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需要第二次入世_風聞

原創：GIG

來源：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導讀

12月16日，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南方日報、南方+客户端承辦的入世20週年企業家高峯對話暨南方致敬2021年度盛典在穗舉行，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教授作主旨演講。

圖源：網絡

開放帶來強大

今年是中國加入WTO20週年。今天的中國更需要進一步推進國際化、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中國加入世貿20週年的成績是可以肯定的。我1981年上北大的時候，中國還很窮，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人均GDP去年也達到了11000美元。

實際上，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第一次聽到“中產社會”這個概念，當時我還不知道“中產”是什麼樣子，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4億的中產人口。更重要的是，過去40年我們幫助8億多人口脱離絕對貧困，僅僅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就有1億多人口脱貧。8億人口的脱貧、4億的中產羣體、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這麼短時間創造的這樣的成績單，這些都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

更為重要的是，**入世以後我們找到了中國現代化的模式。**十九大把中國現代化模式總結成為既實現了發展又保持了獨立，中國的這一現代化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為什麼這麼提？**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話，那麼國家很難會獲得發展。**今天的世界，那些落後的國家都是封閉不開放的國家。

但全球化也並不是“免費的午餐”，很多國家加入全球化以後國家經濟主權越來越沒有，甚至消失了。較小經濟體對大的經濟體依附性越來越大。有些國家即使因為全球化獲得了發展，但它的獨立性成了問題。中國是少數幾個既獲得發展又能保持獨立的經濟體。

更重要是，為了加入WTO，我們從1990年代開始修改完善了法律、法規、政策體系，與世界經濟接軌。

中國影響了世界，世界也影響了中國。我們經歷了1997-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經歷了2007-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這幾年又經歷了新冠危機，但我們沒有在這三波危機中倒下，反而變得更加強大。開放帶來強大，這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是否在與國際脱鈎？

**今天，我們不能光強調我們加入WTO所取得的成就，更要強調我們需要變得更加開放，繼續推進全球化。**那麼，面對當前逆全球化進程，中國是不是變得更全球化了或者更國際化了？

新冠疫情對各個國家的全球化都受到影響，中國受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有人認為，中國的國際影響越來越大，走向和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提問，中國是不是在有些方面和國際脱鈎了？是不是在更多的方面和世界脱鈎？

不同的人有不同觀點，但是有些數據顯示出現的現象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

剛剛退休的美國上海商會主席吉彼思(Ker Gibbs)發現，駐上海的外國人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裏從20.8萬下降到16.3萬，下降了20%。北京的情況更糟糕一些，從以前的10萬下降到6萬，下降了40%。

的確，我們平常人也能體會到這一現象。中國的大城市有多少外國的專業人士常駐？在廣州走半個小時也碰不到一個外國人。我以前在新加坡生活，新加坡國立大學近一半的老師都是外國人。香港、首爾、東京也到處可見外國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亞洲算是非常保守的，但仍然吸引了很多外國專業人士。

吉彼思先生認為，**隨着明年中國新税制的推出，可能會有更多的外國常駐商務人士會離開中國。**他認為這裏有幾個因素。一是中國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二是中國的新冠疫情防疫政策非常嚴厲；三是外國人對目前的營商環境感到不適應。

不過，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要反思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

第一，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的產品越來越國際化，但一些人的思想還沒有國際化，還不能從國際的視角來思考問題。高層一直在強調和呼籲更加開放，但到了底層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第二，中國的高速發展讓很多人感覺到驕傲，產生一種自發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絕對是正能量的。但也有一些商業民族主義隨之而來，他們試圖從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獲取經濟利益。

社交媒體上往往充斥着民粹情緒，無論是針對是中國企業家，還是針對外國資本。正常的批評是可以的，但無端的攻擊甚至是人身攻擊給本國的企業家和外國資本造成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很可惜，一些人批評資本主義，但他們自己選擇過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們攻擊美國，但是他們拼命要移民美國。可以説，這些人要不是“低級紅”，要不就是“高級黑”。

從特朗普時代到拜登時代，美國都在和中國搞系統性脱鈎。我們千萬不要低估脱鈎的大趨勢。大量的外國專業人才離開中國就是人才的脱鈎。

我們需要冷靜地認識美國。大家都在説美國不行了、衰落了，甚至有人説美國要垮掉了。但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美國確實正在經歷着民主危機，尤其是治理危機，但美國很多方面都沒有多大的危機。

美國所經歷的是政治和治理上的危機，但美國的經濟體制、科技創新都沒有危機，因為美國的經濟、技術創新和政治是分離的，政治方面的危機不會直接影響到經濟面。

儘管受到疫情和中美關係緊張的影響，但根據美方的統計，今年中國依然有85000人拿到了美國留學簽證，全世界的人才還是往美國跑。那麼，美國到中國來學習的人有多少呢？

美國的體制特點是經濟和政治分離，不管發生多大的政治危機，經濟和科技還是會進步。經驗地看，每一次危機似乎促成了美國的進步，一戰、二戰、越戰、冷戰等都沒有阻止美國經濟和技術的進步。為什麼會這樣？這需要我們認真的研究。

中國需要第二次入世

我們在慶祝入世20週年的同時也要反思，我們哪些方面還做得不夠，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我想談三點。

**第一，規則對接。**世貿組織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貿易組織，更是一整套規則，成員國需要並願意接受和服從規則。世貿組織是一個仲裁機構。中國入世，意味着我們跟外部世界接軌了。這是鄧小平先生的功勞。為了入世和世界接軌，我們改革了自己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

但是，到今天，我們內部的規則還沒有統一起來。1990年代初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説，中國各個省間的貿易要遠遠少於每一個省與外國的貿易，就是外貿多於內貿。中國的企業也是這樣，中國民營企業都喜歡跟外國的企業做生意。這裏面就是規則問題，中國企業之間的生意不受規則約束，甚至沒有規則，成本就很高。

華為早期就是因為國內市場競爭太激烈，太沒有規則，才選擇“走出去”的，這也間接成就了華為。到今天為止，這個現象也是存在的。即使是兩個國企也沒有共同的規則。兩個國企到了外國同樣打架，惡性競爭。中國南車和北車的合併就是例子。

沒有統一的規則意味着沒有統一的市場，導致了中國的市場大而不強。   

**第二，重視技術。**我們入世以後，實現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説的我們的勞動力“紅利”，即我們發展出了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我們並沒有逐步地升級為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

我們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第一波工業化，那一波工業化農民做了很大貢獻，農業對工業有很大的貢獻。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波工業化，我們的貢獻主體還是農民。

經濟學家一直説中國的勞動力人口“紅利”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很多外國經濟學家説這一波全球化就是西方的資本+中國的農民工。加入WTO之後很多年裏，光是珠江三角洲每年都吸收了3000萬農民工，長江三角洲也差不多。

最近幾十年，美國的技術在進步，資本在擴展，但是美國的就業並沒有增加。那麼，美國的工人階級在哪裏？我們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工就是美國的工人階級。

勞動密集型意味着我們過度地依賴勞動力來實現經濟增長，而不是技術。現在隨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我們很多企業就面臨很大的困難。

**第三，重視研發。**加入WTO以後我們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忽視原創性技術。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技術應用市場，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美國在中國賺的錢回到美國國內帶來了美國本身的技術升級。同時，美國並沒有把尖端技術放到中國。同時，因為國際市場的存在，也促成我們的企業產生了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但是，人們所説的“中國製造”實際上是“中國組裝”，中國大部分的經濟增長來自於技術的應用，原創性的技術少而又少。

有一段時間，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中國糧食也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採購，因此18億畝耕地紅線都不用要。因為世界上糧食多得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進口而滿足需要。這種心態不僅表現在糧食上，更表現在技術上。華為有足夠能力做技術提升，但華為一直依賴外國的芯片製造。

從歷史上看，國際市場的存在是運氣好，國際市場的不存在實際上是常態。今天，儘管我們是第二大經濟體，體量很大，但我們並不很強，方方面面更容易給人家“卡脖子”，很容易被人家脱鈎。

**我們現在討論“第二次入世”，我更想把它稱為“第三次開放”。**美國自特朗普總統以來，搞中美貿易戰和脱鈎，但我們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強調中國要把大門打開，打得更開，要深度地融入世界。

我們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例如雙循環。更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制度性開放”。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制度性開放的重要性。為什麼要提“制度性開放”？我的理解是，政策因人而異，因時代而變，但制度性開放是永久的。也就是説，我們要通過制度性的開放來保證我們的永久開放。

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多實踐，比如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長三角經濟帶，這些地方都是在國際大循環、在開放狀態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未來也是以開放為主，而且要更進一步和更全面的開放。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橫琴和前海的開放，讓珠海和澳門直接對接、深圳與香港直接對接。

國際層面，我們和東盟國家攜手簽署的RCEP馬上就會生效。我們也和歐盟結束了中歐投資協議談判，雖然因為政治原因暫時擱淺，但它的生效只是時間問題。歐盟擱置協議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而非經濟因素，但意識形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提出了加入CPTPP，CPTPP比WTO重要，也比RCEP重要。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貿易的延伸，或者説是傳統貿易的2.0版，但是CPTPP體現更高程度的開放、更高層度的規則。它的前身TPP是美國主導的，美國當時搞TPP就是針對中國的。

現在既然中國已經正式申請加入CPTPP，我們有決心做比較深度的改革，就是制度性的改革和制度性的開放。從這個角度看，CPTPP就是中國二次入世的抓手。中國加入CPTPP會是一個漫長甚至是困難的過程，但我們還是可以做好我們自己的功課。哪怕最終我們沒有加入CPTPP，我們也要更加開放。

推動中國規則“走出去”

二次入世，有幾個方面是需要我們考慮的。

**第一，在一些領域，我們要實行單邊開放。**單邊開放就是説即使你不向我開放，我也向你開放。“單邊開放”相對應的是“對等開放”，對等開放就是説只有你向我開放，我才向你開放。

原則上説，大英帝國是實行單邊開放的，而美國是實行對等開放的。這一點大英帝國要比美國做得好得多，大英帝國的可持續性比美帝國要長久。

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後我們已經有能力實現單邊開放。美國和它的盟友要和中國系統性脱鈎，我們在有些領域要單邊開放。雖然原則上美國非常強調對等開放，但美國在很多方面永遠是單邊開放的，比如説人才政策，美國的人才政策永遠單邊開放。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才跑到美國去了。

同樣，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很多方面也是單邊開放的結果。80年代我們剛剛改革開放，沒有資本，就實行單邊開放、打開國門“請進來”，先請海外華僑資本進來，再請國際資本進來。九十年代加入WTO實行接軌政策也是單邊開放。

今天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很多領域需要我們單邊開放。美國不允許中國資本進入美國市場，我們還是允許美國資本進入我們市場，是不是單邊開放？我們應該明確提出來我們要實行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尤其是高科技人才。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發展，而不要為了表達一下情緒，最終促成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那些才是我們要做的，而不是以牙換牙。

**第二，我們要通過內循環來實現內部規則的統一。**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大而不強。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內部規則不統一。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內地9個城市與香港、澳門的規則當然不一樣，但我們內地9個城市的規則也沒有統一，土地、税收、勞動等很多方面的規則都沒有統一起來。

內部的規則對接起來，形成國家統一規則，我們就會大而強。舉例説，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汽車消費國，但是我們在汽車行業制定了多少國際標準和規則？很少。

互聯網領域的大公司分佈在美國和中國，美國有互聯網的規則，並且是國際性的規則，中國則沒有。中國有很多家大型的互聯網公司，歐盟沒有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歐盟制定了互聯網規則。

為什麼我們沒有互聯網規則？如果考察一下西方公司之間的關係就知道了為什麼。西方公司特別強調規則和規則的統一，而中國公司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規則。沒有國家統一的規則就沒有國家統一市場。

第三，我們要通過外循環繼續促進中國跟世界規則的對接，在這個基礎之上使得中國的規則“走出去”。

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中美競爭的核心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規則問題。美國和歐盟最近在討論如何用新的規則來制約中國，如果我們自己不強調規則，一旦“走出去”還是會繼續受到別人規則的制約，他們的規則符合他們的利益，但並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再過10年或者15年，我們內部規則統一了，我們的內部規則通過外循環“走出去”了，中國必然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句話，只有通過繼續開放才能使得國家更加強大起來。

★ 本文整理自鄭永年在“入世20週年企業家高峯對話暨南方致敬2021年度盛典”（2021年12月16日）上的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