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奇怪的死亡，道格拉斯·穆瑞，一個英國保守派人士的解釋_風聞

歐洲最近幾年一直髮生各種怪事。2020年脱歐大選前，英國的精英反覆告誡英國人脱歐要不得、是經濟自殺，但以英國下里巴人為主的脱歐派毅然決然投票脱歐。最近德國新政府上台，綠黨出身的外交部長把堪比德國能源動脈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説成是違反歐盟能源法的項目，是俄羅斯威脅烏克蘭民主的工具。在明知不利於德國經濟民生的前提下，這位外交部長竟然威脅要停止這個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頂住美國壓力執意推動的項目。

為什麼會有這等怪事，原因還真複雜。這幾天一直在看美國胡佛研究所以及其他機構對英國人道格拉斯·穆瑞採訪的幾個視頻，這位英國人是老牌的英文週刊《旁觀者》（Spectator）的責任編輯，他的書《歐洲的奇怪死亡》 （Strange Death of Europe）在2017年出版，該書被譯成所有的歐洲語言，風靡西方世界。接着，他的第二本暢銷書《瘋狂的羣體——性別、種族和身份》又在2019年出版。

道格拉斯·穆瑞的書針對的就是歐洲的亂象。他試圖解釋歐洲亂象的根源並提出解決辦法，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要在雷區中開出一條道路，讓歐洲的年輕人走出混亂、偏執、腐朽的境地。

在《歐洲的奇怪死亡》一書中，道格拉斯·穆瑞狠狠地擠開了歐洲的膿瘡，他説：歐洲正在自殺， 或者説至少歐洲的領導人已經決定自殺。 至於歐洲人民是否選擇和他們的領導人一起上路是另一回事。

他接着説，今天的歐洲幾乎不想自我繁衍、不想為自己的命運而戰，甚至不想為歐洲的利益而爭辯。當這代歐洲人的主體壽終正寢的時侯，現在的歐洲將不復存在，歐洲人民將失去唯一的稱之為家的地方。

道格拉斯·穆瑞為自己提出的駭人聽聞的結論擺出了以下論據：英國上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倫敦33 個行政區中的23 個，其中自我認定是英國白人的人已經是少數。倫敦似乎不再是一個英國城市。

截止 2015 年，英國穆斯林中為伊斯蘭國（ ISIS） 作戰的人數超過為英國武裝部隊作戰的人數。2016年，穆罕默德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為男嬰取名最流行的名字。預測到本世紀中葉，大多數 15 歲以下的奧地利人是穆斯林，幾年前，這幾乎不可想象。

顯然，道格拉斯·穆瑞首先從移民對歐洲的改變來開始他歐洲死亡的論證。

歐洲大量接受移民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二戰結束後，大多數西歐國家決定邀請移民勞工來幫助重建。但到了 2015 年，地緣政治，戰爭和人道災難這些因素的綜合使以歐洲為對象的移民潮走向失控。

2010年底發生阿拉伯之春，也叫茉莉花革命。動亂席捲北非和中東，敍利亞爆發持續至今的內戰。逃離敍利亞前往歐洲的難民在2015年達到高峯，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接收了百萬難民，每48小時就有一萬名中東和非洲難民經過巴爾幹國家和奧地利進入德國。

但道格拉斯·穆瑞指出，即使按照歐盟自己的數據，2015 年前往歐洲的主體並非是敍利亞難民，至少 60%是來自非洲的移民，他們前往歐洲並非因為躲避戰亂而是因為經濟因素。

歐洲國家當時接納了這些難民或者説移民，但如此大規模的移民還是深深震動了歐洲。奧地利，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加強了邊界管控；歐盟付給土耳其大量金錢，作為交換，土耳其加強了邊境管控防止移民從土耳其流向希臘進入歐洲。

穆瑞認為歐洲如此大規模接受難民和移民是非理性的，但當時的歐洲接受難民和移民的勢力非常強大。當時很多德國人在慕尼黑火車站歡迎這些移民，他們和移民擊掌，送上氣球和泰迪熊。為什麼會這樣呢？穆瑞試圖從歐洲歷史的演化做出解釋：

歐洲人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前，有過長期的宗教戰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以民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在歐洲紛紛建立。之後歐洲的民族國家為了擴大疆界和勢力範圍持續混戰，並孕育出兩次世界大戰。穆瑞説歐洲人對國界有一種原罪感。與世界的很多地方不一樣，歐洲人不認為國界是和平的保障，反而是國家之間開戰的原因。歐洲人有一種通過重新創造新歐洲來洗刷歷史罪惡的傾向，這或許是推動歐盟成立的動力之一。

穆瑞認為德國人歡迎難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於要消除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內疚感，德國人希望通過接受移民來顯示德國人的道德重建，從而洗刷歷史的污漬。就洗刷歷史污漬而言，穆瑞説歐洲人有一種特有的共同負罪感。例如，英國人不應對發動兩次世界大戰負責，但英國人卻和德國人一樣感同身受；如果説英國人的負罪感是因為英國有對世界殖民掠奪的歷史，可是瑞典人並沒有參與對世界的殖民掠奪，但作為歐洲人，瑞典人同樣對此有負罪感。

穆瑞並不滿足僅僅從消除歷史負罪感上解釋歐洲人為什麼在2015年時會接受大量移民。他還從歐洲人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準則的演變上加以解釋。在這一點上他比較隱晦，但我認為這是他論證的基礎和關鍵。

穆瑞認為大量接受移民是歐洲出現的越來越不理性、狂熱、羊羣效應行為的諸多現象之一。穆瑞認為冷戰以後歐洲和西方出現了一種把在民主自由意識形態下發展起來的行為準則絕對化擴大化的傾向，更糟糕的是要把這種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行為準則上升到一套偏激的新道德倫理體系。這套新道德倫理體系涵蓋人權，移民，對殖民歷史的反思，種族，氣候變化，女權，同性戀，變性等等尖鋭和敏感的議題。中國民間把這種現象稱為“白左”，西方稱之為WOKE。

穆瑞舉例説，在遵循人權和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的旗幟下，激進派過度強調發達國家接受難民和移民的責任，完全忽視國界的存在，完全忽視接受難民對接收國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穆瑞還舉例説，激進團體把對同性戀和變性的寬容演繹成全社會要共同認可和支持的行為準則。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一些人隨意更改自己的性別，學校則向小學生傳輸同性戀和變性的相關知識。更嚴重的是任何敢於發表不同看法的人將受到猛烈的網絡攻擊。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因為在推特上發表譏諷變性人的推文而受到大規模攻擊和切割。

穆瑞説激進派進步主義“從正義的角度解讀世界”、用膚色和種族作為“身份政治”的依據可能是冷戰結束以來在創造新意識形態方面最大膽、最全面的努力。學術界在這激進的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學成為向媒體，政府機構和大公司輸送激進思想的傳送帶。這種激進的政治正確充滿着對過去殖民，戰爭等歷史行為的無休止的道歉。而且這種對過去殖民和戰爭的道歉又和反種族主義，人權掛上鈎。

拿穆瑞的話説，歐洲意識形態出現混亂是因為“Adult has left home”，翻譯一下就是激進派教唆年輕人輕蔑和詆譭西方文明，深陷於對過去的罪惡感使得歐洲對其信仰和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失去信心。歐洲一方面變得神經質般的亢奮，另一面又顯示出缺乏求生願望的極度疲倦。一些歐洲人放任移民的流入，甚至準備自我了斷歐洲的民族和文化特性。

穆瑞和他抨擊的激進派實際上代表了西方目前的兩大派別：穆瑞屬於保守派而他的對立面就是激進的進步主義派。實際上這兩派在他們的互相攻擊中都回避了一個根本的問題，既當前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與當今西方各種亂象之間的關係。

穆瑞如同衞道士，在他的講話中強烈地感受到他對西方文明的崇拜，感受到他因為西方學術界的離經叛道和年輕人對西方傳統文化的鄙薄而痛心和憤憤不平。但他從來不對西方出現的兩極分化，社會財富被少數人獲取的現象加以評論；從來不對美國利用軍事實力和美元霸權薅全球羊毛進行抨擊。而事實上，對西方制度和文明的最大殺傷力來自於人民對極小部分富豪佔有極大部分社會財富的不滿。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美國年輕人直接把矛頭指向美國1%的頂層富豪。

西方的進步主義者雖然批評各種不公平，表示他們要為弱勢羣體發聲，但他們並不從根本上探索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的改造。在這種基礎上他們關於移民，氣候變化，人權的主張未免本末倒置，荒腔走板，就如同德國綠黨對北溪二號的態度。

在當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穆瑞代表的保守派和西方的激進派將無休無止的爭論下去。只有在一點上他們會聯合，那就是對付中國。穆瑞和保守派對抗中國的立場易於理解，但西方左翼，例如美國民主黨和德國綠黨反中的堅決，則多少有點讓人要問他們到底要什麼？其實看看西方左翼的偏激，也就可以理解這些“白左”當然理解不了中國的邏輯。另外西方左翼和保守派都需要民粹，而民粹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密不可分，只是有些人不明説而已，包括一些“白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