，那些處於優勢地位的羣體發展機會就越來越好，而處於劣勢地位的羣體發展機會就越來越差。為了實現個人發展的公平機會，一些優秀人才選擇向教育資源豐富的地區流動，從而使優質教育資源更加集中，地區間教育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也導致教育競爭越來越白熱化，越來越惡性化。具體的表現就是人們如果僅僅依靠正常的渠道無法獲得教育機會，就會採取體制外的手段進行補償，如繳納高額的擇校費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或通過進入貴族學校獲得補償性教育機會。這一競爭態勢，自然無助於素質教育推行，只會給應試教育火上澆油。此時人們還為這一行為提供了一個辯護詞：“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不僅是人們對教育過分期待的心理反映，也是人們對不公平的教育機會發出的抗議。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庭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即獨生子女家庭所佔的比率越來越高，而孩子教育成功是家庭的唯一希望。由於社會還缺乏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所以人們不得不把未來的家庭安全建立在對教育的重視上。對每個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成功就是家庭的成功，而孩子的教育失敗則是家庭普遍無法承受的。正是這種擔憂心理，才構成了中國社會對教育的普遍焦慮。而教育成功標準就是指升學考試中的成功，即一路從重點幼兒園升入重點小學再到重點中學，直到重點大學乃至國外留學。這就構成了一道獨特的中國風景：升學競爭從大學一直延伸到幼兒園。

顯然，對教育期望越高，投資越大，則人們對教育失敗的恐懼心理就越強。由於在教育競爭中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從而又加重了人們對教育的焦慮心理。在焦慮狀態下人的決策行為往往是非理智的，如盲目地、過度地投資教育，脅迫孩子參加各式各樣的學習班，對社會上的各種宣傳不加甄別，對學校老師的要求言聽計從，甚至想盡一切辦法討好老師。這種飢不擇食的心理也導致了教育行業風氣的敗壞。家長總希望孩子在各科學業成績均要達到優秀水平，並想盡一切辦法為孩子成功創造一切條件，儘管這些代價非常高昂，但中國家長卻心甘情願承受，這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教育情結。

在教育焦慮的狀態下，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往往是不切實際的，總期望孩子成績第一。這種期望一方面是望子成龍心切作祟，另一方面是對經濟投入過大企求回報的心理作怪。因為在這樣的投資邏輯中，認為高投入就應該有高回報，他們並不知道這個公式即使在經濟活動中也不具有普遍性，而在教育活動中尤其不適用。但由於這種非正常的心理存在，他們往往都存在急於求成心理，從而也會對孩子的學習進行粗暴無理的干涉。所以，家庭中針對孩子的高壓政策往往是由這種急於求成的心理造成的。

正是這種畸形的教育需求心理存在，孩子的人格發展也被扭曲，他們認識到只有分數才能使自己獲得一個優越的地位，至於別的方面的能力發展都是不重要的。從而也使得他們對分數特別敏感，甚至為了分數而犧牲一切。而這種心理也被學校的分數萬能論所認可，從而其他方面的發展被忽視。這種學校教育氛圍，正是教育失敗的基因。

教育焦慮是功利主義文化的折射

在教育行為中，功利主義盛行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期望通過接受教育，謀求好工作，最終獲得物質上的補償；忽視了教育乃是塑造人的心靈的事業。康德的名言是“教育使人成為人” ，也就是説，教育的目標就是要使一個自然人成為一個社會的人，教育的真正作用也在於此。而在當下的社會氛圍下，人們普遍只看到教育的功利價值，很少看到教育對人的品格、對人的心靈塑造的價值，這正是教育失敗的真正根源。

隨着功利主義在教育中盛行，一切教育活動都開始與物質獎賞制度建立了聯繫，以至於人們只關心物質收穫多少，不再去思考真正的教育是什麼。目前，人們已經習慣於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思考教育，從而使教育自身的特性正在喪失，教育變成了簡單的學歷證書符號，變成了交換社會地位的工具。這種思維方式的變化就使教育的鐘擺從一個為政治服務的極端走向為培養經濟人服務的另一個極端。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具有獨立品格的人，這種人能夠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這種人才能承擔社會責任，成為社會建設的主動者。而在功利主義視野下，教育成為應付考試的工具，學生成為知識的容器、考試的機器和學習的奴隸，他們在考試的指揮棒下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他們的個性潛能品質就被壓抑了，為社會所需要的道德素質就喪失了。

功利主義已經演變成為一種教育管理文化，學校用它考量教師的一切行為。目前在教育管理中普遍採用了泰羅制的科學管理模式，這種管理就是將教師的收入分配直接與績效掛鈎，而對取得績效的過程不加考察，這就導致了為了目標而不顧一切的情況出現，這就縱容了教師的急功近利的心態。教育中一切弊端的出現，都與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有關。

教育中的功利主義心態與社會上物質主義氾濫是一脈相承的。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傳統的價值觀念被顛覆，而相關的價值規範沒有建立，從而出現了一個價值真空期。在這個時期，物質主義成為某些人的主導價值觀，追求物質享受成為社會時髦。這種社會思潮在教育領域中也折射出來，教育中也開始追求金錢至上價值。無論大中小幼教育機構，人們的一切行為均與金錢掛鈎，人們的行為幾乎是趨向於唯利是圖。這在教育中表現為道德底線的失守，出現了一種文化潰敗的現象。

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社會對教育價值的認識也出現了180 度的轉變，從“教育無用論”轉向了“教育萬能論”。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國家決定，所以人們擔心教育是無用的。而在市場經濟時代，一切都需要靠自己打拼，而教育則是提升個人能力的唯一途徑，所以教育就從過去的無用的角色轉變為萬能的角色。儘管教育在受到金錢的腐蝕和權力的誘惑，但人們仍然相信唯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掌握知識才能使自己提高能力，才有真正的競爭力，所以人們迷信教育。但在急功近利的心態驅使下，教育僅僅成為知識、能力的符號，而與掌握真正知識和能力提高之間失去了聯繫，因為無論知識掌握還是能力提高都需要以個體主體性的發揮為前提，否則就僅僅是一個符號而已。教育被異化後就僅僅墮落成為文憑的符號。

無論是教育無用論還是教育萬能論，都是一種功利主義文化的表現，都把教育與利益獲取之間變成簡單的等價交換關係。客觀地説，這種觀念的出現是社會經濟不發達的表現，是人們把生存需求看成是第一位的觀念的展示。這個時期，人們過分地偏重於教育的工具價值，而沒有使人認識到教育應對獨立的人格塑造所擔負的責任，從而把接受教育僅僅當成謀生的工具。顯然這是一種低層次的教育需求。教育的高級需求則是對個體自由人格培養價值的追求，而這一需求常常被遮蔽，於是教育就成了單純的職業標籤，這就使人們的教育行為具有強烈的功利性。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教育思潮影響下，教育就出現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於是人的獨立性、尊嚴、自我實現潛能等使人成為真正人的價值被忽視了，而這些是人成為創造主體的前提條件。

教育被簡化為謀生工具，折射的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焦慮問題。所以，解決中國人的生存焦慮是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之道。只有當人有了生存保障，他才可能追求自己的尊嚴，才會注重人格陶冶，否則他就只會注重實際的功利價值，而對教育的人格陶冶價值採取漠視的態度。

專業自律缺位加劇了功利主義氾濫

教育失敗，實質上是教育行業自律失守的表現。當教育行業能夠自律時，它會使教育活動按照自身的規律進行，就能夠抵擋住社會上的拜金主義風氣影響，也能夠理智地回應家長的期望與壓力。恰恰是因為教育長期以來是行政的隸屬物，一切以行政的意志為轉移，缺乏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所以在面對行政壓力時沒有任何抗辯能力，只能老實地按照上級要求行動，這樣，他們僅僅扮演了壓力轉移者的角色，而不是壓力的有效抵禦者。在升學壓力面前，他們並沒有很好的辦法來消解這種壓力，他們只是扮演了被動的隨波逐流者。

必須承認，目前教師隊伍專業化水平總體是不高的。雖然從學歷方面大部分已經達到了規定要求，但就專業精神方面而言則距離專業化要求還相差甚遠。專業化水平低首先表現在他們的自組織化程度比較低，沒有建立起自身利益的保護組織，從而無法表達教師專業的意志，只能服從行政命令管理，更加屈服於績效考核的權威。特別是在就業機會越來越短缺的情況下，教師職業的競爭性越來越強，所以沒有人甘冒工作機會失去的危險與行政權威對抗。因而，在行政權威和績效考核雙重壓力驅動下，他們只能投身於升學大戰中。這種自我利益保護需求很難説是什麼道德缺陷，它只是專業自主性的缺失表現。

在中國，不僅中小學教育領域缺乏專業組織的有效保護，即使在大學中，教師專業組織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行政化的驅使，所以，在大學中呼喚學術自由的呼聲依然非常強烈。在美國，教師工會、教授聯合會組織和大學協會等在保護教師專業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專業組織能夠比較有效地抵禦行政化干涉，從而使教育活動按照自己的規律行事。如果缺乏職業團體的保護，那麼單憑個人力量就無法與強大的行政力量進行對抗。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對於來自上面的壓力只能通過轉移的方式來消解；他們轉移的對象只能是兩個，一個是學生，另一個是學生的家長。在中國，家庭在學校面前是弱勢力量，無法與學校教師的力量對抗，所以也只能聽從教師的調配。同樣，學生更無法與教師的意志相對抗。在升學願望面前，教師與家長的意願經常是一致的，常常是他們施加壓力給學生。只有當孩子的具體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家長才成為教師利益的對立面。

從學校角度而言，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參與升學競爭，因為升學成績與資源分配直接掛鈎，所以升學競爭也關係到校長的職業安全，如果升學成績差，校長的寶座自然也不穩。在這樣的績效目標引導下，校長也要千方百計地把升學成績搞上去。他們當然要鑽研提高升學率的技巧，同時他們也會把升學壓力分解到每個教師身上。

當壓力轉移到教師身上後，教師出於自己的職業安全考慮，自然不敢怠慢，他們一方面會鑽研自己的教學方式方法，另一方面自然從嚴格要求學生方面入手。所謂的嚴格要求學生，往往就變成增加作業量，犧牲學生必要的休息時間。當各門課都在增加作業量的時候，學生的課業負擔就會變成嚴重超負荷，從而直接威脅到學生的身心健康。當教師採取高壓手段推動時，學生的人格就面臨被扭曲的危險。教師還會動員一切手段來達到競爭取勝的目標，家長就是最直接的動員對象，於是家長就變成義務的課外輔導員。

事實上，即使教師不去動員家長參與，家長也會主動扮演課外輔導員和監督者的角色，因為中國家長對教育太重視了。但要家長承擔好這個角色，對於不具有專業素質的家長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家長一般是採用家長制方式進行配合的。在家長與教師的交往中，家長一直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角色，很難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於家長始終是處於劣勢，不敢得罪老師，從而使得他們即便覺得老師的要求不合理也要配合和執行。在這裏，教師利用了家長望子成龍的心理使家長扮演了應試教育推手的角色。

最後升學壓力全部集中到學生身上。各科教師都把加大作業量作為取勝的法寶，學生是沒有辦法拒絕的，只能處於疲於應付狀態。此時家長往往扮演了教師的同謀者的角色。很多時候，家長也發現孩子的作業量太大，孩子負擔太重，但為了不使孩子落後，所以就極力地配合教師。儘管家長私底下對教師的行為存在異議，但也只能是把這些異議自我消化掉，因為家長無法有效地參與學校管理。在各種壓力下，學生只好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娛樂的時間，業餘愛好的時間，包括課外閲讀的時間。

最終孩子成了犧牲品，他們必須在父母的壓迫下參與自己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意義的升學大戰。對於他們而言，即使最後獲得了勝利，也因為犧牲了學習的樂趣，而成為人生永遠的遺憾。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特徵，是家長制的結果，因為家長有決定孩子命運的權力，孩子無法自我決定，一直到孩子成年，幾乎沒有決定權。除非少數的叛逆分子，大部分還是老老實實地聽從父母的教誨的。

如此，教育競爭就形成了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壓力系統。這個壓力首先是通過家庭對教育的期望而傳輸出來，然後演變成學校資源的競爭，再由學校競爭演變成社會地位競爭，最後社會流動的導向反過來強化家庭壓力，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機制。在這個競爭序列中，大家只顧達到自己的目標，很少考慮到手段的合理性問題，幾乎都是在道德的邊緣徘徊。可以説，升學大戰的不斷升温，就是功利主義在教育中氾濫的表現。

教育治理呼喚社會參與

我們注意到，由於缺乏專業組織和社會有效參與教育治理的途徑，教育行政部門往往獨立擔負着治理應試教育頑疾的重任。但教育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小教育的視野，進入大教育的時代，換言之，教育與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聯繫太緊密了，不是一紙命令就能夠解決的。於是，儘管提出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已有數年之久，但實際效果差強人意，甚至還起到了反向的作用。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在實行素質教育十幾年之後而應試教育依然猖獗的原因。

目前教育問題已經是複雜的利益關係問題，不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故而無論政府還是學術界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解決，必須依靠社會共同治理才能完成。因此，教育問題的本質仍然是公平教育機會問題，只有達成了社會各個利益羣體之間的平衡，教育問題才能徹底解決。顯然，要達到這一步，必須吸引社會力量參與，進行新的教育立法，在新的立法過程中要充分反映各個利益主體的價值訴求，否則，忽視任何一方面利益，都會成為潛在的社會問題。立法目的就是為了調停社會利益關係的爭執，沒有什麼比確立一個法治原則更重要了。當人們確定了明確的行動準則後，其後的行為方式就容易調整了。在目前，教育法還不能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它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利益關係的反映，並沒有真正反映作為法律調整終端的每個公民的利益，當然對各個不同利益羣體的利益訴求也沒有充分照顧。當人們不能通過理性討論的方式解決問題時，人們就會通過自助行動來尋求利益的平衡。升學大戰從根本上反映了全社會成員對自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焦慮狀態，都希望通過藉助個人力量來獲得利益的保護。這就演繹為人們的升學情結。可以説，如果不通過法律途徑來明確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的話，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應試教育頑疾問題。

在市場經濟時代，由於社會利益高度分化，政府的行政命令效力正在被市場等多元的力量消解，因為市場力量漸漸地有了自己的聲音，它並不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隨着網絡的發達，政府權威的相對性就更加突出。而且政府內部也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就表現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間與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意見也經常是相左的。不同聲音的出現，政府權威的絕對性自然就被消解了。目前政府控制力量弱化的重要表現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隨着政策在實際執行中走樣和變調，部門利益和本位利益就取代了國家最高利益，結果造成了傳統勢力就會越來越強大，而需要扶持的新生力量則很難強大。這或許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應試教育勢力越來越強大，而素質教育越來越難以實施了。

應試教育代表什麼樣的傳統勢力呢？應試教育所代表的就是傳統資源佔優勢的學校利益，這些學校也是教育行政部門關照的重點，一旦推行素質教育，則其傳統資源優勢就受到影響，換言之，它所獲得的價值符號就要受到損失。為了不使自己所擁有的價值符號受到損失，他們就會變相地肢解素質教育，從而把自己打扮成素質教育的先行者。這就出現了許多傳統的重點學校搖身一變為素質教育的示範學校。可以説，傳統的重點學校已經凝固了政府和社會的優勢資源，成為明星學校，而要他們脱離這一明星位置，無疑是對其傳統地位的顛覆。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但面對素質教育大潮，這些學校當然是無力阻擋的，於是就採取改牌換位的方式，就成為新的形象的代表。這種僅僅改變自我標牌的做法，就使他們認識到，素質教育實際上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真正需要的仍然是應試教育的實力，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高喊素質教育的聲音越積極，實際上實施的應試教育越徹底。這樣就導致了改革總是走向相反，傳統勢力在改革中日益強大，而新興力量越來越薄弱。這就是獨特的中國難題。

此間，市場力量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發現，市場力量不可避免地附着在傳統的行政力量下，如果沒有行政力量的支持，市場力量就等於零。這説明，市場是一種寄生的力量，而不是一種獨立的力量。因此，在現有的體制下，市場的邏輯是依附於行政的邏輯，如“校中校”就是這一邏輯的典型表現。當市場力量出現時，行政力量似乎找到了逃遁的路徑，如通過發展民辦學校來增加教育機會，似乎行政力量變得弱化了，事實上它的控制力更加強了。因為它可以與市場力量共同作用而變成一種強大無比的東西。這説明，傳統的行政力量已經被異化，市場也不是真正的市場力量。按理説，市場應該獨立地發揮作用，行政是干預市場或監督市場的，一旦行政力量與市場力量合謀，就可能創造出最惡的後果。

當行政力量發生異化時，其權威性就受到質疑，其發出的政策信號也容易失靈。因此，建立社會壓力的疏導系統就成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在目前，社會向教育施加壓力，一般是通過家長的意願表達的，中間缺乏一個社會中介組織進行過濾和分解，從而在家庭與學校之間直接構成了一個壓力環，所以當學校向孩子施加壓力時，家長往往是配合者，家長一般不會分解學校施加於學生的壓力。如果有一個發揮中介作用的教育職業團體存在，就能夠有效地過濾社會施加學校的壓力或學校施加給家庭的壓力，如此就不至於使學生成為替罪的羔羊。因為現代社會運行機制非常複雜，單靠政府下達命令方式已經失效了，而且政府本身的作為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必須使專門的職業團體發揮作用，使它們扮演學校與家庭之間中介組織，成為教育壓力的疏導機制。但社會中介組織發展與公民社會發育之間具有直接關係。沒有公民社會發達，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就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那樣就會導致社會壓力積累，從而成為社會危機的策源地。

當政府信號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專業組織的角色又缺位的時候，人們只能通過自助的方式來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困惑。人們自助的手段就是通過投機行為以便獲得最優的教育資源，這就使得教育變成了高度營利和容易腐敗的行業，天價的擇校費也由此而生。如今，學校也不再是什麼清水衙門，教師職業也失去了昔日的尊重。

面對這一現象，有人把它斥之為教育產業化的惡果。顯然，這一批判有失公允，因為他沒有意識到教育產業化是一柄雙刃劍。因為正是教育產業化，改變了教育是一個純粹消費領域的概念，認識到教育也是一個產業，也在從事生產，而且教育活動也需要講求效益，也需要在相當程度上按照市場需求運作，認識到教育如果不面向市場的話很可能就是完全無效的教育。當然，教育產業化如果引導不力，就會使教育變成一種營利的行業，就會使人把教育作為牟取暴利的手段，就容易引起教育腐化。所以，對教育產業化引導不力不是教育產業化自身的結果，而是管理部門的責任。

事實上，一旦教育與市場經濟接壤，教育不發生產業化是不可能的，除非教育全部由國家承擔，一旦允許民營、學校創收的話，教育產業化的機器就開動了。實事求是地説，教育在適度範圍內營利是有利無害的，因為這對於節省教育成本，提高教育效益，尊重消費者意願是有利的。但如果失去監控或教育缺乏自律，那麼教育就會轉變為商業機器，就會帶有許多商業奢靡的痕跡，就會滋生大量的腐敗現象。所以，對於教育產業化宜疏不宜堵。

教育失敗危及社會安全

如前所述，應試教育的本質就是急功近利主義在教育中的泛濫，它使人們只注重眼前可見的目標，而對長遠目標視而不見，從而助長了社會上浮躁的文化風氣。應試教育表現為一種高度形式化的教育，視應試技能訓練價值勝過心靈塑造的價值，從而遮蔽了教育對人的內心發展的意義，也使教育與真正幸福拉開了距離。應試教育的結果就是把人培養成為功利的人、工具的人，而不是社會所需要的具有獨立判斷力和具有創造能力的人。不能培養這樣的人就是教育的失敗。社會期待教育能夠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和創造力，懂得自尊和責任，而急功近利的教育使人變成了自私自利的經濟人。這種人格特質根本無法體會幸福的真正含義，當然也不是時代所歡迎的。

教育治理的根本出路在於社會參與，使教育反映社會的共同訴求。其中，教育專業組織的地位受到尊重並強化專業自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治理教育中的亂象，也才能為人們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當教育機會實現公平，人們對教育的焦慮程度就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