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包善良：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對華邊境政策將持續強硬？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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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20年6月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至今，兩國邊境呈現談判與對峙、緩和與摩擦並存的複雜局勢，邊境爭端已成為影響中印關係走勢的關鍵議題。印度對華邊境政策表現出全方位升級、掛鈎戰略目標、突出戰術屬性的新特徵。

印外交理念風格轉變、國際形勢評估、對華認知預判是影響印對華邊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的主要因素。印度強勢爭控、激進冒險和尋機獲利的邊境政策，本質上是其宗教民族主義、政治現實主義以及機會實用主義原則和邏輯的具體體現。印度對華戰略基調、國內問題疊加、戰略戰術考慮等現實問題，決定了對華邊境政策將保持總體強硬並延續邊境低烈度行動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印度對外政策 中印關係 邊境爭端

圖源網絡

自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衝突到 2021年10月，中印雙方已進行13輪軍長級會談。中印邊境衝突及相關事件已成為目前中印關係發展的敍事主題和主要不穩定因素。**衝突爆發一週年後，事件的前因後果、發展演變基本反映出印度謀求戰略主動與訴諸戰術冒險相結合的對華邊境政策，以及長期強硬兼具投機獲利的策略選擇；折射出印度對華政策對抗性加強、中印關係結構性矛盾上升的態勢。**對此問題的過程解析與特點分析有益於釐清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邏輯脈絡，為預判中印邊境局勢走向及應對提供有益參考。

一、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特徵

**縱觀加勒萬河谷衝突及隨後的反應，印度表現出越線爭控、注重獲利的邊境目標取向，**選擇了破壞邊境現狀、冒險行動、製造事端、營造輿論、積極部署等戰略與戰術相配合的強硬政策路線，以期確立對其有利的邊境態勢和對華戰略優勢。**邊境問題之所以成為中印關係的焦點，不止於雙方邊界劃分的結構性爭議，還牽涉兩國在國家目標、利益訴求、國際地位等戰略層面的博弈。**總體上，印度對華邊境策略呈現以下幾大新特徵。

**一是印度全方位升級對華邊境政策，全面增強邊境軍事實力。****此輪中印邊境爭端總體呈現出烈度高、耗時長且邊地局勢穩定性差等態勢。**截至2021年10月，中印在德普桑、温泉和戈格拉等區域尚未實現脱離接觸。邊境問題成為兩國關係隱患和爆點的條件逐步形成，這與印度增加軍力部署、提升武器水平、完善基建後勤為重點的對華邊境政策關係密切。

**在軍事部署方面，**2021年1月第9輪軍長級會談前後，印陸軍司令和防長公開表示，“印度不會妥協且不會減少邊境軍力”。**6月彭博社曝出印軍向中印邊境全線增派陸軍和空軍，其總兵力已達20萬人，比2020年增加了40%以上。**另外，從以色列租借的4架“蒼鷺TP”無人機、自韓國購買的K-9自行火炮5月已部署在中印邊境地區。7月底中印第12輪軍長談判後，印媒稱印空軍“米格-29”戰鬥機進駐中印邊境城市列城附近的託伊斯（Thoise）空軍基地，此地距加勒萬河谷地區僅70公里，9月印陸軍又將從美國購置的M777超輕型火炮部署在兩國邊境前線。印方調配資源加強邊境軍力部署與其緩和局勢的表態相背離，暴露出印方試圖保持現地軍事優勢的政策目標。

**在裝備更新方面，**印軍方2021年4月發佈購買350輛用於高原作戰輕型坦克的競標合同，顯示出其對標中方軍力配置，提升山地作戰能力的遠期規劃。7月印媒披露印度為實施“遠程控制行動”而採購美國攻擊型無人機的計劃，更是以“越境打擊或邊境作戰”為目的。

**在基建後勤方面，****莫迪執政後高度重視邊境基礎設施建設，**2014-2020年在邊境地區修建了長達4764公里的道路和14450米的橋樑，分別比2008-2014年增加了30%和200%。特別是在雙方邊境對峙後，印組織大量人力在中印邊境地區鋪路架橋、挖隧修哨。2021年7月印度邊境道路組織（BRO）為滿足大量部隊和裝備的後勤需要，在查謨－斯利那加－左吉拉一線和馬納利－列城一線加緊進行道路拓寬和營地修建工作。在中印邊境附近竣工的63座橋樑中，“拉達克”地區佔了11座。10月該組織又宣稱在“阿魯納恰爾邦”（我國藏南地區）的塞拉隧道（Sela Tunnel）取得里程碑式突破。這些基建設施被印視為將對“迅速動員軍隊發揮重大戰略作用”。印度對華邊境政策表現出近中遠全週期增強軍事實力、裝備基建等多領域提升水平的全方位升級，其長期對華強硬、對抗的態勢已然成型。

**二是印度主動擴大邊境政策外延，實現國際國內戰略目標掛鈎。**除了出台一系列強化邊境地區整體實力的政策措施外，印方還主動擴大邊境政策的外延和影響範圍，將邊境問題嵌入其對華戰略與施政目標。

**一方面，將邊境爭端與中印關係掛鈎，塑造對華競爭優勢，在國際上醜化中國。**蘇傑生曾在多個國際場合表示，邊境問題的處理是中印關係走勢的關鍵，應先解決邊境問題再談合作。**這顯示，印方有意拔高邊境爭端在雙邊關係中的位置，並謀求以中印關係大局脅迫中國在邊境問題上作出退讓。**印前外交官薩仁山（Shyam Saran）則污稱 “中國有意發動邊界對峙是對印度展現實力，試圖構建亞洲等級秩序”。其意在挑動中印邊界問題國際化，抹黑中國並博取國際輿論對印度的支持，塑造對華競爭的戰略優勢。

**另一方面，利用邊境爭端推進國內目標實施。**加勒萬河谷衝突以及陷入僵持的中印邊境對峙，成為莫迪政府推行反華排華和擴大軍購政策的藉口。

**在經濟領域，**印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中國手機APP應用，修改政策嚴控中資入印，叫停已有合作項目。通過行政法令強行減少中印經貿往來、剝離印度市場與中國技術和資本的聯繫，以期借邊界爭端推動與中國的“經濟脱鈎”。

**在社會領域，**通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罔顧事實將中國塑造成“侵略者”形象，推高全社會的反華情緒，推動民眾抵制“中國製造”，鼓勵莫迪主推的 “印度製造”戰略。

**在國防領域，**持續的中印對峙為印擴大國防財政預算，開啓大額軍購提供機會。2021年2月印財政部公佈軍事預算總額為496億美元，用於武器採購達184.8億美元，比前年增長了16%，是過去15年印度國防預算增長最高的一次。6月印國防部批准了高達4300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80億）的“75(I)潛艇建造項目”採購案，該項目成為有史以來印度最大本土潛艇建造計劃。

10月印度陸軍參謀長對外聲稱，在中印邊境對峙的一年時間裏，印軍在情報、監視和偵察等方面的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進展，同時對符合未來需要的武器裝備予以重點關注。印度對華邊境政策已經超越區域與領域的限制，嵌進其對華競爭的整體戰略，併成為服務莫迪施政目標的重要策略。

**三是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突出戰術性，邊境爭端成為政策工具。**本輪中印邊界爭端多次呈現出印度主動出擊、意圖改變現地局勢，中方恰當因應、化解危局的起伏過程。**結合時間節點與現實背景來考察，邊界爭端本身已成為印度實現其多種目標的政策工具。**2020年的“6·15”衝突發生在5月雙方軍長級談判達成撤軍協議後，本質是印方意圖以突然襲擊和人數優勢，搶佔加勒萬河谷的河灘地帶，以達到改變現地格局的戰術目的。

8月底印方又破壞“6·15”之後雙方多層級談判的共識，派兵在班公湖此節點對華示強並製造輿論，凸顯出印方在兩國邊境談判中的政策重點不是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而是採取各種手段謀求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可見，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戰術屬性突出，冒險行動、製造事端、營造輿論已成為印度獲取利益、談判要價、戰略交換的政策工具。

二、印度對華邊境政策選擇的邏輯

**印度在中印邊境爭端中所選擇的爭控、冒險、牟利的政策路徑是其本國政治生態、對外政策變革、國際形勢和對華評估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印度的宗教民族主義、政治現實主義和實用機會主義則是其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第一，印度對外政策理念的宗教民族主義色彩漸濃。**自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對外政策逐步“右傾化”，謀求印度教民族主義基底下世界大國地位的政策理念凸顯，這構成了其對華邊境政策強勢激進的出發點。莫迪所在的印人黨是兼具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政黨。

**思想上，**印度教民族主義概念是印人黨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根本。恢復古印度文明上等國家的地位，使印度成為“世界之上師”（vishwaguru），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重要目標之一。而莫迪對“領導型大國”（leading power）的追求正是該目標的現實化。

**策略上，**印度教民族主義奉行涵蓋南亞次大陸的“大印度”概念和強勢外交理念，主張積極發展以軍事實力為主的硬實力，宣揚印度教文明的軟實力，秉持印度至上、利益至上。2019年印人黨將“古印度”思想作為競選綱要中的外交政策重點，這標誌着莫迪政府對外政策中民族主義成分的加重。

**組織上，**印人黨作為印度教同盟家族的核心組織，與國民志願團（RSS）關係密切。**後者強調印度教文化的主體地位、持極端教派主義立場，是前者的母體組織、組織基礎和骨幹培養基地。**包括莫迪本人在內的內閣核心成員，如內政部長沙阿、防長辛格都出自RSS，國安顧問多瓦爾也與該組織骨幹過從甚密，決策和執行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化傾向明顯。

**對華態度上，**印人黨前身的人民同盟對華持強硬態度，認為中國侵犯印度邊界，主張“以武力奪回失去的領土並遏制中國”。在實際政策中，對華“遏制與合作”交替的現實主義取向，體現在歷屆印人黨政府中。

簡言之，意識形態色彩漸濃的印人黨賦予印度對外政策的宗教民主主義底色漸顯，在追求世界大國地位的路徑中，對華強硬的傳統和立場得到強化，從而奠定了印度在中印邊界謀求改變現狀、強勢對抗的思想基礎。

**第二，印度對外政策風格向崇尚“冒險”+“靈活”的範式轉變。**推動印度對外政策變革是2019年莫迪連任後的執政要務，其中“冒險”和“靈活”作為核心內容已成為其摒棄印度外交“德里教條”（dogmas of Delhi）的主要替代選擇。而這一轉變的本質在於莫迪政府對“以結果為導向”的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視，這也為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路徑選擇提供依據與對沖選項。

**一方面，主張對外政策更多“冒險”換取高收益。****蘇傑生認為，冒險是外交的固有部分，是對沖戰略的必然產物，印度要實現世界大國的目標，必要的冒險不可避免。高風險意味着高收益，“自信的算計”和“ 堅定的管控”能實現印度全球地位的躍升。**他強調，“領導型大國無法在邊界不定、地區未整合的情況下繼續前進”，處理邊界問題的方式有多種，關鍵在於“及時糾錯和承擔風險的能力”。

**基於此，印度為實現邊境收益而策劃的加勒萬河谷夜襲、班公湖搶佔高地和率先鳴槍，都是可能導致大規模衝突的高風險行動。**在局勢緊張時，印方仍保持與中方的多渠道溝通並表達緩和意願，同時不斷加強邊境地區的軍力部署和硬件設施完善，則可視為其注重“風險管控”和“抗風險”能力建設。這體現出印度為實現大國目標和解決遺留問題所奉行的現實主義原則，成為印度對華邊境政策中選擇“ 冒險”行動的重要依據。

**另一方面，保持外交靈活以實現利益最大化。**蘇傑生認為，印度外交要緊跟時代發展而變化，“尋求最大化的選擇和擴大外交空間”。推動“不結盟”政策的“獨立思維模式”（independent mindset）可以在當今的“多向夥伴關係”（multiple partnerships）中得到更好的表達。基於利益最大化而構建夥伴關係的靈活“多向結盟”，構成莫迪政府對外政策變革的顯著特點。

**具體而言，“多極世界”和“多極亞洲”的提出，為印度以議題劃分推進所謂“多向結盟”政策的“正當性”提供概念支撐。**印方多次強調“多極亞洲應是多極世界的核心內容”，反映了其警惕和針對中國的潛台詞。而強化多向夥伴關係，則是印度在安全層面試圖縮小與中國實力差距的平衡手段。這同樣使得印度對華採取強勢邊境政策時擁有更多戰略資源和轉圜空間。相對於首個任期時的審慎，莫迪第二任期積極推動美日澳印四國機制（QUAD）實體化和深入化。

2020年9-10月QUAD外長級會談時隔一年在紐約、東京密集舉行；11月美日澳印舉行“馬拉巴爾”海上軍演，這是澳大利亞多年後再次受印度邀請參演；2021年3月四方安全對話首次首腦線上會談召開；9月美日澳印四國領導人又在華盛頓實現了第一次面對面會晤。該機制在中印邊界爭端期間互動頻繁並迅速升級，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印度奉行實用主義原則，通過適時營造“反華聯盟”在外部制衡中國，為中印邊界談判謀取優勢和收益提供戰略支持和對沖選項的企圖。

**第三，藉助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評估，強化對華邊境政策制定與實施。**借勢中美博弈大格局、借力印美戰略合作是印度選擇改變中印邊界現狀的重要外部因素，對華定位與預判中國政策則是莫迪政府邊境政策戰略走向與戰術選擇的主要政策依據。

**一是中美博弈格局為印度對華邊境政策施展提供了機遇。**中美博弈作為影響國際格局發展的關鍵因子，牽動印度外交政策走向。**蘇傑生強調，正確理解中美矛盾是印度評估並利用國際形勢的首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印度在對華對美關係方面，已由相對平衡向親美疏華、依美製華方向傾斜。近年來印美對共同價值觀、基於規則秩序、航行自由等立場的認同，在區域基建、國防交流、海上軍演、海洋態勢感知等領域的合作，都表現出兩國在 “印太”區域合作的深化以及對華聯動政策的跟進。

在政策上奉行高度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印度，為“實現有目的地追求國家利益”，進一步向美靠攏。“與美結盟是應對中國崛起最佳辦法”的觀點在印度統治階層已是共識。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印媒體渲染“武漢病毒”，緊跟美國抹黑中國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發起對中國科技產品審查後，印度積極下架相關中國手機APP以迎合美國。7月印度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態“密切關注”香港事態，從官方角度附和美國反對“香港國安法”的立場。

**印美在地緣層面的多項互動，表明其對中國的戰略協作在加強。**藉助中美矛盾激化，印度依美製華的政策取向明顯。拜登政府上台後延續對華全面競爭政策，對華打壓進一步擴大至人權、涉疆涉港涉 台等更多領域，兩國競爭甚至對立的範圍程度擴大走深。從印度視角看，中美博弈長期化、複雜化、負面化的發展態勢，客觀上分散了中國次要戰略方向的精力和資源，使得印度在中美印戰略三角關係中處於相對有利位置，而美國竭力推進“印太戰略”與加大與華對抗力度，為印度提高對美戰略價值和延續中印邊境強硬政策提供了機遇。

**二是印美深化戰略合作增加印度推行邊境爭控政策的信心。**印美地緣戰略對接和軍事合作深入，增添了印度持續挑動邊境事端的底氣。2020年2月印美建立“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係”，重點強調 “印太”地緣與國防安全合作。這與印度“對地緣政治進行冷靜評估進而有效地推進本國利益”的對外政策基點相契合。2021年1月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顯示，美國謀求奉行全方位支持印度的政策，提升印度實力，推動美印軍事、情報等領域實質合作，推進印度加入美國及盟友主導的地區組織，並在印中邊界爭端中支持前者。美國國務院公開指責中國試圖加劇與印度的邊界緊張局勢，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印度延續邊境“前進政策”的信心。

**另外，印美國防合作促進印軍裝備水平有實質性提高。**2020年2月兩國達成包括24 架多用途直升機、6架武裝攻擊直升機在內的超過35億美元的軍購合同。10月印美《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簽署，美擬在技術上幫助印度獲取高精度衞星數據並提高導彈精度，在戰略上“鎖定”印美關係並實現“戰略合流”。2021年5月印媒稱印美即將達成24.2億美元的軍購協議用於購置6架P-8I反潛巡邏機。這些表明，美國政府通過加強兩國在信息與後勤共享、軍事互動、技術交流等方面的防務合作，致力於印度作為主要防務夥伴的“堅定的承諾”。

9月莫迪訪美后的印美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在“反映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以及戰略趨同”的基礎上推進印美“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係”。印美戰略合作升級、大宗軍購及軍事協議簽訂，提升了印度在地緣層面對抗中國的實力，增強了印度強勢處理邊界爭端的信心，對其推行邊境爭控策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是對華負面認知與政策評估錯位成為印度對華邊境政策強硬的根本動因。****一方面，印度對印中實力差距拉大的憂懼以及定位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認知，對印度邊境政策升級起到主觀推動作用。**印方認為，中印正同步崛起，但強度和速度不同。印度既希望得到與中國齊平的國際地位，又不得不承認同期與中國所獲成就的明顯差距。面對GDP總量已五倍於己的中國，印度的矛盾心態逐漸演化為對中國發展的“擔憂”。這在邊境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印外長稱，自2014年以來，為盡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印度採取了增加預算和改善邊境道路等措施，但中國的邊境基礎設施仍遠遠領先並導致2020年的嚴重後果。

**此外，印度認為印中關係是中方“單向”獲利，兩國在“利益與願望”方面分歧明顯。**印抱怨印中貿易逆差過大，指責中方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和聯合國入常，“抗議中巴經濟走廊侵犯印度主權”等對華不滿言論通過官方渠道公開傳播。印度國防參謀長拉瓦特（Bipin Rawat）直言 ，“中國已成為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脅”。這顯示出印度對華評價整體上趨於負面，渲染“中國威脅”，定位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認知正在建構，也奠定了莫迪政府對華邊境政策升級並外延至其他領域、聯動多項戰略目標的認知基礎。

**另一方面，對中國政策與形勢的評估，構成印度制定邊境策略與行動的政策參照。**根據2017年洞朗對峙經驗，印方認為中方處理兩國邊界爭端的政策存在“風險厭惡”行為偏好，傾向緩和局勢以維護次要戰略方向的穩定。據此，印方意圖複製洞朗模式，提高採取強硬政策以獲取現地實際收益的預期。機會主義和牟利心態強化了印方採取激進政策和冒險行動的意願。印媒披露印軍於2020年6月15日在加勒萬河谷地區發動了名為“雪豹行動”的突襲，印官方在9月班公湖對峙中又提出所謂“先發制人”和率先鳴槍的防衞措施。此番説辭都自證了印方是邊界事端挑起者的事實，也印證了印方為求現地獲利，不惜升級行動試探中方政策底線的投機偏好。

蘇傑生在中印外長會晤時表示，“印對華政策未變，相信中方也未變”。這折射出印方冒險行動背後，有其對中國延續原有邊境爭端處置方式的預判。在中方未參照洞朗事件的處理路徑，轉而對等回應印方挑釁並拒絕妥協後，將邊界問題與中印關係“掛鈎”成為印度處置該問題的新立場。這反映出印方因勢而變，不斷加碼，以“質押”中印關係大局的投機策略迫使中國讓步的圖謀。簡言之，印度邊境政策的戰術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中國既有政策的評估和當前形勢的判斷，而政策立場的變換則是印度意圖在邊境問題上牟利的策略手段。

三、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未來走向

**中印邊境對峙不僅僅是軍事問題，更是兩國政治和外交層面的戰略問題。**印度對華邊境政策走向與其對華戰略、執政理念、國內國際環境以及現實條件聯繫緊密。鑑於此，總體強硬、避免大規模衝突、延續邊境行動為特徵的政策組合，構成印度對華邊境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是印將保持對華強硬的邊境政策總基調。印度對華戰略的總體負面決定了其對華邊境政策的強硬基調。

**在精英層面，****印度戰略界“反華抗華”主張已成主流。**33名前印度外交高官聯署文章讚揚莫迪通過“強有力的軍事手段”處理中印邊境對峙，支持政府處理對華關係時“ 將經濟與安全區分”，將中國定位為經常侵犯印度領土的強大對手。甚至有過去知華友華的官員、學者轉變成“反華先鋒”。這反映出對華強硬在印度精英階層已成為主流論調，支持莫迪政府與華對抗已然代表印 “政治正確”。

**在民間層面，**在中印邊境對峙後，印度民調顯示，9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禁止中國應用程序和拒絕與中國公司合作是對抗中國“侵略”的正確方法；67%的人表示準備為非中國製造的商品支付更多費用，59%的人認同與中國開戰。**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和將中國作為“他敵”威脅的認知，已形成較強民意基礎。**這與印政府和媒體長期而大量的對華負面宣傳和不實報道有直接關係。**2021年印度二次疫情暴發後，即便中國政府和民間給予充分善意以及援助，印度精英與媒體仍通過 “病毒泄露論”“生物武器論”“政治陰謀論”抹黑攻擊中國。**印人黨總書記維傑沃勒吉耶（Kailash Vijayvargiya）甚至聲稱，“印度二次疫情暴發是中國發起的病毒戰爭”。

**印度政府與社會形成的全面 “反華”氛圍，造就了印對華邊境政策保持強硬姿態的主觀環境。**另外，印方為滿足邊境大量駐軍的後勤和運輸需求而實施的邊境基礎設施建設，為印軍增加兵力、前置部署、長期駐守提供硬件支持。印國防部近期宣佈在高海拔新昆拉（Shinkun La）山口修建長約4.25公里從馬納利至列城的全天候通勤隧道，即是為印軍實現快速到達衝突區所作的長遠準備。從主客觀條件和印軍邊境動向來看，印度對華邊境政策將會延續保持壓力、增強實力的長期強硬趨向。

**二是短期內印發動大規模邊境行動的概率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對印度經濟社會造成嚴重後果，引發眾多國內問題連鎖反應。**首先，抗疫不利致使政府信譽下滑。**截至2021年7月底，印度官方統計新冠疫情累計確診超過3100萬人，死亡42萬餘人。但據多家西方機構研究表明，印度實際死亡人數是目前官方數據的5-10倍。錯估疫情發展、抗疫措施失當、治理能力低下等政府行為，成倍放大了新冠疫情的破壞效果，導致印度民眾對莫迪政府的持續不滿。據CVoter民調結果，“非常滿意”莫迪執政表現的調查對象由2020年的65%降至2021年5月的37%，8月“今日印度”調查顯示，莫迪支持率跌破24%。疫情失控導致大量中底層民眾人財兩空，莫迪政府形象嚴重受損。

**其次，疫情導致的全國性封鎖加劇了印度經濟原本增長疲軟的下行態勢。**5月印度全國失業率攀升至14.7%的新高，至少有1533萬人失業，這一數字超過了自2020年7月以來印度所有的就業增長。因疫情衝擊，印中產階級縮水3200萬，超2億人返貧，日收入跌落2美元以下。源於失業人口大增和消費下降，印度經濟復甦艱難。加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盧比貶值，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加劇，又推高印度經濟的系統性風險。提振本國經濟已成為莫迪政府當前亟需解決的根本問題。

**再次，國內問題疊加致使莫迪政府疲於應付。**2021年4月印人黨在西孟加拉邦選舉失利，加之疫情處置不利在各邦的消極影響，致使莫迪被迫高度重視7個地方邦的改選工作，這關係到印人黨能否實現2024年大選後繼續執政。自2020年12月因反對市場化農業法案引發的大規模農民抗議活動延續至今，農民團體試圖將反印人黨活動擴大至重點選區以影響邦級選舉，迫使莫迪出台安撫措施以穩固基層選民的支持。從7月7日改組後的莫迪新內閣來看，吸納更多地方邦成員，撤換衞生等部門負責人，成立專門處理農民問題的合作部，增加落後階層和種姓代表比例等舉措，顯示出本屆政府未來工作重點將集中在恢復經濟、服務選舉、防控疫情、紓解社會民生矛盾等方面。

**根據目前印度面臨問題的先後排序與輕重緩急，國內矛盾的處理是近期最主要任務，短期內發動大規模邊境行動的意願和能力下降。**同時，臨近冬季，邊境地區的極寒氣候使得交通運輸、後勤補給難度加大，對遂行高強度軍事行動帶來諸多不便。而中方在邊境地區的對應部署，也使得印軍發動類似加勒萬河谷夜襲事件的可行性較低。

**三是印度出於戰略戰術考慮的低烈度邊境行動還將持續。**根據中印談判達成的五點共識，“管控分歧”取代“解決問題”的表述成為兩國邊境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標誌，表明短期內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正式邊境協議的難度較大。印度維持邊境問題熱度以實現戰術、戰略目標的行動還將持續。

**在戰術層面，印度現實主義原則下的邊境“前進政策”實施力度不減。**2017年版《印度武裝力量聯合條例》強調，在當前地緣環境中，印軍要通過“進攻性行動從敵人手中奪取主動權，並利用由此產生的紅利。”2018版《印度陸軍作戰原則》則提出，印陸軍“在西線（中印邊境）的反應將是尖鋭而迅速的，旨在摧毀對手的核心重點並確保空間收益。”洞朗對峙、拉達克衝突等邊境緊張事態，體現出重視攻勢（offensive）、尋求獲利的軍事指導原則已貫徹到莫迪政府對華邊境政策中。

**在印人黨執政較為穩固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抬頭的前提下，印度邊境政策將持續偏向激進。**在中印雙方原有邊境協議逐漸虛化，互信措施尚未建立之時，為佔取更多現地優勢和談判資本，印方越線行動的理由將“更加充分”。2021年6月，中方表示，中印邊界西段的軍事部署，旨在防範應對有關國家對中國領土的蠶食和威脅。9月，印方又在中印邊界東段中方一側的東章地區阻攔正常巡邏的中方人員。這就從多個角度證實了印方越線行動的持續存在，並呈現多點擴散的趨勢。

**在戰略層面，印方存在利用邊境問題實現其他戰略目的的機會主義傾向。**莫迪政府的對外政策變革中注重利用國際形勢實現本國利益，而邊界問題早已成為印度對華博弈中可以適時選擇的工具。加勒萬河谷衝突一週年之際，印媒統計顯示，43%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內並未購買任何中國產品，僅5%的受訪者曾購買10件以上中國產品。這與印政府借中印邊境爭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抵制中國產品，進而推動莫迪“印度製造”“自力更生”戰略不無關係。

中印第12輪軍長級談判後，印媒又炒作中方在藏南和錫金地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頻繁軍隊調動。**在印國內維持中印邊境問題熱度，鼓譟民族主義情緒，內外聯動推行施政方案，已成莫迪政府與印度媒體的慣用手段。**參考印方過往政策特點，在中印兩國都有意願防止邊境地區出現大規模衝突的情況下，印度延續“前進政策”或出於轉嫁危機、選舉需要等國內問題考慮，而主動挑起邊境摩擦甚至小規模對峙的風險仍然難以排除。

四、結語

**總之，莫迪政府對華邊境政策的總體強勢和偏重對抗的路線選擇是印度對華戰略強硬的具體表現。****邊境問題在中印關係大局中的重要性上升，印度對華邊境政策正向着政經一體、內外協同方向發展，並有陸海聯動的趨勢。**2021年7月中印第12輪軍長級會談後雙方未達成具體脱解安排。8月印海軍宣佈進入南海區域，與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進行雙邊軍演，同時參加在關島附近舉行的美日澳印“馬拉巴爾2021”聯合軍演，10月該軍演的第二階段又在孟加拉灣展開，其規模已接近該系列軍演之最。

印退役將軍甚至叫囂聯合美日澳在馬六甲海峽伏擊中國商船與軍艦。此等言論可行性較低，但印度謀求在多領域聯合他國對華施壓的行動，是其主動示強和擴大競爭區域“新戰略思維”的具體化。**從10月10日中印第13輪軍長級談判的結果來看，兩國邊境問題的複雜性和處理難度在加劇。****印方堅持恢復2020年4月之前的邊境狀態並要求中方撤走邊境的集結部隊是雙方談判無果的主要癥結。**而此“不合理且不切實際”要求的提出，正是莫迪政府宗教民族主義基底下外交風格轉型、零和博弈的現實主義政策取向以及機會主義獲利心態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中美競爭擴大化、邊境問題成為中印博弈焦點、兩國關係發展思路需要重新思考的大背景下，調整對印邊境政策，制定各類突發事件應對預案，保持戰略主動以維護次要戰略方向的穩定已成為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文來源於《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11期

原標題為《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度對華邊境政策》

作者包善良為山東財經大學國際政治與經濟研究所講師，主要研究大國關係、印度外交

本期編輯：陳安瀾 代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