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政治犯的一封公開信（蘇聯地下左派反對派的呼聲）_風聞

蘇共政治犯的一封公開信（蘇聯地下左派反對派的呼聲）

1975年11月

英譯：《國際通訊》（第四國際官方媒體）

漢譯：《十月評論》

致：歐美的共產主義者，歐美共產黨機關報的編委會，丹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Land og Folk（人民的土地）編委會，副本送國際釋囚委員會。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Izvestia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偽造者》的文章。它提及國際釋囚委員會在北歐國家刊登一封反對蘇聯檢控行動的抗議書。這封抗議書有丹麥、挪威、瑞典的知名人士署名。文章其後提及你們的報紙Land og Folk（人民的土地），決意去證明這些簽名的真實性，並斷定這些簽名“沒有任何基礎”。可能這篇聲明的發起人並不全部正確，或是他們並未與署名人充分協調。當然，這是一種令人困擾的誤會。但卻有另外一些事情使我們感到驚奇。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丹麥共產黨中委會機關報決定要核對這些簽名，是否由於真確性的特殊偏愛而促使這樣做呢？還是丹共認為指出在蘇聯的對離心分子的檢控，這個意見是荒謬和不可信的呢？你們可能不會懷疑到，在蘇聯，人們之被囚於摩達維亞（Mordovia）的勞工營和弗拉基米爾（Vladimir）的監獄，不單是因為意見離異，甚至乎只不過是由於持有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思想。我們覺得大部分丹麥共產主義者，可能對這些並無所知，否則，我們相信丹共報紙不會只是核對國際釋囚委員會所發表的抗議書上的簽名真確性，而會以丹麥共產主義者的名義，抗議蘇聯的檢控行動。為了這個原因，我們這羣蘇聯共產主義者政治犯，認為需要將以下的事實告訴我們的同志，丹麥共產主義者、丹共中央機關報，以及丹麥、瑞典和挪威簽署這份抗議書的知名人士。

　　一九六四年在摩達維亞，拘捕了一批號召“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馬克思主義“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聯共青年團）的成員，判以長期的監禁，這個組織是由一位中學的校長兼地區蘇維埃代表，達拉高士，和兩位教師，塔那夫斯基和查典齊夫所組織的。

　　一九六五年拘捕列寧格勒馬克思主義“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共產主義同盟”的成員並判處長期監禁，他們用影印發行一份叫《鍾》的報刊。這個組織是由共青聯盟的工業學院前書記卡其夏其夫和一個積極黨員郎金所組織的；他們被判七年監禁及三年流放。

　　一九六七年在阿爾瑪阿塔，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密探，拘捕了青年工人小組的一些共產主義和共青盟的成員，並判以各種刑期的囚禁。這個小組是拜高夫和廸昂尼沙達所組織的，前者為內政部在阿爾瑪阿塔工作的共青盟成員（內政部負責的是警察的正常工作，以及監管某些“敏感”的工業，例如核子工業）；後者則是阿爾瑪阿塔一項大企業內共青盟黨團書記，並且是蘇聯共產黨的預備成員。

　　一九六八年列寧格勒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密探拘捕了由卡夫奇維斯基和珍特拉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要求在蘇聯擴大施行民主，卻被宣判不同刑期的監禁。

　　一九六九年，特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自由鬥爭聯盟”成員被拘捕。這個小組的組織者嘉夫裏羅夫，一名海軍軍官，被判六年刑期。

　　同年，在雷耶辛、沙拉杜夫和彼杜沙伏斯基，國家安全委員會密探拘捕了一個名叫“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這個小組的組織者，辛寧——一名國家檢察官——保加、吉拉耶斯、伏羅夫和烏柴特里，皆被判長期監禁。

　　一九七〇年在西芙特羅芙斯基，國家安全委員會密探拘捕了馬克思主義“烏拉爾工人”小組。這個小組的五名成員被判不同刑期的監禁。

　　一九七〇年，在伏羅沙洛夫格勒小鎮，國家安全委員會密探拘捕了馬克思主義小組“實踐中的列寧主義思想”。它的組織者，柴克荷夫斯基，報紙《柴克工人》（Kerch work ）某版的編輯，被判長期監禁。

　　一九七〇年在班特里爾小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密探，拘捕了由門沙爾特和蘇斯連斯基兩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門沙爾特被判六年監禁。

　　殊為不幸，我們還可以長長地繼續列出這些名單。但我們並不想列出那些還在監獄和集中營中形容憔悴的共產主義者。

　　最重要的是，在這些被捕的人的全部活動裏，他們都是為更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而工作，為爭取更好的道路去建設這種社會不致做成悲劇的錯誤而工作。

　　費杜洛夫在一九六九年因為企圖組織“共產主義同盟”而被判六年苦工監，他在審訊時説：“我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一定是共產主義者，只因我對我的國家、對蘇維埃權威、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我才會被帶到被告席上。就算我被加上十倍囚期，只要我仍有力量，我將會繼續保衞我所熱愛的共產主義理想，防止有人企圖將這些理想在全世界人類面前丟臉，將它們變成稻草人或笑柄；我不管誰要企圖這樣做，或怎樣稱呼他們自己。”

　　一個拉亞山“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伏羅夫説：“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目的地。我全部的活動，都是被這種思想所引導，以及盡我全部力量去達到這個目的的。”

　　另一個“烏拉爾工人小組”共青盟成員説：“除了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戰鬥外，我看不到我生命的其他意義。”

　　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丹麥、挪威和瑞典共產主義者享有政治自由。他們可以組成黨派，出版黨報刊及書籍；他們有自己的出版社、書店、辦事處和所有需要的設備；他們被給予機會在政治生活中演一個活躍的角色。現在，只要你想一下，當你們被禁止組織你們自己的黨、出版黨報、擁有辦公室和必要的設備，去正常地進行你們的活動，當你們的政治作用只限於閲讀政府報紙和讚揚官方文告，很自然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主義的保衞者將會在街道上，私人住宅內，大學或工廠裏，在小組裏，討論在這國家內的形勢，來批評這個剝奪了他們基本民主和個人自由的政府，無論這個政府怎樣稱呼自己。

　　在這個環境下，你的報紙編委會最大膽的成員，會被迫非公開地在一間私人住宅交換文章稿件，然後他們的妻子會戴着手套來打出這些稿件，以避免在紙上留下指模。然後《人民的土地》（Land og Folk）的編輯委員會就會決定影印這些文件，甚至開始着手將這些影印本郵寄給丹麥人民。然後，這些報紙編輯中最大膽的，甚至會決定從一些官方報館中盜取一些……（這裏印漏了幾個字——譯者），來製造一架小印刷機——雖然它可能只是一部小的——來印他們自己的文章。而為了這些活動，他們將會被捕和送進苦工營！

　　他們因舉行小組集會、因討論和批評、因寫作文章、因向其他人宣讀這些文章、因打字或影印稿件和因為要複印這些文章而在家中設立印刷所而被捕。記着你的職業啊！

　　你會説：“但在蘇聯，這是一種滑稽的情形。”《人民的土地》（Land og Folk）編委同志啊，你甚至會笑起來呢！你會在你的小巧温暖的房子的火爐旁，或是坐在你黨辦公室的靠背椅上微笑啊！但就在這個時刻，我們在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共產主義者卻正被拘捕，受審訊，或在集中營裏被囚禁五至七年，受到嚴厲或特別的對待，與父母妻兒朋友完全隔絕開來。

　　同志們，我們可以肯定地相信，當你們聽到，在列寧的誕生地，一個青年團員柴克可維夫斯基，承認為貫徹列寧的思想而被判六年苦工監，拙高沙，卻因鼓吹擴大蘇維埃權力被判七年苦工監的時候， 你們不可能會笑起來吧！

　　蘇共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南斯拉夫的一個會議上説：“我們反對妨礙任何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尤其反對任何國家將它自己發展的方法強加諸別國。我們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要關心的是，我們的國家是屬於同一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而同志們，最後分析起來了，這就算最重要的。”蘇聯共黨可能在國際關係中遵守這些原則，但它在自己國家裏，它早就已壟斷了知道真相的權利。“讓那些觀念與官方通告不同的人被遺棄吧。”在稱呼南斯拉夫人為“同志”的同時，他們卻將我們的成員拘留在勞工營裏，只因為我們將他們的發展途徑宣揚開去。

　　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會像我們國家這樣嚴厲對付離心分子。我們甚至可以在蘇聯報章中得到證實這一點。蘇聯報紙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刊載下列消息：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Izvestia發表一篇題為《愛國者的判決》的文章，説雅典一個法庭釋放了兩批十九和廿五名囚犯，另外一些囚犯因印發地下報刊和傳單而被判三年、十個月、五個月等的監禁。一九七一年九月，真理報又報道：“兩名西班牙學生馬田裏斯和塞尼斯因在馬德里地下車站分發馬克思主義印製品而分別被判一年及三個月監禁。”七一年八月真理報又在標題為《依日米爾（Izmir）法庭的判決》的文章中説，依日米爾的最高法院把六名因“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人判予六個月至三年的囚禁。而為了這類活動，我們例必被判五至七年苦刑，有時還要加上多至五年的流放。例如在郎金和卡其夫那一次事件中，這些“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者便被判流放三年，遜寧的“沙拉托夫共產主義小組”的組織者，更被監禁七年再加三年的流放。

　　丹麥、瑞典、挪威的共產主義同志們！請想象一下這種情形：有一間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助教，在一個系際會議上演説批評蘇共黨、政府和目前國家的情況。為了這件事，他立即被解僱。其後一段時間，他做一些臨時工作來過活。有一次，他收到他同志的一封信，他寫了幾封回信，並在信中描述自己的情況，批評蘇共黨的政治領導和現在的政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他加入一個舉着“蘇共目前領導真可恥”橫額的示威行列，因此被捕，並被判七年徒刑。

　　我們很難想象同樣事情會在你們國家中發生。但如果在西班牙或希臘發生，又會如何呢？所有進步的公眾輿論，包括你們北歐共產主義者們，都會被激怒而出來抗議這種對個人的暴行。但這牽連及一位哲學系助學的引人注目情況，確曾發生過，不是在希臘也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我們的國家——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絲高路特大學哲學系一位助教，這個一貫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這個在他自己的審訊中説：“是我對共產主義的熱愛和忠誠逼使我做我曾做過的事”的人，被基輔地方法庭判處七年囚禁，罪名是在一個系會議上批評蘇聯政策，在幾封寫給同志的私人信中批評蘇共黨，以及在十月七日一次示威中舉起“蘇共目前領導真可恥”的橫額。只是為了這些，一個人就被判七年徒刑。這簡直是荒謬，是可恥！這是我們的感想，相信也是你們的感想。所以，請控訴吧！不要在這件事上保持沉默：控訴蘇共黨——無論如何，你們不是蘇聯公民，對他們來説，你們的聲音會有力得多——要求他們立刻釋放邦達。同志們，我們等待着你們的幫助。

　　斯堪的納維亞的共產主義者們！你們從蘇聯報章知道，美國共產黨批評美國監獄內殘酷的中世紀制度。（見真理報一九七〇年八月卅日。）很明顯地，批評和譴責任何國家裏中世紀監獄制度，是值得全面注意和支持的。如果它在任何地方還存在着，我們會加入美國同志的譴責之聲中。但我們這些差不多完全與任何消息隔絕的人，是很難估計美國現時監獄的情況。某一次，一份蘇聯文章説，美國監獄的犯人絕食抗議被給予破碎的朱古力作為早餐。在此同時，在伏羅特米亞的維拉迪米爾監獄內，有一份官方通告禁止囚犯接受即使是小包的食物，除了幹麪包屑、餅乾、糖和糖果之外，但不容許接受朱古力！所以美國囚犯有朱古力作早餐，而蘇聯囚犯甚至不能從親友的小包中得到朱古力，那些小包每年限收二次，每次不超過一公斤。

　　甚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以前，維拉迪米爾監獄的政治犯每年只准收一份不超過五公斤重的包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以後，他們這個用來維持健康的可憐權利都被剝奪了。囚犯們進行了一個月的絕食抗議；管理當局製造一個完全專橫的局面，故意使讀物難以得到；檢查局濫用權力；不發給紙張；使用絞剪用來剃頭，大部分監倉沒有暖氣，也沒有水作洗濯用。

　　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是：在勞工營和維拉迪米爾監獄的政治犯是被秘密和非法的指示所支配。這些指示容許管理者濫用權力，和製造非法和專橫的統治。例如，有一個秘密指示，內含一系列項目，是不準在信中提及的任何一封寄出或寄給政治犯的信，都可隨檢查者心意而被沒收。例如，我們被禁止描寫我們被囚的情況，我們監獄同志的健康情況等等，實際上只剩一件事情可以説及，那就天氣。但即使如此，這封信仍可能被沒收，理由是被懷疑有“暗語”。甚至在勞工營或監獄食物部容許（或禁止）出售的食物（每月只值兩三個盧布）名單，都要由內政部長檢查過。例如：我們勞工營Zh.Kh.385/17的政治犯，鬥爭了幾年來爭取在食物部出售洋葱，但每次都被拒絕。管理局堅持洋葱只在流行性感冒猖獗時才準出售。為什麼會這樣？難道蘇聯沒有足夠的洋葱嗎？不，蘇聯有很多洋葱。是否因為洋葱是一種含有很多維他命的食物呢？同志們，我們剛才所説的，是否你們嗅到中世紀的臭腥呢？

　　因為在分發食物上層層侵吞和盜取，以及令人作嘔的煮食方法，苦工營甚至連政府明定的標準都不被遵從。更甚的是，政府對苦工監犯人的規定將他們從親友中獲取食物的權利減至最小。（在服了一半刑期後）我們被準收取一件不超過五公斤的包裹，，和兩件不超過一公斤的小包。但實際上，管理當局可以用任何理由把這個維持我們健康的最起碼方法剝奪掉。特權和其他物質報酬，主要是給予那些向勞工營管理局打小報告和告密的人。同志們，你們可能難以明白我們為何對包裹和小包這樣重視。理由是在你們國家裏，一個囚犯有足夠食物，他並不知道飢餓，所以一個寄自家裏的包裹可以説是一個意外的喜悦，或當作是一件由友人寄來的聖誕禮物。我們在摩達維亞和維拉迪米爾監獄的政治犯經常抵受飢餓。年復一年，我們的機體因為缺乏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而受到一種不明顯覺察到的飢餓，甚至在獄中第一個月就覺得實在餓。所以對我們來説，一件食物包裹或小包，是一種維持我們健康和力量的手段。我們常常飢餓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食物並非時常可以下嚥。它被可惡方法來煮熟，而食物時常不單是劣質的，而且是生蛆的。給我們食的魚，通常是腐爛的。

　　同志們！眾所周知的，勞工營權力制度是徹底地由法西斯職業獄卒所盡力擬造出來的。你們大概十分清楚，這些法西斯主義集中營是直接設計用來摧毀囚犯的。但後來這些原則不幸地被用作斯大林時代集中營的基礎。因此，這些原則從法西斯德國搬過來，成為我國合法的意識。在一九六〇年，維護蘇聯監獄的系統，就是基於這些原則而組織成的。這個制度的一些例子，有時真是荒謬絕倫。例如，我們只准每月寄兩封信，而在監獄裏，甚至每月一封，或兩個月才一封！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各位美國共黨同志們，你們抗議美國監獄的中世紀制度，要求釋放安琪娜·戴維斯（Angela Davis）。對這位美國共產黨員表示同情和參與要求她被釋放的同時，我們仍不能將她的情況跟我們被囚的情況相比較。我們聽説當她被問話時，她被準與報界和甚至她的盟友，美國共黨全國主席温斯頓見面。但我們甚至被限制與我們最親近的親友會面。同時，違反所有條例，我們差不多永遠被禁止與我們的朋友和遠親見面，我們會渴望親自與一些共產主義者新聞從業員——例如由美國或北歐來的——見面，可以直接告訴他們關於我們被囚的實際情況。

　　蘇聯報章告訴我們，安·戴維斯從美國和世界各地收到很多信。在這裏，各種理由被用來扣留和沒收來自最密切親友的信。我們甚至不準獲得一份你們的報紙。蘇聯報章説戴維斯給了到訪的蘇聯婦女委員會委員一封信。我們則甚至不能發出一封最普通的信，我們請求《人民的土地》的同志，原諒我們延遲了八個月才寫信，但我們甚至沒有機會，經正式途徑直接送這封《公開信》給你們。同志們，因為寄這封信給你們，我們已“觸犯規條”而要面臨嚴厲的懲罰、

　　蘇聯報章説，戴維斯的牀上發現一隻老鼠。在我們的營房裏，老鼠是司空見慣的，而在中央醫院的治療部門，竟然有老鼠在病房裏走動！病人被劫掠。例如在治療部門，他們已有數年不曾供給指定分量的肉和糖，同時也製造一切藉口來偷取肉和糖。到訪的委員並不曾注意到這些明顯的盜竊行為。營養學的最基本定律從未受到被關注。

　　所有的蘇聯報紙憤怒地報導喬治·傑克遜（George Jackson）在逃獄時被殺，無論如何這是一件悲痛的事，我們蘇聯共產主義政治犯與你們一起抗議獄吏這樣的行為。但在摩達維亞勞工營，囚犯不止一次被人從瞭望塔掃射，而且不是因為意圖逃走，例如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其中一間勞工營殺了一個政治犯。這個名叫羅馬索夫的政治犯，因為一些家庭問題而感苦惱。那天早上在絕望中把自己撞向鐵絲網；一九六七年他們殺了一個立陶宛人名叫烏基維朱斯，而當時他情緒極不穩定。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們用機關槍殺了一名神經錯亂的犯人，名字是馬倫諾夫，他是勞工營zh kh.385/3精神病院的病人。他們事實上從兩個瞭望塔用機關槍將一名神經病人射得像蜂巢一樣。這個營的政治犯企圖抗議這樣蠻橫的行動，但他們卻因破壞紀律而被處罰。政治犯亞多夫·達那芙斯基、基草柴夫斯基、薩迪基因和耶基維奇，更被調到維拉迪米爾監獄。

　　各位共產主義者和美國人民，我們相信你們所説的一些美國監獄內的情況有如中世紀的殘餘，再一次與你們一起抗議和要求美國政府將它們立刻廢止。但各位同志，蘇聯政治犯被這個特別嚴厲的制度所囚禁這件可怕的事，難道不會使你們感到困擾？我們相信這會使你們致函蘇共要求廢止這個對付蘇聯政治犯的嚴峻和特殊的制度，以及徹底地改善囚禁的一般情況，我們相信你們會堅決地和真誠地進行這件事。

　　各位共產主義者和美國人民，你們，特別是何爾同志，時常講及蘇維埃制度的優點，和將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比較。你們不會不明白，蘇聯政治犯情況對蘇共和蘇共領袖的政策並不是錦上添花。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亦無好處。不單只是我們蘇聯共產主義者，而且連你們外國共產主義者，都要對蘇共政治領袖的所作所為負起道德上的責任。此外，美共總書記在他的載於蘇聯一週刊“海外”題為《中國分享美帝國主義紅利》一文中説：“國際工人運動可以建基於每個國家‘各管自己的事’的論斷是‘錯誤的’”。你們擁戴何爾同志為美共的下屆美國總統的候選人（我們蘇共政治犯熱烈恭賀他），我們必須假設你們將他當作為一個有原則的人來面對美國羣眾；如果他批評美國監獄的中世紀制度，他就不會對蘇聯政治犯情況漠不關心，甚至會在競選運動中，告訴選民和記者，他身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候選人曾經怎樣去改善蘇聯——那裏的掌權者也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政治犯的情形。各位共產主義者！有不少證據證明，在不少國家中，政治犯的合法地位和實際拘禁的情況，卻與國際人權宣言所定下的原則，有着可恥的矛盾。所以我們請求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向有關國際組織要求設立一個國際委員會：（1）審查各國（包括蘇聯）政治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囚禁的情況；（2）為各國，包括蘇聯，擬定一個為政治犯的法律地位和囚禁情況的統一的國際原則和標準。

　　毫無疑問地，在這個世界加強道德和社會正義的過程中，牽連到最分歧的社會和政治派別的矛盾和衝突，每一個派系一心要將自己的道德觀和社會正義帶入人民的生活中，所以世界上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當一個派系的代表擁有權力時，別的派系、甚至自己派系內，有人提出不同的方法時，就會被囚禁在監獄內，但當時勢易轉，當權的會與獄中的調轉位置。明顯地，不同國家的當權者都明白這個過程的戲劇性影響，所以不時實施大赦，亦即在歷史進程中大赦已成為一種慣例。一九七一年在玻利維亞、秘魯、巴基斯坦和烏拉圭都對政治犯作大赦。一九七一年十月初，蘇聯電台報導説西班牙也宣佈大赦政治犯。

　　在蘇聯，自從一九二七年起，便沒有從法律行動上對政治犯的大赦，我們倒想知道這有什麼意義，和歐美共產主義者對這件事有怎樣的想法。雖然親身經歷着，我們蘇共政治犯仍發覺難以相信，自稱為共產主義者的蘇共領袖們，較之西班牙統治者會更缺乏人道！一九七一年，總理柯西金提議官式訪問丹麥和挪威。我們希望各位丹麥和挪威的共產主義同志，會質問他這個問題和其他我們在這封《公開信》中提出的問題。

　　各位歐美共產主義者們！我們蘇共政治犯請求你們將這封信在你們的報章上刊載。我們亦親自向《人民的土地》編委會的同志作同樣請求，並再一次為了延遲迴復而向你們致歉。我們蘇聯共產主義政治犯肯定相信，現在當你們歐美共產主義者知道了蘇聯的真實情形後，會盡你們能力來改變它。我們蘇聯共產主義政治犯肯定地相信，你們會站出來，保衞蘇聯的政治犯的權利，特別是共產主義政治犯的權利。

共產主義的敬禮！

政治犯：

尤里·費杜洛夫 被捕前是蘇共黨員、律師和內政部官員。

尼古拉·V·邦達 烏果洛大學哲學系講師。

堅納地·V·加里洛夫 被捕前是蘇共黨員、工程師、內政部官員。

亞歷山大·K·卓可夫斯基 被捕前是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一間信託公司的（Voroshilovgradzhilitroi）部門書記

我們下列這些蘇聯非共產主義政治犯，雖然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不同意這《公開信》中一些假設，在我們獄中共產主義同志的同意下，在這信上簽名，證明這是一篇抗議我們國家違反民主標準，抗議蘇聯政治犯所處的困難情況的真確文件。

政治犯：

尼古拉·B·伊凡洛夫 被捕前是列寧格勒國家大學講師。

尤里·T·加蘭斯可夫，文集《鳳凰》的編輯。

維拉地姆·K·怕夫蘭可夫，歷史學者。

（振言譯）

刊於《十月評論》（總第11期） 1975年11月出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ussia-1975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