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眯眼”反覆引發輿論戰, 暗含中國人兩種國際觀的較量 | 文化縱橫_風聞

✪ 何吉賢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導讀】近日網絡上一組“眯縫眼”廣告圖引發巨大爭議。無獨有偶，取材中國傳統舞獅的影片《雄獅少年》也因主角眯眯眼被疑“夾帶私貨”。很多人認為，這種西方視角下的眯眯眼形象涉嫌辱華；另一些人則認為，動不動就上升為辱華，是以愛國之名行“狹隘民族主義”之實。

跳出上述風波來看，愛國主義，是近代中國國家構建和國民再造的一個重要主題，隨着互聯網的發展，愛國主義悄然漸變。本文從新中國初期的“新愛國主義”運動出發，意在從歷史中看清其發展脈絡，理清這一新“國際觀”的特殊內涵。

本文指出，這種愛國主義誕生於國家危機之中，是一種反彈性意識，是危機狀態下的情緒反應；它一開始就有一種向外的趨勢，因而帶有世界主義或是國際主義的視角。但這種新愛國主義自誕生之日起，便與美國的世界主義不同，“（美國）世界主義，骨子裏當然就是要把世界各國都變成沒有獨立的工業，沒有自己的領土和主權，沒有自己獨立文化的美國殖民地”，而這種世界觀容易俘獲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種新愛國主義，超越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利己主義，尊重其它民族的平等，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建基於偉大的國際主義之上，而反對任何利用國族中心主義壓迫弱小社會、弱小民族和人民權利的企圖。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標題為《“新愛國主義”運動與新中國“國際觀”的形成》，**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

“新愛國主義”運動與新中國“國際觀”的形成

現代中國的愛國主義（或萌發狀態中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一些特點值得再次強調，比如“新愛國主義”一方面從政治制度、外交戰略、民眾心理上清算百年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帶來的屈辱和挫折感，增強民族和國家的自信心、尊嚴感。另一方面，作為一場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教育運動，它也大大增強了新政權的認同感。

1950年代初期，剛剛建立新政權的中國經歷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鎮反、肅反等一系列政治和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互相交叉進行，又相互促進，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物質基礎等方面，為新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創造了基礎。儘管運動頻發，頭緒繁多，但在思想教育或意識形態領域，還是存在一些貫穿整個50年代初期及其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線索，“新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便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抗美”與“愛國”互為一體，共同構成了“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整體。

實際上，從社會整合和國家認同的角度，“新愛國主義”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即已成為新的國家宣傳和教育的核心。1949年9月29日製定和頒佈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2條這樣規定，“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這個後來發展成“五愛教育”的規定實際上從憲法的意義上提出了新中國的“人民的新道德觀”，用今天的表述，就是從憲法的意義上規定了國民的“核心價值觀”。“五愛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50年代初期新政權較高認同度、國民主體感和社會生氣的體現和保證。而顯然，在這“五愛”中，“愛國”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軸。正是“愛國”中體現出來的新內容，才使得“愛人民”有所依傍，“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也得到具體落實。

“新愛國主義”運動包含了多重的含義，在話語的層面，它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形構其認同而形成的一種合法性認證；在政治實踐的層面，它通過訴之於一系列諸如羣眾性集會、示威遊行、簽訂“愛國公約”等具體的“行動”，動員和組織民眾，激發其政治熱情和覺悟。應該説，“抗美援朝”戰爭為上述兩個層面的互相促進和融合提供了歷史的機會。

“新愛國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政治和社會運動，內容上涉及了黨和政府的法規、法令，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指示，社會運動層面的各種活動等等。本文並不打算對“新愛國主義”運動作全面的梳理，本文的目的是通過考察“新愛國主義”運動論述中展現的內容特點，試圖解答兩個問題：（1）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的主體如何形塑和發展；（2）在新出現的“中國”主體下，一種新的“國際觀”如何形構出來，進而，這種新的“國際觀”與一般性的民族主義論述構成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基於以上目的，本文將主要圍繞1950年代初期《中國青年》雜誌中有關“新愛國主義”運動的論述，以管窺其中包含的內容和問題。

▍作為國民教育的“新愛國主義”教育

總體上，“新愛國主義”運動以“抗美援朝”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兩個階段在論述的策略和重點上有所差別。雖然“新愛國主義”運動是與“抗美援朝”運動相伴隨的，但從《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文章的情況看，“新愛國主義”的表述和教育運動在建國之初即已開始。1950年第一期雜誌中，《中國青年》就以“新愛國主義”為中心主題，組織了專題文章，編者希望“這些文章對於大家在共同綱領的學習中有些幫助，對於解決青年有關愛國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一些思想問題中，有些幫助”。顯然，這組專題文章中，“新愛國主義”是為了配合“共同綱領”的學習和宣傳，即為了配合對新政權認識、新國民意識的樹立而提出來的。具有以下四個特徵：

**其一，突出這是一種“新”的愛國主義，它區別於“國民黨反動政府所説的‘國家至上’”，有其嶄新的內容。**如因階級視角的進入而產生的與“新人民觀”的關係；“新愛國主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羣眾路線的引入所帶來的“新”的內容等等。

**其二，“新愛國主義”被作為一種“新的道德觀”，“全體國民的公德”來提倡，並寫入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這為之後進行的全社會性的宣傳和教育運動創造了前提。尤其是在青年團員和青年學生的教育中，其重要性更為突出。

其三，“新愛國主義”的提倡，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是全社會性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切入點和核心。**以“全體國民”而言，首先樹立和養成一種新的“人民觀”，因為“新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要大家愛人民的國家主權，人民的歷史傳統，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領土財富”，如果説這是一種“公德”意義上的論述，那麼，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新的“人民觀”（建立了新的人民的政權，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愛國家”也進入了個人道德的“私德”的領域。**這裏對“公德”和“私德”領域的打破和貫通值得注意，它與下文中將會提及的西方思想史意義上的公私之分具有實質的不同。

其四，強調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以區別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在50年代的論述中幾乎是一種“套語”，幾乎所有關於愛國主義的論述中都會在最後強調這點。但在不同的時間段，國際主義具體指涉的內容卻互有不同。在1950年初的表述中，“國際主義”具體所指的更多應是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緊密的同盟關係，到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國際主義則有了更為具體的指涉內容。比如，劉少奇撰寫於1948年11月，但在50年代初被印成小冊子廣泛發行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中，有兩段話可以作為把握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理解國際主義的基本路徑：“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脱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施行民族的利己主義，又去為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羣眾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單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它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另一段話：“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它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愛國主義”運動

《中國青年》雜誌中，“新愛國主義”被再次密集論述是建國一週年前後，此時中國的高層已開始認真討論全面出兵援朝的問題。《中國青年》的這一變化，與全國的情況並無大的差別。斯圖爾特·施拉姆對朝鮮戰爭前後的《人民日報》曾做過考察，他觀察到，中國“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幾個月之中也沒有認真做輿論動員工作。報刊只用比較少的篇幅來報道這次衝突，反美的文章並不多。到了9月下旬，才看出點改變，一直到中國部隊已經在朝鮮打仗，反美才達到了高潮。”實際上，直到1950年10月26日，即志願軍入朝投入戰鬥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才發出了毛澤東親自審定修改的《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提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於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

1950年9月23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48期中，編者再次以“新愛國主義”為主題組織專題文章，相比於上一次，此次的文章不僅篇幅增加，作者陣容也有所加強。在這一期的“編輯室”中，編者指出，“新愛國主義是需要在青年中長期地宣傳及進行教育的，我們以後將繼續組織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並希望讀者多就這方面內容投稿。一個月以後出版的第50期繼續以“新愛國主義”為主題，組織專題文章，並且在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期幾乎都會有相關話題以專題論文、社論、傳記或時事解説的形式出現。

檢閲各期相關文章，此一時期關於“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在趨勢和重點上表現出了這樣的特點：

1.愛國主義與對現政權的態度得到再次強調，這也是對“新愛國主義”中的“新”內容進行充分的合理化論證，也是每篇相關文章要處理的首要問題。于光遠在《談談愛國主義》中指出，“對現在政權應抱何種態度是一切愛國主義者必須明確認識的問題。”**過去的愛國主義者反對反動政府，現在的愛國主義者則擁護和保護現在的人民政府，其關鍵的原因是政權性質發生了變化。**為了加深這一問題的認識，李達專門寫了《新舊中國的國家機構》一文，其中着重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機構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制度要優越於表面上實行普選的三權分立制度。

2. 歷史和民族知識的重構。在對“新愛國主義”具體內容進行展開論述的過程中，歷史和民族知識的重構成為重要的相關工作。**不僅歷史按“人民史觀”進行了重新敍述，構成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如從屈原、杜甫到魯迅等作家也都以愛國主義的標準進行了重新闡釋。**而且，中國的歷史、國土山河，甚至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人民羣眾的創造（如四大發明）等，也進行了重述，主要是將階級的視角引入歷史敍述。

3. 愛國主義與個人日常行為的結合。如何將“愛國主義”的意識與個人的日常行為結合起來，成為這個階段“新愛國主義”運動的重點，也就是説，“新愛國主義”的精神不僅表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並且還表現在一切生產部門，一切工作崗位上的人民的忘我勞動中。于光遠在其刊於《中國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真正熱愛我們祖國的青年，他就可以並且應該就他的工作崗位或者學習崗位，把這種愛祖國的熱情轉化成實際的行動”。**在“愛國公約”運動中，愛國主義與個人日常行為的結合成為全民性的運動。

4. “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仍然是這一階段的常見論述，但是，由於美國作為敵人的進一步顯現，以及冷戰結構的明確固化，論述的內容更清晰了。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還出現了另一個論述重點，即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作為國際主義論述的對立面進行批駁。這一論戰對象的出現，應與蘇聯的背景有關。韋君宜在一篇訪蘇札記中提到，“蘇聯強調蘇維埃愛國主義，有一個具體的鬥爭對象，就是美國的世界主義”。她解釋説， “這種世界主義，骨子裏當然就是要把世界各國都變成沒有獨立的工業，沒有自己的領土和主權，沒有自己獨立文化的美國殖民地。我們要和這種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侵略作鬥爭，在思想上主要的武器就得是人民的愛國主義”。對於這種看法，《中國青年》中另一位作者許邦儀的表達更加直接和激進，他認為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兩種絕對對立的世界觀，其中毫無共同之點”。“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主張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強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團結，積極地贊助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進而達到消滅剝削，消滅民族壓迫，全世界各民族完全處於民族平等地位，進而消除民族界限，走上共產主義社會。”相反，“世界主義是反動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是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它的實際內容是實現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全世界其它一切民族，是民族壓迫政策、掠奪和戰爭，是美帝國主義企圖吞併全世界稱霸全世界的思想武器”。

▍“敵、我”之辯：美國與蘇聯

**新中國建國前後，如何處理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是中共領導人在對外關係上面臨的頭等大事。**新中國對於美國的態度，有一個逐漸窄化和固化的過程，這個變化的過程，主要還是與美蘇冷戰的大格局有關。總的來説，新中國對西方的外交政策，並不是一開始就採取與之決裂的態度，而是在幾次互動未果的情況下，才在對美和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上，確立了將其“擠走”的方針。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佈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毛澤東針對該白皮書以及時任國務卿艾奇遜給總統杜魯門的信，分別於1949年8月14、18、28、30日和9月16日，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對美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作用以及新中國對美國的態度，進行了充分的闡述和分析。這其實是為之後的對美政策，乃至新中國的美國觀奠定了基調。毛的分析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與“白皮書”針鋒相對，毛梳理了中國近現代備受西方欺凌的歷史，並將美國當作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它不僅是第一個通過1844年的《望廈條約》在中國獲得了治外法權的西方國家，而且更是在戰後的國共內戰中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資助了國民黨政權。**毛還特別強調，“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註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其二，毛的分析中還特別強調， 美國人寄希望於中國的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些人“對美國存着幻想。…… 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即是美國在華的“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這其實是50年代初“新愛國主義”運動中“三視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毛還説：“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對此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説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這也是之後持續不斷的反美宣傳和運動的主要目標和動力所在。

與對待美國相反，在對待蘇聯上，1950年2月，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蘇的同盟關係，明確了在美蘇冷戰結構下，中國站在蘇聯一方的立場。為配合中蘇結盟，中國國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這一宣傳不僅規模空前，而且在宣傳內容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中蘇結盟並不是單單作為一件外交上的大事來對待，而且也作為一件與全國各行各業普通人民相關的事情來理解和認識，**因為中蘇條約的簽訂，不僅使得中國有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有了進行國內經濟恢復和建設的條件，蘇聯的大規模資金、技術和物質援助，也給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增加了強大的助力。**其次，在宣傳中蘇結盟的意義時，一般都會提到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幫助，**以凸顯蘇聯作為一個革命政權，與其他國家和政權的不同，並提出其背後藴含的國際主義意涵，為此，也將中蘇的結盟作為一個國際主義的範例進行宣傳，借宣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機會，促進對國際主義的宣傳教育。其三，在宣傳中蘇條約的過程中，常常將其與之前舊政府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的各種經濟援助條約進行比較，**突出新條約中，蘇聯對新中國的各種援助是“無條件的”，與舊中國的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以經濟援助為名，行經濟侵略之實的各種條約不同。**對於條約中個別日後引起爭議的條款，比如“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第4條），經濟合作的具體附加條件等，宣傳中並沒有涉及，但宣傳中強調這是一個嶄新的沒有一切附件條件的條約，以及凸顯的以我為主的姿態，已表明了中國人對國際條約的一種新的理解態度，當然，這也可能埋藏下了引起今後爭議的因素。

中蘇的全面結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意義上也為蘇聯作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創造了條件。在50年代初的中國，蘇聯的因素幾乎無處不在。就“新愛國主義”運動而言，蘇聯不僅是一個現成的榜樣，而且，在許多論述中，蘇聯式的愛國主義論述和教育，幾乎成了新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理論來源。當時的報刊和出版機構中，出版了大量介紹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的文章和書籍，主要包括介紹蘇聯各行各業、各種不同人羣，從中小學生、青年團員，到知識分子、工人、農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經驗和方法，以及理論性的論述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教育關係的文章和書籍，如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伐西里耶夫、赫路斯托夫主編的《論新愛國主義》（作家書屋1951年初版）、馬邱什金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強大動力》（作家書屋1953年版），《蘇聯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中華書局1952年版）等。此外，當時還有不少作家和文化官員也通過自身的訪蘇經歷，通過現身説法，闡述對蘇聯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感受。

**在對蘇維埃愛國主義的介紹和論述中，重點是什麼？突出了哪些可供中國學習的方面？是可以引起注意的。**蘇聯作者在論述蘇維埃愛國主義時，有一個基本的論述邏輯，即“蘇維埃人是祖國的愛國主義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熱愛本民族語言，先進的、人民的傳統和習慣以及我國的自然景色。我們所以熱愛蘇維埃祖國，還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論本民族的語言、人民的傳統、或者自然條件，對於我們來説，都具有前此任何時候對於勞動人民所未有過的這樣一種意義。”因為“在這裏，人們在人類全部歷史上第一次處於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下；在這裏，勞動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合理的社會制度，社會平等和真正自由的理想已經實現了。”這種論述邏輯基本在中國作者論述中國的新愛國主義時，被基本搬用了過來，也構成了“新愛國主義”論述的立論起點。

另外還有一點，正如翻譯者在伐西里耶夫等著的《論新愛國主義》譯者序中所説的：“有了蘇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愛國情感才得到了真正的表現，表現為全世界勞動人民互愛、互助、互敬、互相結成血肉關係的建基於偉大的國際主義之上的新愛國主義——最高形式的愛國主義。”這其實是説，蘇聯作為新愛國主義運動的榜樣，還是基於一種階級論述的認同，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這不僅是構成冷戰結構中社會主義集團的認同的基礎，也是新愛國主義之新的特點之一。

▍新“國際觀”建立的“自我理解”

羅斯·普勒（Ross Poole）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區分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普勒指出，愛國主義在西方的共和傳統中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上推到希臘城邦國家、古羅馬共和國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它在17~18世紀西歐、北美的政治生活中也有重要表現。這一傳統的核心是政治上活躍的公民、有可能對共和產生危害的政治寡頭和腐敗保持警惕心，時刻反對之，並準備投入反對共和國外來侵略者的軍事戰鬥中。愛國主義承諾的對象是“鄉土”（homeland），即由其生活社區組成的共和國這樣一個政治體。而民族主義則是在更晚近才出現的，是一個不同的政治進程，其承諾的對象是國家（nation），民族主義是民粹主義的政治教義，即使在民主體系中也是如此。

中國的經驗與此差別較大。前現代時期的中國是一種“帝國”體制，皇權下的臣民對帝國的效忠更多地是通過對“鄉土”的忠誠和對於“天道”的認同達成，這類同於某種原初性的愛國主義，因此，在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傳統的論述中，往往會將其上推到古代。這種愛國主義的意識和情感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的時候也發生了轉變，轉變為現代式的愛國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和現代民族主義意識，也是在這個階段出現的，也就是説，現代意義上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有一個大致同時性的關係。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現代中國的愛國主義（或萌發狀態中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一些特點值得再次強調，**比如“新愛國主義”一方面從政治制度、外交戰略、民眾心理上清算百年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帶來的屈辱和挫折感，增強民族和國家的自信心、尊嚴感。另一方面，作為一場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教育運動，它也大大增強了新政權的認同感。這兩方面互相勾連，互相促進，過分強調其中一方面都是非歷史的。**而且無論在理論論述的層面，還是社會運動的層面，都極為強調實踐性，強調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具體行為的關聯性。比如50年代初在各地（主要是東北地區）廣泛樹立的生產標兵：趙國有小組車塔輪效率提高六倍，馬恆昌小組不出廢品，劉立富小組每月完成任務百分之二百八十，趙桂蘭護廠等模範的宣傳等。

此外，這一運動還有三個十分顯著的因素與西方完全不同，值得注意：

1.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遭受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的危機中，所以，這種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動或反彈性的意識，是在一種危機狀態下的情緒反應。

2. 現代中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是處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全面跨國開展，全球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背景下，所以它一開始就有一種向外的趨勢（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是要融入整個世界；另一方面，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中國革命的長期經驗，也賦予了它某種濃厚的“國際主義”的色彩。

3. 這種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和傳播，是與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革命、戰爭和條件不可分的，這個過程不僅時間漫長，而且其涉及的社會面之廣度和深度，也是世所罕見。革命和戰爭必然伴隨社會的廣泛流動和高度融合、互動，在一定的程度上，這也是一個打破社會階層的區隔，重建社會秩序，對國家內部的社會民主以至國際秩序提出新的訴求的過程。

顯然，考察50年代初的“新愛國主義”運動，應充分考慮其中的國際主義面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業已瓦解，“冷戰”體系已經崩潰的時代，這也變得難以為今人理解。當我們讀到“新愛國主義”運動中很多關於國際主義的表述時，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些空洞的表述。劉少奇在《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中説，“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這既是革命意識形態的選擇，也是現實國際處境的自然結果。對於革命外交而言，**新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僅是政府層面的一種政策，而更需要民眾層面的認同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一種新的“國際觀”的形成，也是共和國建國的內在需求之一。**而50年代初期展開的“新愛國主義”運動，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這種新“國際觀”形成的“自我理解”的基礎。

關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這些複雜的思潮在現代中國形成的複雜關係，我們還可以引用汪暉的一段論述，他説，“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便具有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特點。”因為“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包含了一種自我否定的邏輯，它反對任何利用國族中心主義壓迫弱小社會、弱小民族和人民權利的企圖。”“與國家主義者相比，許多知識分子在投身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同時也是國際主義者，他們對於弱小社會（外部的和內部的）抱有深刻的同情，這與他們在社會內部爭取自由和平等的立場完全一致。換句話説，當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對於霸權和暴力的反抗的時刻，它不僅包含了對民族主義自身的否定，而且也包含了對於內部民主的訴求。”從這一意義上説，我將50年代初的“新愛國主義”運動稱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意識養成的終結。

本文刊於《文化縱橫》2014年第4期，原題為《“新愛國主義”運動：與新中國“國際觀”的形成》， 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