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吳季論波蘭工人運動_風聞

關於波蘭工人運動的筆記

吳季

　　1、40年代初，斯大林黨為控制波共而清洗、殺害了原波共幹部，扶植起一個傀儡黨。二戰結束後，斯黨起先試圖維持“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保存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的多階級聯合政府，當然，同時必須壓制波蘭工農的自發鬥爭。而在斯黨與歐美資本主義的蜜月很快結束之後，斯黨不得不在東歐建立“社會主義陣營”作為“外圍”。於是“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未經粉飾，就逕直被宣稱為“本來指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聽命於斯黨的波共，在波蘭工農當中的威信就相當脆弱，遠不能跟鐵托黨或中共相比。

　　2、比起波共之相對脆弱，波蘭工人有着較強大的力量和長期的鬥爭經驗，因而對波共來説是一個難以搞定的重大威脅。波共的“革命作用或成就”，不像中共那樣可作為“解放了工農的救星”的重大資本，來把自己的專權和特權正當化。它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攻擊（以消費品加價來解決經濟困難），往往迅速遭到工人的大力反擊，從50年代到80年代皆然。

　　3、由知識份子發起的“工人自衞委員會”，宣揚社會自衞組織和自由工會觀念，對工人來説，起到初步的教育作用：“工人應當自己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但從頭到尾，它和目前天朝或全球的NGO相似，秉持的事實上是一套“社會運動”而非階級鬥爭觀念。諸如“市民（公民）社會”概念，也就是以公民自我組織作為對抗國家（有時也對抗市場）的民主架構，事實上就是一種超階級的“進步組織”，其目標不在於推翻剝削階級，或壓迫工農的國家，而在於“抗衡”、自外於政府的“獨立”，等等。

　　4、波蘭工人對於“獨立工會”本來興趣缺缺。但80年工人鬥爭興起時，這個要求卻“像閃電一樣”在工人之間傳播開來。當反對派知識份子紛紛勸説工人“政府不會同意的，你們不要走得這麼遠”時，工人的回答是：“這是我們的最低要求。不可能再退讓。”……正如一直以來的情形那樣，在人民相對消沉時期顯得光芒四射的“先知”們，到了羣眾鬥爭興起就表現為落後份子和妥協份子。事實表明工人對了：波共被迫承認了團結工會的成立及其合法性。並且，鬥爭在一年多里就達到高潮（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為標誌），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一年進步一點”。這差不多就是“革命時期一天等於20年”的狀態。

　　5、80年至81年的鬥爭中，技工、工程師扮演了主要角色（發動者、代表、領導等等），瓦文薩本人就是電工。後來軍管結束後，新的鬥爭則以年青工人為主角。目前尚未看到對此的詳細記述與分析。不管怎樣，80年代初的鬥爭也表現出工運的常見現象：工人組織的各級領導人物（工會領導等）通常表現保守，被基層工人推着走。工人在鬥爭中如何獲得、遴選自己的真正合格的領導？（以及合格的領導如何可以產生？）或者儘快從受制於“有威信人物”的狀態擺脱出來（比如基層管理、技術人員等等很可能並非由於覺悟高、勇於捍衞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僅僅因為日常壓迫性秩序使他們在工人中有“威信”而成為積極份子與領導者），是頗為重要的問題。

　　團結工會領導層及其顧問，儘管也要領導甚至發動工人的鬥爭，但自始至終努力避開工人、尋求與波共妥協，為此經常扮演滅火隊角色。比如瓦文薩從80年代初直到88年以後，總是對罷工的工人表示：“你們罷工，我支持；不過，要達到目標，不需要非得罷工，還有別的辦法……”也就是説：我來跟波共談判，也能達到目標，你們先回去上班，聽候消息（談不成了再説）……即使在團結工會全國會議召開期間，這個領導層也揹着大會去跟波共簽約。

　　6、波共統治與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結果一樣：工人對社會主義迷茫又頭痛。但81年，在團結工會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大會上，在“充分民主與辯論”基礎上形成的綱領草案，是以“工人自管”而非反共走資為原則的。這個綱領標誌着在已有的官僚化工人國家中，工人鬥爭的最高水平。

　　7、關於蘇聯入侵的威脅。蘇共於56年鎮壓匈牙利人民的起義，68年又揮師捷克，因此，當時的波蘭工人的確要面對蘇共是否會再次進軍波蘭的可能性。但在反對派知識份子及團結工會右翼領導層那裏，“蘇聯可能入侵”事實上成了他們用來制約下層工人、阻止鬥爭進一步深入的藉口。也就是動不動祭起“我們／你們不能走得太遠，否則會完蛋”的調門。這個推論的必然結果，是把波共變成相對中立的、介於蘇聯官僚與波蘭工人之間的緩衝區。蘇聯是否會入侵，至今仍是“歷史懸案”。但有兩個問題是看得見的：一、工人領導層並沒有為官僚層可能發動的鎮壓做好充分的抵抗準備，大會之後、軍管之前，只有部分地區工會在討論可能發生的局勢變化；二、不是蘇聯軍隊，而是波蘭官僚層實施了軍管，鎮壓團結工會。團結工會領導層及其知識份子顧問的自我限制“策略”最終是對波蘭工人鬥爭意志與意識的癱瘓。

　　8、波共從70年代到80年代的政策，類似於市場化改開（之前有匈牙利的“成功”案例）。80年代軍管期間，波共的改革使不少工人上層受益，團結工會老領導有許多跑去做生意、賺外塊（民★人士下海經商）；同樣，中國80年代初開始，也有許多國企技術人員、老工人“受聘”或兼職充當鄉鎮企業、私企的“技術顧問”，成為先富起來的一份子。官商勾結、倒買倒賣之風也是一樣的。這是團結工會上層進一步右傾的堅實的社會基礎。

　　9、軍管之前，團結工會是合法註冊的組織，並且剛剛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因此對波共官僚層來説，要在故作開明之後突然變臉，抓捕工運領導者和積極份子，相對要容易得多。沒有堅實的組織、進一步鬥爭或至少是自衞反擊的準備，是要吃很大的虧……

　　10、軍管的另一個結果：波共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左、右翼區別對待。對右派抓抓放放，監控為主；讓左翼把牢底坐穿。又據説，波共允許坐牢者拿錢來贖（取保）。右翼份子壟斷財源，能夠得到大量的反共資助，左份子乾瞪眼……

　　11、軍管正當波蘭工人鬥爭到高潮之時，因此不可能立刻打垮工人，或把鬥爭完全壓制下去。當時激進工人提出非常有建設性的設想：“積極罷工”。即不是放下工具、靜坐等等，而是踢開廠內官僚層，繼續生產。客觀原因：波共在軍管的同時，大力貫徹原先執行不下去的打擊工人的政策；工人生活已日益艱難，經不起停產。這個鬥爭再進一步，就是工人之間的聯合鬥爭了。因為工人的生產當然不能孤立在廠內，必須與相關工廠溝通，協調，比如取得原料，最後還要對產品進行分配。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積極罷工”在孤立的鬥爭中沒有用武之地，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工人鬥爭普遍化的時期，則有可能成為推動工人階級接管社會的重要一步（比如文革期間的部分地區即是這麼做的）。

　　12、軍管客觀上使得基層工人對瓦文薩之流的團結工會領導層及其顧問無法監督，為其獨攬大權制造了大好機遇。軍管結束後，老瓦趕緊任命自己人，壓制重選領導的呼聲。此時老瓦的威信其實已低落，但圓桌談判之後，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事實上使其“威望”又大增。這不難想像：這個重大變化令波蘭人民很可能抱有指望——等等看新政府會帶來什麼好運。

　　但團結工會政府對工人的打擊（尤甚於波共），並沒有導致波蘭工人的重新激進化，如某工會左翼領袖當時猜測的，而是“徹底迷失”了……

　　團結工會政府的私有化政策之一：債權轉股權，導致波蘭國有資產大部分落入外資之手。波共借的外債近300億，並且因為70年代經濟危機使得出口計劃泡湯，改革開放道路通向糞坑，此後一直沒有擺脱過困境與危機。

　　13、美帝之流的態度與角色。東歐各國羣眾從50年代起就陸續有大規模鬥爭，美帝之流發現匈牙利、捷克、波蘭的人民起義或工人鬥爭並沒有明顯的走資傾向，因而相當警惕。“美國工會官僚與波蘭團結工會右翼份子交情錄”一帖所表明的里根為首的美國資產階級上層對團結工會的冷淡，原因即在此。雖然這無妨於資產階級媒體利用鬥爭營造“反共”輿論。在勞聯頭子科克蘭決意介入團結工會鬥爭，培植右翼領袖之後，美帝政府算是搞了兩百萬美元來幫忙；同時給波共更多的貸款，幫助其“渡過難關”。

　　14、波共有意容忍東正教的存在及其國中之國的特權。這個特權在工人鬥爭中，對教會拉攏工人是有很大好處的。工人在別處集會可能遭到驅趕、毆打、射殺，但在教堂裏則可安全進行。工人在鬥爭中唱着國際歌，但也蒙受“彌撒聖歌的祝福”。教會本身也有分化，底層教士更傾向工人，鬥爭更堅決，或對波共的批判更嚴厲。波共內部曾有取消教會特權的呼聲，但上層最終決定保留其特權。這跟區別對待團結工會左、右翼領導層一樣，都是為自己留後路的招術，顯示了統治集團的統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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