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斯大林曾經三次向希特勒求和？_風聞

各位請看下面這篇文章：

    標題：衞國戰爭初期斯大林打算對德媾和説辨析；轉自一份名叫《探索與爭鳴》的學術期刊的2006年第6期；該雜誌是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這家機構的官方網站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有那一期《探索與爭鳴》的電子版供大家在線閲讀：

http://www.tsyzm.com/CN/volumn/volumn_1354.shtml，點擊該網頁上如下圖所示的此文標題下方的“PDF”一詞，就能打開此文的電子版進行在線閲讀：

    **內容提要：**衞國戰爭初期，由於蘇聯沒有戰爭準備，乃至遭到重大損失，斯大林便連續3次打算與德國媾和。這些媾和打算與列寧同德國簽訂佈列斯特和約性質不同。

      2004年8月《參考消息》曾轉摘俄《論壇報》的文章，稱蘇聯英雄、衞國戰爭參加者、作家卡爾波夫用了數十年時間親自調查，試圖為衞國戰爭史填補空白；其中之一是莫斯科保衞戰期間斯大林曾建議德國停戰，共同打擊英美。據卡爾波夫的説法，這樣的談判確實舉行過，是在1942年2月20—27日，但蘇方無法接受德方要求，談判中斷。[1](樓主批註：帶方括號的數字表示的是註釋的序號)“媾和”的説法時有所聞，這並非空穴來風，蘇德戰爭期間斯大林共採取過3次同希特勒媾和的嘗試。

一

      第一次是在德國發動進攻後不久

      蘇聯軍史研究所所長沃爾科戈諾夫在1989年出版的《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中提到此事。沃爾科戈諾夫在書中引用了一份檔案資料：

      1957年7月2日，蘇聯國防部開過一次黨的積極分子會議，討論蘇共中央“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反黨集團”的信件。朱可夫做了報告。發言的有高級將領科涅夫、馬利諾夫斯基、庫茲涅佐夫、涅傑林、巴格拉米揚、韋爾希寧、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熱爾托夫等人。蘇聯元帥莫斯卡連科發言時曾説：“在審理貝利亞案件時，我和總檢察長魯堅科同志一起聽到了貝利亞的供詞，據他供稱早在1941年，斯大林、貝利亞和莫洛托夫曾經在辦公室裏討論過蘇聯向法西斯德國投降的問題——他們商量把蘇聯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摩爾達維亞和其它共和國的部分領土送給希特勒，而且他們試圖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和希特勒接觸。這可是任何一個俄國沙皇都沒有幹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亞大使站得比這些領導人要高些，他對他們説，希特勒永遠不能戰勝俄國人，讓斯大林不要為此擔心。”(國防部中央檔案館第32全宗，第701323目錄，第38卷宗，第53頁)

      70年代後期，沃爾科戈諾夫同莫斯卡連科就這一問題有過一次談話。

     1976或是1977年，沃爾科戈諾夫參加以基·謝·莫斯卡連科元帥為首的視察組，在高爾基市住了幾天。每天晚上他都向元帥彙報對所視察的部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況。有一次在談話中他向元帥提出了一個長期折磨他的問題：“基里爾·謝苗諾維奇，為什麼您在書(回憶錄)裏沒有提到您大約20年前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講過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這是事實?”

        沃爾科戈諾夫問的就是1941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會見保加利亞大使伊萬·斯塔梅諾夫(CTaMeHOB)的事。

        莫斯卡連科回想貝利亞的供詞説，在這次同保加利亞大使見面時，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語；談話的始終是莫洛托夫，他請大使同柏林聯繫一下。據貝利亞説，莫洛托夫把自己關於停止戰爭行動和割讓大片領土(波羅的海沿岸、摩爾達維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議稱為“可能締結的第二個佈列斯特條約”。既然列寧當年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們今天也打算這樣做。倒是大使拒絕為此事充當中間人，他説，“哪怕你們退到烏拉爾，你們反正也會取勝。”

        莫斯卡連科若有所思地説，“很難絕對肯定事情確是如此。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裏處於絕望狀態，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對貝利亞來説，捏造這一切對他未必有什麼好處，再説，前保加利亞大使在和我們談話時也肯定了這個事實”

        沃爾科戈諾夫那時候沒有看到其他材料，所以在《勝利與悲劇》中就此寫道：“我援引了口頭的和保存在檔案中的書面證詞。這是歷史上的機密還是捏造——對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不過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懼的現實壓得喘不過氣來”。[2]

    不久，沃爾科戈諾夫的説法得到朱可夫元帥談話的證實。1991年歷史學家Д.A.基爾什內爾編的一本文件集《戰爭前夕和初期?文獻資料》中，收有歷史學博士H.Г.巴甫連柯中將同朱可夫元帥的談話。巴甫連柯寫道：“為推卸紅軍在戰爭最初幾個月中的失敗的責任，斯大林需要‘替罪羊’。這些替罪羊也找到了。主要戰線相當部分的指揮員被無端指責膽小叛變並革出教門和槍斃(現在全都平反了)。斯大林指責別人，自己卻走到叛變的邊緣，1941年10月7日德國人攻至莫斯科城下，據朱可夫見證，斯大林陷入驚慌失措，命令貝利亞通過自己的渠道試探同德國簽訂新的佈列斯特和約，單獨媾和。為此可以割讓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和部分烏克蘭，可以接受任何條件。我問朱可夫，接下去做了些什麼，他回答説：‘貝利亞派代表與當時保加利亞駐蘇大使斯托傑諾夫((CTOTeHOB)接觸。據斯托傑諾夫説，希特勒拒絕媾和，他指望莫斯科很快陷落。’幸好揹着人民的可恥的單獨媾和沒有成功。”[3]

     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

      斯大林準備同德國媾和一事，作家、“蘇聯英雄”卡爾波夫有另一種説法。卡爾波夫在1999年寫作《大元帥》(中譯名《斯大林大元帥》)一書時看到一些文件，證明斯大林在1942年春曾採取措施謀求同德國媾和。《大元帥》一書是替斯大林説話的，相信不會無中生有。

      據卡爾波夫的説法，1942年2月斯大林下令情報部門設法與德國統帥部取得聯繫，以他斯大林的名義提出和談建議。此事斯大林沒有同他的統帥們商量過，甚至沒有同政治局委員們商量過，所以，他們中誰也沒有在口頭回憶或正式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過這一設想。

        早在1938年蘇德兩國情報部門就簽訂了合作的協定，因此可以通過這個渠道進行談判。蘇方情報人員和德國“同事”接上了頭，1942年2月20日雙方在希特勒軍隊佔領區內的姆岑斯克會晤。

**斯大林親自起草並簽署了《給德國統帥部的幾條建議》。**該建議一式兩份，一份留在斯大林那裏，另一份給了進行談判的人。這份文件看來並沒打算交給德國人，這只是個大綱，列出了蘇聯代表作為依據的問題。但是雙方看來此前曾進行過會談，因為斯大林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對雙方已經涉及的問題所作的反應。建議的內容如下：

        1、從1942年5月5日6時起，戰場全線停止軍事行動。宣佈休戰到1942年8月1日18時止。

        2、從1942年8月1日到1942年12月22日，德國軍隊應該撤至圖1標出的地區。建議按照圖1標出的延伸線確定德國和蘇聯的邊界。

        3、在雙方部隊變更駐地後，蘇聯武裝力量準備在1943年底之前和德國武裝力量一起對英國和美國採取軍事行動。

        4、蘇聯願意研究宣佈兩國和平、指責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各國猶太人挑起戰火、在1943——1944年間實施進攻性聯合戰鬥行動、重新安排世界空間(圖2)的條件。注：德軍如果拒絕履行上述第1、2條的要求，將被殲滅，德國作為一個國家也將從政治地圖上消失。

        要提醒德國統帥部應承擔的責任。

蘇聯最高統帥(約?斯大林)

1942年2月19日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的簽名證明這些“建議”是他起草的，這些不是打印在國家機關或黨機關公文用紙上，而是打印在一張普通紙上的“斯大林式”的簡短語句，既沒有指明官方文書中不可缺少的執行人，也沒有註明共複製幾份，表明這只是個大綱。

        談判持續了一個星期。最後，蘇聯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給斯大林呈上了如下報告：

        蘇聯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

        第1／2428號

        1942年2月27日

給斯大林同志的報告

        1942年2月20日一27日在姆岑斯克與德國統帥部的代表、黨衞隊帝國長官私人參謀總部部長、黨衞軍地區總隊長沃爾夫談判的過程中，德國統帥部認為無法滿足我方的要求。

        他們向我方建議，以1942年底前現有戰線為邊界，停止戰鬥行動。

        蘇聯政府應該立即消滅猶太人。為此，首先應該把所有猶太人遷移到遠北地區，加以隔離，然後完全予以消滅。同時，當局要負責外圍的治安工作和勞改營範圍內嚴格的警衞制度。消滅(銷燬)和利用猶太居民屍體的問題由猶太人自己負責。

        德國統帥部不排除同我們建立反英美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沃爾夫同柏林商量後聲明，如果蘇聯領導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國統帥部為了表示這些變化，願意把國旗上卐字標誌的顏色從黑色改為紅色。

        在討論圖2時出現了以下的立場分歧：

        1、拉丁美洲。應該屬於德國。

        2、對“中華文明”的理解態度複雜。德國統帥部認為．中國應該被日本帝國佔領，成為其保護國。

        3、阿拉伯世界應該成為德國在北非的保護國。

        因此，應指出會談出現了全面的觀點和立場分歧。德國統帥部代表沃爾夫完全否認德國武裝力量在戰爭中將被殲滅和打敗的可能性。他認為，同俄國的戰爭還會持續幾年，會以德國的完全勝利而告終。他們認為，主要根據是，俄國兩三年後。由於在戰爭中耗盡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談判上來，但是談判條件將會更苛刻。

蘇聯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

梅爾庫洛夫[4]

        第三次是在1942年下半年

        提供這一説法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譯瓦列金?別列什科夫。別列什科夫在二戰期間擔任斯大林的專職英語翻譯，有機會聽到斯大林及其助手的秘密談話，掌握了當時的最高機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由於保密工作的要求，他對掌握的機密一直保持沉默。1997年出版的別列什科夫所著的《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曾經幻想與希特勒單獨秘密媾和，他派蘇聯副外長與希特勒的特使秘密會晤，企圖割地求和。但不久戰局的變化就使斯大林處於有利的地位，所以這個方案最終胎死腹中。

        1942年9月，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傑卡諾佐夫突然消失，過了一段時間，才出現在莫斯科。多年之後，別列什科夫的同事伊利亞?切爾諾舍夫(曾同別列什科夫一道在傑卡諾佐夫秘書處工作，後來任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參贊、聯合國秘書長助理、蘇聯駐巴西大使)告訴別列什科夫，1942年中傑卡諾佐夫執行了什麼樣的使命。名義上，那只是副外交人民委員秘密訪問瑞典，瞭解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工作情況。但是，甚至蘇駐瑞典大使也不知道，此行的真實目的是跟希特勒的什努列特使舉行秘密會晤。

        別列什科夫説，他記得，1942年間，斯大林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過1918年與德國人簽訂的佈列斯特和約，強調列寧不顧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對，簽訂了被列寧本人叫做“可恥的和約”。斯大林總是在説，列寧一貫正確，拒絕和平意味着喪失一切；而接受和約則可以使布爾什維克保存最主要的東西——權力，即使被割去一大塊俄國領土。由於擔心局面可能會更糟，斯大林顯然沒有排除與德國在蘇方做出某些讓步的基礎上達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爾諾舍夫説的，當時會談的內容，是將1939年之前屬於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移交給德國，將比薩拉比亞歸還給羅馬尼亞，以及德軍經蘇聯領土過境到中東波斯灣的石油產地等等。

       希特勒的密使在約定的地點等待着蘇聯代表。顯然，會談是通過某個中立國，譬如瑞典，經過特殊渠道安排的。德國特使什努列答應立即向希特勒彙報斯德哥爾摩會談的內容，但柏林一直沉默。不久，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鮑盧斯元帥的希特勒第七軍大敗。此後，德軍一直向後撤退，雖然往往經過激戰。斯大林的這個1942方案徹底失去了意義[5]

二

        根據上述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出初步評析。

        1、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來自4個不同的見證人的有關3次媾和的資料。一個是莫斯卡連科元帥轉述的貝利亞的供詞。第二個是衞國戰爭初期任蘇軍總參謀長朱可夫元帥的回憶。第三個是蘇聯英雄、作家卡爾波夫，他依據的是檔案資料，不過未標檔案出處。第四個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譯別列什科夫，他是從同事、一位外交官那裏聽説的。説法不盡相同，但又有相同之處，這就是斯大林在戰爭初期到1942年，曾經採取行動打算同德國“媾和”。

這種嘗試進行過3次，一次是在德國入侵後不久，應是在1941年10月前後，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之際，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3人通過保加利亞駐蘇大使進行的。沃爾科戈諾夫和巴甫連柯兩份資料上大使的名字不同，一作斯塔梅諾夫(CTaMeHOB)，一作斯托傑諾夫(CTOTeHOB)，看來是發音和拼寫上的問題，但可以判斷是同一個人。進行談判的嘗試被這位有遠見的大使拒絕了。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由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在姆岑斯克與德國統帥部的代表、黨衞隊帝國長官私人參謀總部部長、黨衞軍地區總隊長沃爾夫進行，這就是説，進行了正式接觸，但被德方拒絕了。第三次是1942年下半年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傑卡諾佐夫同德國特使什努列在瑞典進行的，蘇方提出媾和建議後，未見下文。

        蘇聯提出的條件或者説讓步是相當大的，按照貝利亞的説法是：停止戰爭行動和割讓大片領土，波羅的海沿岸、摩爾達維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很大一部分。朱可夫的説法是“可以割讓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和部分烏克蘭，可以接受任何條件”。此外，還有同德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建立反英美的統一戰線，對英美採取軍事行動。切爾諾舍夫的説法是，將1939年之前屬於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移交給德國，將比薩拉比亞歸還給羅馬尼亞，德軍經蘇聯領土過境到中東波斯灣的石油產地等等。3種説法中，卡爾波夫的説法有檔案支持，但沒有標出檔案來源。不過可以説一下，卡爾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帥》是一本為斯大林辯護和歌功頌德的書，因此他在這裏披露這段史實不會是出於給斯大林抹黑的動機，應是可信的。莫斯卡連科依據的是貝利亞的供詞，缺乏直接的證據，3個當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並且這種秘密議論也不可能留下文字材料。不過莫斯卡連科説得有道理，對貝利亞來説，“捏造這一切對他未必有什麼好處”，他同時還強調，前保加利亞大使在和他們談話時肯定了這個事實。看來此事向保加利亞大使核實過。

        2、從當時的形勢看，斯大林是有可能採取這一行動的。

        斯大林對希特勒的進攻缺乏應有的準備。首先，蘇聯不相信德國會發動進攻。其次，當時斯大林的戰略是打進攻戰，拒敵於國門之外，在邊境線沒有構築防禦工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接見軍校畢業生時説：“我們應當以進攻的方式從事我國的防禦，應當從防禦轉向採取進攻性行動的軍事政策。紅軍是現代化的軍隊，而現代化的軍隊是進攻的軍隊。”[6]據此朱可夫於1941年5月15日提出對集結在蘇聯邊境的德軍實施先發制人的突擊的建議。因此在德軍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措手不及，沒有應戰能力，不要説進攻了，連防禦也防不住，很短時間裏失地千里。

        那時的軍事形勢是：到1941年7月初，德軍就佔領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維亞大部分地區、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部分地區。10月13日，德軍攻佔卡盧加。10月15日，霍德普納的坦克集羣突破莫斯科防線。10月16日，總參謀長傳達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後勤機關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的命令。大本營要轉移到阿爾扎馬斯。總參謀部命令為斯大林撤退準備專車。於是，叫做“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亂開始了。

        對戰爭初期的損失，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蘇聯的重工業、軍事工業大都集中在西部地區，在德軍的突然進攻下，蘇聯的工業實力很快就損失一半左右，例如鋼的年產量為1800萬噸，幾天之內就失去一半左右。戰爭初期紅軍本身的損失嚴重，加上大量高中級軍官此前被清洗，紅軍的戰鬥力削減得非常厲害，難以應戰。按照卡爾波夫的説法，那時的形勢非常像1918年簽訂佈列斯特條約時的情景，德軍已經打到莫斯科附近，紅軍損失巨大，沒有預備隊，只能用新的役齡青年組建新部隊，但是沒有武器給他們，因為一部分國防工廠在被佔領區，大部分工廠在撤退中，只有內地的企業在生產數量不多的坦克、飛機、火炮和步兵武器，而這樣的工廠也為數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新地方的工廠並組織生產尚需時日。無論如何都要爭取喘息時間。朱可夫後來在同西蒙諾夫的談話中説：我們後撤了上千公里。軍隊當時是不穩定的，不僅僅是退卻，而且是逃跑，是張皇失措。戰爭初期我們不僅上面打得不好，下邊打得也不好。[7]

        有一種説法，在德軍進攻面前斯大林一度灰心喪氣，好多天不露面。最早發表告人民廣播演説的不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而是副手莫洛托夫。斯大林到7月3日才出面發表廣播講話。絕望中的斯大林那時曾打電話問朱可夫：“您確信我們能夠保住莫斯科嗎?我這麼問您時，心裏很痛苦。作為共產黨員，請您實話實説。”[8]斯大林的翻譯無意中還聽到斯大林同莫洛托夫議論，表示可以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9]

        可以認為，斯大林的這種心態同求和的嘗試是一致的。

        **3、蘇聯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有着良好的關係。外國武裝干涉失敗後，帝國主義國家對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封鎖，為突破封鎖，1922年4月蘇俄同德國簽訂了拉巴洛條約，打開了一個缺口。此後蘇聯同德國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經濟關係，蘇聯為德國提供原料，而德國為蘇聯提供各種先進技術和裝備。德國作為戰敗國是被禁止進行武器的生產和試驗的，蘇聯給德國提供了武器試驗場。**特別是1939年蘇德條約簽訂之後，兩國關係更為密切，不但蘇聯國內停止反法西斯的宣傳，而且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下屬各支部也被禁止從事反法西斯的宣傳和鬥爭。對兩國簽訂的協定，蘇聯是放心的。“如果我們不去挑鬥，不採取某種錯誤的措施，那麼希特勒就不敢撕毀條約和向我們進攻。”[10]

       斯大林不相信德國人會進攻蘇聯，儘管他收到不少德國人即將進攻的準確情報。斯大林對美國總統特使霍普金斯説，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十分突然。這是因為斯大林本來認為，希特勒不會進攻。據別列什科夫説：蘇聯駐柏林大使館掌握了德國人正在準備入侵的準確情報，甚至知道確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館把所有這些情報都送到了莫斯科。而且，情報不僅僅來自駐德國大使傑卡諾佐夫，而且也來自駐德國武官圖比科夫和海軍武官沃倫措夫。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報來源，並且所有的資料都是吻合的。最後，6月21日夜間，“主人”的桌子上，還有一份報告。這是投誠的德國士兵冒着生命危險，渡過布格河和第聶伯河，在最後一刻警告蘇軍指揮部，再過幾小時馬上就要開始入侵了。但對這些情報斯大林一個也不相信。[11]

        正因為這樣，德國發動進攻之後，蘇方的反應首先是德國“背信棄義”。斯大林在7月3日的廣播講話中説：  “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地撕毀條約，進攻蘇聯。”[12] 其實對德國這樣的法西斯國家來説，本來就沒有什麼信義可言，如果對德國有基本估計，就不會為它的“背信棄義”而痛心疾首，從道義上去譴責。

        斯大林的翻譯解釋説：“在這件事情上，必須考慮到斯大林對希特勒的特殊態度。他們一直未曾謀面。但是，斯大林曾經期待這樣的會見，他對納粹獨裁者有一種獨特的嚮往之情。從希特勒方面來看，他也曾高度評價斯大林。他們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控制大眾意識的手段在許多方面是吻合的。”[13] 1934年當希特勒消滅了自己的戰友、衝鋒隊負責人恩內斯特?羅姆以及衝鋒隊其他將領時，斯大林給這場血腥屠殺以高度評價。米高揚多次對別列什科夫説過，在羅姆被殺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説：“你們有沒有聽説德國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應該這樣對付自己的政治對手!”[14]

       4、不錯，在蘇維埃政權的歷史上確實有過同德國簽訂屈辱的佈列斯特和約的先例，斯大林可以不用擔心犯“投降主義”錯誤的指責。列寧可以這樣做，列寧的學生斯大林為什麼不可以呢?斯大林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蘇聯的領土割讓給德國，換取“喘息時機”。

     不過列寧當年的佈列斯特和約同斯大林要簽訂的“和約”有根本的不同。1918年春列寧不得不與德國簽訂屈辱的和約，因為蘇維埃政權建立才幾個月，從沙皇和臨時政府那裏接受過來的軍隊由於長年戰爭已經疲憊不堪，毫無鬥志，喪失戰鬥力，國內物資特別是糧食嚴重缺乏，廣大羣眾迫切要求退出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以空間換時間，為蘇維埃政權贏得喘息時機，以求東山再起，否則蘇維埃政權就有覆沒的危險。而在1941年，蘇維埃政權已經存在20多年，斯大林直接執掌政權也有十來年了，蘇聯號稱完成了工業化，是個工業強國，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同1918年的狀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時候同德國“媾和”是不能同佈列斯特和約相提並論的。倒是保加利亞的那位大使看得清楚，即使退到烏拉爾蘇聯也必然勝利。1918年簽訂和約的目的是退出帝國主義戰爭，蘇維埃政權並沒有和德奧同盟國結盟去反對協約國。而斯大林不僅打算同德國媾和，而且還許諾同德國結盟，建立反英美的聯合戰線，向英美宣戰。兩者的性質全然不同。並且有跡象表明，在談判中中國(“中華文明”)很可能成為交易的一個籌碼。

        同法西斯德國聯盟，共同進攻西方國家?這種“曲線救國”，“曲線反法西斯”路線可行嗎?連卡爾波夫在評價斯大林這一行動時也説：“國際主義者斯大林同意勾結法西斯分子反對盟國，這種無原則的態度當然有待商榷。但他認為，這個想法本身只是一種戰術步驟，為的是贏得時間。現在要拯救國家不被侵略。兩年之間，世事變化無窮，會有機會跟盟國作出解釋的，不會進行針對盟國的戰鬥行動。”[15] 這種辯解顯然是缺乏説服力的。……（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