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神之死！_風聞

    在中學課本上，有一篇古典寓言《黔之驢》，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年至819年）之手。一提起柳宗元，會很快讓人想到他的《捕蛇者説》《賣炭翁》等傳世名篇，在大唐繁華盛世的許多角落，確有不少靠捕什麼和賣什麼為生的底層民眾，捕蛇者、賣炭翁是人間苦海中的兩個代表，每每讀之，心有慼慼焉。黔之驢卻與他們完全不同。

    相比於《捕蛇者説》和《賣炭翁》，《黔之驢》的篇幅也是出奇的精悍簡短，故事全文加作者點評僅160餘字，但絲毫不妨礙《黔之驢》成為柳宗元筆下政治寓意最深刻的文章。

    可惜，後世有“好事者”將它削肉剔骨，加工成了一具骷髏形的四字成語。那就是現在讓人耳熟能詳的“黔驢技窮”。之所以説“可惜”，“黔驢技窮”無法準確傳達《黔之驢》原文要旨。試想，黔之驢命喪虎口，如此悲哀的結局與其説是客觀的“技窮”導致，還不如説是為主觀上不知“技窮”所害。

    假如真的只是“技窮”問題，那麼只要勤加苦練，掌握新的神技，在老虎張牙舞爪再度撲上來之時就能將之踢趴在地，便能一洗前恥，做個快樂的吃草拉磨之驢。

    但是，如果情況根本就不是四字成語避重就輕地説的那麼簡單，即根本問題絕不是“驢技”的問題，那又該如何理解？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短得不能再短的《黔之驢》，然後與友鄰“印度驢”殊途同歸的遭遇做一橫向比較，或許能夠找到更接近真實的答案。

    《黔之驢》全文如下：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作者開篇用了三個字完成了對故事發生地狀況的交代，即“黔無驢”，唐代的黔地相當於今天湘桂川三省交接及周邊的廣大地帶，當年“安史之亂”（755年至763年）初期，安祿山等領“胡人聯軍”從華北殺向長安，唐玄宗戰略性大撤退疾走西南——就是黔地這個大後方去避亂。“安史之亂”撕開了胡漢之間被盛唐繁華掩飾的裂痕，對大唐中晚期及後世都造成了深遠影響，而柳宗元生活的時代就在那持久的餘波震盪期，宮廷與社會籠罩在一片談“胡”色變、藩鎮割據的陰鬱氣氛之下。

    “無驢”，意思是“好事者船載以入”之前是從來沒有過驢子的。正因為這個情況，接下來才生出兩個新事端，一是驢來到此地“無可用”；二是附近老虎見之一時被驢子的大塊頭迷惑，“以為神”。這能笑話老虎沒見識嗎？不能吧。所謂“沒見識”常常是一種可貴的樸實，那是優點。歷史的列車也常常奔馳在樸實奮鬥取代腐朽無能的週期軌道上。

    小看了老虎，甚至以為人家是紙糊的，即便是被戴上了神的光環，驢的神氣光景是無法維持長久的。

    雖然原文題為《黔之驢》，但我總覺得“題不對文”，文中最有戲份的怎麼看都是老虎，而不是驢子。以一個失敗者為題，那一定是警示教育篇。

    一開始，驢子和老虎兩看“莫相知”，彼此陌生是自然的。有一天，驢子估計忍受不了僵持的折磨，率先發動了，以期“一鳴”驚虎。初次的隔空“交戰”，效果不錯，老虎竟然“大駭，遠遁”了。

    老虎被可怕的驢叫嚇得逃走時，有沒有夾着尾巴，作者雖然沒有充分照顧到後來人的情緒，在這方面着墨甚少，但是多少還是刻畫了一副老虎以為驢要來吃它而感到“甚恐”的情狀，所以留給後人可供發揮的空間是有的。想象老虎夾着尾巴逃跑了，也不要忘了想象一下，目睹老虎逃跑的驢子不知該有多麼的威風和神氣，“一鳴”的賣弄豈能餵飽無限的虛榮，想叫就叫，叫個不停，那才能讓身心飄飄欲仙，舒暢至極。

    老虎真不是紙糊的，恰恰相反，是精明老到、智慧十足的老虎。

    老虎安定驚魂之後，發現驢子並沒有追上來吃掉自己的打算，驢子崇尚的估計是“得饒且饒”的中庸哲學。然後，老虎又回去了，先是一番“往來視之”，察覺驢子像是“無異能者”，大概率上排除其為神的可能。懷疑一旦堅定，恐懼日漸消弭。於是，老虎越來越習慣於驢叫，壯膽“近出前後”。不過，為謹慎起見，暫時“不搏”。輕鬆玩耍是貓科動物投入戰鬥的最佳狀態。此處，作者也許儘量給驢子留點面子，所以才虛晃一槍地説老虎當時“不敢搏”。其實，那本質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很快，老虎擺出了進一步挑釁的姿態：越來越抵近的偵查，越來越輕佻的舉動，簡直如入無人之境。不知，老虎跳前跑後，有沒有差點崴了腳脖子。

    驢子終究是“不勝怒”，使出了自以為是的殺手鐧，“蹄之”。或許，一蹄，不中，再蹄，還不中，接着會不會就亂蹄了？沒有吃過驢肉，但終於見到了驢出招，老虎大喜，心中冷笑道：“技止此耳”，此神的能耐就這麼幾下呀！老虎不發威，一發則是乾淨利落“四連擊”：跳起、大㘚（吼）、斷喉、盡肉。美餐一頓，揚長而去。

    老虎的口福不是一般的好。用吃貨俚語來説，天上龍肉，地上驢肉。飛不上天的老虎在地上吃了驢肉，也就等於吃了龍肉。

    “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類有德”而沒有德、“類有能”而沒有能，作者最後給出的這一句點評，鞭辟入裏，道出了一部分歷史的真象。

    形體龐大，好像很有風度和德性；聲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統治者外強中乾的這一可悲面目，對改良政治從抱有希望跌至失望甚至絕望的柳宗元算是看透了。

    但是，柳宗元好像還保留了一絲幻想，“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假如驢子不以小伎倆去招惹老虎，不落入老虎的圈套，或許就不會自尋死路。

    事實不容假設。那樣可笑而可悲的假設，連柳宗元自己想想都哭笑不得，“今若是焉，悲夫”：今天就是這個樣子啊，太可悲了！

    《黔之驢》落幕了，但故事還在循環重複。柳宗元的悲嘆就在於他個人解不開歷史惡性循環的扣子，蠢驢若不斷出現，老虎們正偷着樂。

    上文已經説了，在古代印度也有這麼一隻“黔之驢”，或許“黔之驢”是印度驢的變種。接下來，不妨把兩隻驢擺一起來比較一番。

    古代印度有一本早於公元前6世紀就已成集的民間寓言話本——比古希臘的《伊索寓言》還早——名曰《五卷書》，其中第四卷第七個故事，講的就是類似於黔之驢的印度驢的不幸遭遇。

    需要補充幾句，在古代世界，梵文版的《五卷書》曾被轉譯為很多民族語言（如蒙古語），卻不見有漢語。第一個漢語版本仰仗於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之手，那已經時值20世紀下半葉了。然而，這並不表示《五卷書》對古代中華世界沒有產生作用。相反，自漢代以來，通過有大量引用《五卷書》中故事的佛教經典，印度的民間故事和智慧對中國文學及創作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因此，很難説崇信佛教的柳宗元沒有受到過印度故事的啓發而寫出了《黔之驢》。

    話不多説，不妨一看印度那個驢之死的事故。現從羨林師的譯本摘抄部分如下：

    “在某一座城市裏，有一個洗衣匠，名字叫做叔託缽吒。他有一條驢，因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樣子。當洗衣匠在樹林子裏遊蕩的時候，他看到了一隻死老虎，他想到：‘哎呀！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驢身上，夜裏的時候，把它放到大麥田裏去。看地的人會把它當做一隻老虎，而不敢把它趕走。’他這樣做了，驢就盡興地吃起大麥來。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牽到家裏去，就這樣，隨了時間的前進，它也就胖起來了，費很大的勁，才能把它牽到圈裏去。

有一天，驢聽到遠處母驢的叫聲。一聽這聲音，它自己就叫起來了。那一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來是一條偽裝起來的驢；就用棍子、石頭、弓箭，把它打死了。”

    印度的故事中，一開始出現了一個洗衣匠，這個人物似乎可以對應上那個在《黔之驢》中一閃而過的神秘的“好事者”。而印度的洗衣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簡直是男一號，他所思所想的坑蒙拐騙、投機倒把之術佔了故事的大半篇幅，驢子則像是他手中的一個道具。

    印度故事，老虎一開場就無聲無息、不明不白地死了。而老虎在《黔之驢》中身兼重任，缺它不可；缺了它，驢子就真的成了神，天下無敵，無比任性。

    既然印度的驢子僅僅是個道具，它被人蒙上虎皮裝老虎，不小心露餡之後，又被人乾淨利落地打死了。這完全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磨磨嘰嘰的所謂“印度人”做出來的事，故事中的“印度人”貪婪成性，也殘暴成性，他們個個都不是吃素的，只有可憐的驢因偷吃了素而慘遭身滅。

    且不論，印度驢是否罪該一死，再回看《黔之驢》，我徹底明白柳宗元的悲鳴了。一隻居心叵測、老謀深算的老虎對一頭不知天高地厚的蠢驢下手，整個過程算是費盡周折，耗時甚長，而現場卻連個像樣的人影都沒見着，特別是那個始作俑者的“好事者”，全都去了哪兒了呢？難道是在場的人都已屏住呼吸，耐着性子等候一場“驢蹄與虎爪的對決”上演，還是眼看着大禍臨頭，早已各奔東西去也？

    兩隻驢都死了，但死的寓意有很大的不同，印度驢之死，彰顯正義終歸是在部分人的手中，而黔之驢的死，純粹是禽獸衝突，而旁觀者有比場上的禽獸好多少呢。

    讓死驢對自己的死負責，這於現實和未來有何用？！沒有當但，又無法保持樸實的品質與冷靜的姿態，只會重蹈覆轍。

    如果要從中故事中汲取一點養分，我想把它們歸結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自高自大到發了狂的國王，一隻春情發動的蠢驢，它們之間沒有差別，如果任其都走到歪路上去，這個責任主要應該由大臣和看驢人來承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