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流行文化頂格發展，日韓女性的科技暗面_風聞

回溯女性科技走過的印跡，我們已經領略過非洲與印度在貧瘠土壤下，不平等的發展與點亮的科技熒光，也去過科技與女性權益都非常先進與發達的北歐。這一站，我們選擇來到東亞日韓地區，看看在這些東亞科技較為發達的國家中，女性的生存環境與創新技術生態孕育出的女性科技樣貌。

舉國之力的政策支持與引導，為日韓兩國的科技創新與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發展的沃土，助力其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日韓的電子、機電、半導體、化工、材料、信息通信等領域技術在全球範圍內都處於領先地位，擁有松下、索尼、雅虎、東芝、三星、LG電子等全球知名品牌。

教育方面，日韓的高等教育佔比也名列前排，據OECD世界經合組織2020年的調查統計，在韓國25到34歲之間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達69.6%，排名世界第一。日本25到34歲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為60.7%，排名世界第四，而排名第三的加拿大25至34歲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為61.8%，愛爾蘭25歲至34歲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為55.2%，中國的數據僅為14%，排名在四十名之外。

日韓在教育普及方面遠比西方國家更為先進。這一點我們在影視劇中也多有體會，日韓劇中的學生永遠在學習、補習、考試的路上，內捲到上天。在基礎教育方面，日韓男女受教育水平差不多。

OECD世界經合組織數據，2017年日本60%的25-34歲年輕人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年輕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略高於年輕男性，兩者的比例分別為62%和59%。在高等教育中女性的佔比已經微幅度的超出男性，這也意味着女性在基礎教育方面也是沒有被落下才能取得這樣高佔比的數據。但進入到高等教育中，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EM) 領域中男女性別佔比差距較大。日本內閣府的 2017 年性別平等白皮書報告稱，只有 10.2% 的工程研究人員是女性，科學佔14.2%。在所有領域，日本研究人員中只有 15.3% 是女性——大約是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比例的一半。

日韓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當下，女性在科技研究領域的身影比較少見。在科技與教育都比較發達強盛的日韓，這裏的女性並沒有充分的參與科技與展現創造力，在社會文化背景的規訓，被各種不平等的規則壓制。

日韓科技女性神隱去哪了？

在日韓地區的女性，雖然在高速發展的科技時代中可以平等的接受教育，但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性別規訓，依然束縛着她們追求科技之夢。

世界經濟論壇在2021年發佈了一項對全球各國男女平等程度進行排名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報告顯示在156個國家當中，日本是發達國家中墊底的存在，排名120位，而韓國排名102名，也在差生的行列中。日本在2017年排名114，2018年略有上升，為110位，而2019後滑落至121位，在發達國家中開始進入倒數。

日韓文化中，女性都被作為附庸的存在看待。日本社會以工作為先、以企業為中心，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觀念情結厚重。女性被認為温柔賢惠最重要，最好在家相夫教子、照顧家庭。這種社會觀念的規訓與企業的差別對待選擇，讓很多女性在職場生存困難。

2019年日本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全體就業者中佔45％，以僱傭形式來看，女性的非正式僱傭（兼職等）佔比為55%，而男性則為23%。雖然就業率的數據看起來較高，但就業率並不能完全勾勒出日本女性的整體就業情況。在參加就業的女性當中，大多是兼職或臨時工，而這些工作並不能為女性提供公平的薪資或社會保障福利。這一暗淡的職業前景，讓女性更容易退出職場回到家庭，更不用説進入需要長期學習和相對高端的科技領域類職場。

從職業類別來看，如信息服務行業，女性的比例僅為25％。熟悉業界動向的行業內人士表示，“IT行業需要處理系統故障等，容易經常加班，一直是以男性為主的行業”。這類科技企業也以性別屬性將女性拒之門外，加劇了女性的職場困境。

相較於其他發達國家，畢業就結婚、結婚就辭職的現象仍然存在。日語中有一個叫“壽退社”的詞，特指女性就業過程中代表性的“結婚就辭職”現象。這也不斷打擊企業僱傭女性的意識。

而韓國女性，就業率相較日本高一些，據韓國《亞洲日報》2019年數據顯示，韓國女性就業率為50.7%，較男性（69.8%）低19.1個百分點。但婚育後，她們通常因承擔更多的生育及照料責任，在事業職業上升期中斷就業。以2019年韓國女性政策研究所的調查結果為例，有高達82.2%在職女性在孩子出生後，自願或被迫選擇迴歸家庭。韓國女性就業曲線基本呈“M”型，在29歲前一直居於高位，但從進入30歲之後開始大幅下降（迴歸家庭與生育），45歲後出現反彈，進入50歲之後又重新下降。

因為婚姻與生育的影響，韓國職場女性的地位與日本相似。同樣的社會文化背景，日韓都存在女性職場歧視、同工不同酬、女性育兒壓力等問題，成為女性就業與參與科技創新的絆腳石。日韓女性的職場環境艱難，壓縮了女性在科技領域施展才華的天地。

事實上即使女性從事科技工作，也更容易遭遇到消極情緒和對待，從而過早地退出科技領域。韓國一位在金融領域的創始人Jihae Jenna Lee，她遇到了與男性員工相處的挑戰。有一位高級經理人很難接受自己的老闆是女性，就職三個月後就離開了。Jihae Jenna Lee説道：“韓國的許多男性都不習慣看到女性掌權，他們不習慣女性擁有決策權，也不習慣與女性建立合夥人關係。他們一生可能也就見過一位女性高管，男性並沒有將我放在與他們平等的位置上。”

創立環保類企業Energy Nomad的樸惠琳來説，她所經歷的更極端。因為從事的是環保節能的產品製造業，這是一個女性格外稀缺的領域，在產品下線製造的關鍵過程中，她的男性合作伙伴都離開了。年輕的她管理着十三名比她年長的男性團隊，這種情況讓她感到不安，也有些孤立無援。但在這個過程中，她覺得最難的地方在於沒有任何可以學習或者依照的榜樣或者是女性領導者。

因為標籤化的刻板印象，温柔賢惠是日韓社會認為女性該有的模樣。女性職場的生命週期對於男性與企業來説短暫，相對來説也不會有好的栽培和晉升機會，職場的性別傾斜、性騷擾、潛規則傾軋時常存在。此前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的調查顯示，28.7%的女職員曾遭遇性騷擾。而韓國因為職場霸凌現象嚴重，直接將職場霸凌立法禁止，這一項立法規定也在2019年開始實施。這些職場環境讓高學歷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更多的神隱到家庭中。

這些因素都成為壓制女性成長與創新的壓力。

消費與科技背後的女性勢能

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創新與成長環境被抑制，參與其中貢獻力量的女性不被看見，那麼，女性對於科技領域來説真的是微不足道嗎？事實上，我們發現日韓的科技比想象中更需要女性去賦能。

1.女性消費不斷刺激與帶動科技發展。日韓因為女性在家庭中主內的原因，主要的消費決策都是由女性決定。據日本某網站調查顯示，總消費決策中的80％是由女性做出的。日韓家庭通常是由妻子掌控錢包，丈夫的工資全額交給妻子管理。女性在家庭中對消費電子、5G， VR綜藝，音樂手機，遊戲等的消費，間接也帶動了科技產品的消費，對於女性消費品心理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女性參與。

2.老齡化，需要更多勞動力。日韓都是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國家，勞動力缺口大，令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面臨巨大挑戰。作為促進女性就業及老齡化對策的有效方式，政府也積極鼓勵女性參與全產業的就業。

3.日韓自身的科技突破，包括重型科技領域，半導體芯片、存儲、材料，也包括消費硬件、生物科技、遊戲娛樂文化，都需要更多元的智慧。比如著名的動物森友會、旅行青蛙，都是女遊戲製作人。韓國的5G、VR在真人秀等的應用，需要考慮女性觀眾的想法等，在這些領域內，女性的參與與思考對於行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無論是從消費背後的勢能釋放，還是科技領域內，日益需要多元豐富的智慧，日韓科技產業和科技生活都需要更多女性力量去參與。

科創浪潮變化中的微光

日韓女性如何在這種逼仄的環境下使用數字技術與政策，參與科技與創業創新？

兼顧工作與生活的選項讓女性在面臨真實的職場環境，成為一廂情願的奢望。儘管政府大力推進女性就業，但如何切實有效地改善女性就業環境、真正讓女性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對於現在的日韓地區社會來説依舊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嚴峻課題。

1.科技政策鼓勵女性就業、創業。日本政府將“讓女性兼顧工作與生活”寫入2015年11月制定的一項緊急對策中。在家庭福利政策方面也在不斷完善與調整，特別是對“孕哺”兩期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保障、服務設施建設與配給等。而韓國政府在2019年撥款4.7億美元用於支持由女性創立並經營的企業，這一金額是2015年的18倍之多。除此之外，公共機構還留出了76億美元預算，用於從女性創業者的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

2.不斷加強與促進科技STEM教育與人才培養。在教育培訓領域，日本將編程教育設為必修課程，“超級科學高中”和“全球科學校園”相關項目也在持續推進中。各學會、協會在國內女性STEM人才與發展方面不斷推動全社會消除性別歧視、豐富女性科技專項資助與培養計劃、優化教育內容與方式、倡導“生育女性迴歸計劃”，幫助其重返科研崗位。在強化研究能力方面，尤其注重對博士人才的支持與培養，鼓勵女性研究者作出貢獻。日本政府計劃撥發10萬億日元的大學專項資金，用於青年研究人員的培養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日本建設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

3.在企業大平台創新，鮮有創業。日韓特大型企業巨頭對技術、資源與市場的壟斷，使得日韓具有很好的科技創新大企業平台，但缺乏科技初創企業的誕生。大多數優秀的年輕人會選擇進入大公司而不是選擇創業。據全球創業觀察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有超過12%的韓國職場女性參與創辦或管理新公司（經營年限不超過三年半），相比兩年前的5%，這一比例可大幅增加。日本只有4%的女性選擇自己創立公司。

女性創新與創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科技、互聯網、製造業、快消、醫療、金融、教培等領域，不過參與的程度都不深。對於前沿高精深的科研領域，企業會將培訓與晉升的機會留給男性為主。我們在搜索相關的資料也會發現，日韓女性在科技領域創業創新的資料也比較少，一方面是日韓的科技領域的創新多以大公司為主，大公司的女性本身較少參與，再者就是女性在科技領域被曝光的幾率也比較少，參與了但沒有被看見。

這種工作環境與企業文化也推動了一些女性走出企業，開始了自主創業。Jihae Jenna Lee在華爾街工作了十多年之後回到了韓國，並在2015年創立了AIM，為客户提供金融投資建議。她和六名員工一起管理着來自4200名投資者的4000萬美元資金。

創立環保企業Energy Nomad的樸惠琳，選擇的是男性為主的製造業。她的企業生產的是可以在流動的水中獲取電能可再生的能源產品，為偏遠國家和地區的人帶來電能。2018年，Energy Nomad產品銷售額達到280萬美元，2019年從韓國能源企業SK Innovation獲得了16.5萬美元融資，Energy Nomad開始向東南亞市場進軍。

雖然取得不錯的成績，樸惠琳表示“在男性為主的製造業中，創業其實讓人感覺非常孤獨，好處在於我可以成為開拓者，讓其他女性看到我們也可以這樣開拓自己的事業疆土。”28歲的韓國企業家李智香表示，希望社會對於女性的職業訴求會越來越理解，接受度更高。

面臨社會中各種有色的眼鏡與障礙，走在前列的創業女性無疑面對的壓力與挑戰更大，不僅要在商海沉浮中競爭，也需要不斷面對世俗壓力的指點與內心的損耗。

這些從前景黯淡的職場環境中走出去的創業女性，她們積極創業的勇氣，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方式，都成為他人的鏡子。在完成自我建設與創新創造的過程中成為了榜樣，為更多被壓抑的女性帶來前行的力量，不斷激勵着後面的女性進擊科技領域事業。

曙光中仍需突破的桎梏

科技在時代的浪潮中風起雲湧，但東亞的女性在社會的地位變化從根本上來説並不大，女性要想在社會中真正地獲得認可和立足，參與到科技領域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1.婚姻與生育的母職懲罰，使得女性在勞動市場結構中處於劣勢。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短期內難以改變。社會約定俗成日韓女性需要承擔婚後生育、家務勞動等繁瑣事務，難以獲得自由與繼續教育的機會。職場女性更要承擔工作賺錢與養育小孩照顧家庭的雙重肩擔。進入職場，以及進入需要不斷學習的科技領域，晉升與自我再教育、自我投資困難。

2.科技政策目標的設置與落實存在落差。日韓政府對科技領域一直都是非常重視與積極投入，但政策的制定與施行之間存在落差。從日本第五期創新科技的基本計劃實施效果總結來看，基本計劃設定的一些目標並未如期實現，培養青年研究人員和發揮女性研究人員的作用等指標都沒有達成。雖然政策目標設置“高大上”，但具體舉措並沒有合理跟進與落實。

無論是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規訓與限制，還是政策施行過程的困難，日韓女性的處境都變得越來越複雜，需要社會各類資源的不斷幫扶。從文化、教育、宣傳以及政策的實施等層面去慢慢瓦解消融厚重的社會文化規訓。

不過我們也看到一些日韓女性在職場與科技領域開始不斷打破標籤與刻板印象，迎着世俗壓力衝破藩籬。有些女性研究員因為家庭與事業的衝突，甚至選擇了終身未婚。在窒息的環境中仍然踏出一條創新的道路，不斷為後來的女性打開一扇扇門窗。作為榜樣，她力量在一點點消融社會中的有色目光，也在不斷影響着後來者，驅動女性不斷創造價值的同時，也鬆開束縛在女性身上的綁帶，拓展女性創新創造的空間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