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領袖們的形象到底是如何走下神壇的？_風聞

對於科技圈的創始人領袖而言，兩個重要的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第一、在客觀上，他們的整體公眾形象從正面逐漸變得模糊甚至開始變得負面；

第二、在主觀上，他們的行事變得低調，或收起鋒芒、沉默寡言，或直接隱退將公司交給職業經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中國科技圈，同樣也上演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硅谷。

這不由得讓人開始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改變了科技領袖們的形象？

又是什麼讓創始人們整齊劃一地變得低調乏味？

有人説，這還用問，當然是監管啊！

沒錯，監管當然是一部分原因，或者説監管只是表層原因，其實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篇文章衞夕就和大家一起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一、

曾幾何時，當人們聊起科技領袖的時候，第一時間會想起這樣的形象——

有喬布斯不修邊幅地侃侃而談，有年輕的比爾蓋茨飆車被罰的經典照片，有扎克伯克那張“Im CEO，Bitch”的名片…….

不僅美國如此，中國更有張朝陽時尚雜誌封面赤裸的上升、馬雲在西湖邊和金庸的談笑風生、陳天橋夢想打造中國版迪士尼的雄性勃勃，以及28歲金山總經理雷軍的意氣風發，還有在唐巖在納斯達克上市後豎起的中指…….

那時的科技領袖是“青春、熱血、反叛、激情、夢想”的代名詞。

然而，今天，他們與這些詞已經漸行漸遠。

曾經，他們就是那個時代的搖滾巨星；

今天，他們變成了資本無序擴張的代言人。

曾經看電影《社交媒體》熱血沸騰的少年們如今已經在扎克伯克親手創造的社交媒體上對其口誅筆伐。

時過境遷，今天我們看到的科技領袖的形象已經變成了低調的庫克、沉默的納德拉、滴水不漏的桑達皮猜、西裝革履的扎克伯格、謹小慎微的馬化騰、不再口無遮攔的馬雲、清空全部飯否的王興、悄然隱退的黃崢、被迫低調的劉強東和卸任董事長的張一鳴……

甚至，曾經的“紅衣大炮”周鴻禕也刻意收起了他的鋒芒。

在今天的敍事語境裏，我們已經很難將他們和“青春、熱血、反叛、激情、夢想”這些詞聯繫在一起了。

取而代之的變成了”資本“、“內卷”、“困在系統裏”、“996”、“大數據殺熟”、“隱私”、“監管”、“壟斷”、“圍牆花園”、“扼殺創新”、“野蠻生長”、“無序擴張”。

短短二十年，這種巨大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二、

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曾經的屠龍少年如今已經悄然長出了龍鱗。

20年前，科技行業佔GDP的比重還很小，當1994年當世界上第一款瀏覽器Netscape剛問世的時候，整個地球上只有不到5000萬台個人電腦。

但是今天，擁有智能手機的人已經超過40億——這數字佔到了地球成年人口的75％。

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深度融入了每一個現代人的生活，從城市到鄉村，從黎明到黃昏，從搖籃到墳墓，從經濟到思想。

我們每天都在和科技巨頭的產品水乳交融地打交道。

注意——“水乳交融”這個詞並不誇張，“水乳交融”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沒有這些科技巨頭的產品，我們甚至不能正常地生活。

沒錯，它們提高了效率，創造了效用；

它們促進了經濟，豐富了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毫無疑問是偉大的，他們的貢獻無論從哪一個維度而言都不應該被抹殺。

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隨之而來——當互聯網如此深入、如此大規模地融入到大眾生活時，一旦公眾利益和公司利益產生衝突，他們會如何選擇和取捨？

毫無疑問，作為“經濟人”的企業主體，科技巨頭們很難在這條微妙而纖細的鋼絲上保持平衡。

當必須做出取捨時，他們的選擇往往會是公司的利益，這背後是資本追求永恆增長的必然要求。

於是，曾經的屠龍少年在歷史的進程中悄然長出了龍鱗。

三、

另一個很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穩固的巨頭格局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會扼殺創新。

毫無疑問，互聯網格局存在非常明顯的階層固化，美國的互聯網公司谷歌、亞馬遜、Facebook統治行業已經超過10多年了。

沒錯，它們越來越大，Uber、Airbnb、Booking、Zoom等後來挑戰者在規模上和他們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中國相對沒那麼明顯，在移動時代至少出現了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京東這些新晉挑戰者，但騰訊、阿里的生態優勢依然在長時間內牢不可破、堅不可摧。

“你的創業公司，要麼姓馬、要麼姓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互聯網階層固化的一部分。

固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

今天的互聯網競爭早已超越了產品和技術層面的競爭，而升級為生態層面的競爭。

一旦成為巨頭通過資本和流量去構建生態護城河，優勢就變得堅不可摧、很難撼動。

沒錯，這種企業層面的階層固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影響了企業家的形象。

他們缺少了戲劇性，他們曾經扮演過挑戰者，然後他們成為王者，接着他們一直穩坐鐵血王座，他們沒有了新故事，沒有了變化。

人們喜歡逆襲的故事；

但人們不喜歡強者恆強，那是逆襲的敵人。

四、

喬布斯時代的蘋果，在第一代Macintosh上市的1984年發佈過一個經典的廣告短片——《1984》

短片中一位年輕矯健的女性將大錘砸向了暮氣沉沉的老大哥。

這支著名的廣告之所以被人稱頌原因就是它生動裏闡述了勇於打破舊世界的年輕一代對垂老體系的反叛。

今天，在遊戲公司Epic訴訟蘋果AppStore分成壟斷案開庭的現場，曾經的意氣風發要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反抗者蘋果如今儼然已經成了廣告片中的老大哥。

是滴，當一個公司成為平台的時候，它就具備了收税的能力。

收税本身無可厚非，然而當這種收税的權力完全沒有制約和制衡的時候，它的正當性受到廣泛質疑就變得理所當然。

天下苦蘋果税久矣，而在互聯網界，蘋果税只是眾多平台公司利用自身優勢打壓生態參與者的一個縮影。

馬雲曾將互聯網比喻成新時代的水電煤。

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水電煤其實都是公共產品。

而公共產品背後意味着公眾利益。

五、

1998年，《中國計算機報》著名IT記者劉韌將他採訪的中國村IT創業者的故事匯聚成了一本書，名字就叫《知識英雄》

以此為起點，從PC硬件軟件時代到後來的網絡時代，IT創業者在大眾心中長久以來都是英雄的形象，他們的故事被大眾津津樂道。

為什麼那時的他們被傳頌為英雄？

因為彼時他們不依靠背景、不佔據資源、不投機倒把，而是僅僅憑藉自己的才華用代碼在鍵盤前構建一個未知的新世界。

這是經典的好萊塢式的故事。

當這種故事在現實中真實上演的時候對大眾有着天然而震撼的衝擊力。

無獨有偶，當《時代》週刊的主編、《喬布斯傳》的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寫一本美國早期IT創業者羣像的書的時候，書的名字被取名為《創新者》。

是滴，他們曾開創了一個時代，他們將人類帶入PC、互聯網時代，所以那時候的他們毫無疑問是英雄。

那時候，代碼裏還沒那麼多對人性的算計；

那時候，設計那麼多策略的產品經理崗位還沒誕生；

那時候，互聯網還不能用來做金融創新；

那時候，大數據還不能用來殺熟；

那時候，互聯網還只是互聯網；

今天，互聯網成了生活；

而生活，總是充滿着算計。

六、

今天科技公司的影響力和財富在規模上只有19世紀美國的那些大亨才能相比。

那也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誕生了鐵路大王範斯比爾特、鋼鐵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車大王福特……

沒錯，他們和他們所在的行業是美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家並且在GDP上最終超越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

那時候鐵路就是今天互聯網、那時候鋼鐵就是今天CPU、那時候的石油就是今天數據庫、那時候的汽車就是今天的手機。

在亨利福特晚年的某一天，一位年輕人跟垂老的福特爭論問題，討論非常激烈，氣盛的年輕人脱口而出：

“先生，時代不同了，如今已經是現代了……”

然而，沒等他説完，福特就盛氣凌人地打斷他説：

“年輕人，現代是我創造的。”

沒錯，他們的確創造了一個時代，他們構建了現代生活。

那麼，他們的命運和形象如何呢？

簡單地説，他們在產業界名聲並不太好。

他們身上被貼上了“殘酷競爭”、“壟斷”、“打壓同行”、“操控股價”、“店大欺客”的標籤（以技術見長的福特似乎是個例外）

他們中就有旗下公司被強制分拆的命運，他們在大眾心中的形象也往往並非是英雄而是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大亨。

洛克菲勒的傳記作者榮·切諾説：

“當時的美國有一半人想用私刑處死洛克菲勒，而另一半人只想向他祈求貸款”。

鐵路大亨範德比爾特在決定要停運一條熱門的鐵路線路時，有記者問他為什麼不考慮一下大眾的利益？

他的回答是：“該死的大眾！”

當然，必須要説明的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晚年通過廣泛而規模龐大的慈善行動重新贏得了歷史的尊敬。

比如鋼鐵大王卡耐基，沒有給子女留任何遺產，將所有財產全部捐獻了出去。

他的名言“在鉅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今天依然深深地影響了比爾蓋茨等新一代美國富豪。

很顯然，我們今天的科技鉅富們面臨着一百年前同樣的問題，然而他們在慈善和回饋社會層面做的還遠遠不夠。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年的新詞“第三次分配”意味深長。

七、

有人説，你説的不對啊，你看美國不還有囂張叛逆口無遮攔如搖滾巨星般的埃隆馬斯克嗎？

他可沒有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隱退或者變得低調。

是啊，這是為什麼呢？

這背後其實有底層邏輯的，馬斯克做的事和今天互聯網平台做的事絕然不同。

他的商業模式純粹依靠硬核技術獲取利潤，而並非像互聯網公司一樣依靠技術構建平台然後收税，他是在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挑戰人類的極限。

某種意義上，他在做彼得蒂爾眼中的從0到1的事，因此他做的事有着天然的正當性。

特斯拉並不涉及“金融槓桿”，SpaceX也沒有“困在系統裏”，太陽城不會“大數據殺熟”…….

因為這些公司的業務都足夠硬核，足夠“藍海”，足夠振奮人心。

你可以批評馬斯克口無遮攔、誇張營銷，但你無法否認他和他的公司所做的事情都是人類之前沒有做過的。

事實上，馬斯克其實也給今天的科技領袖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向。

顯而易見，我們的時代需要更多的馬斯克，但我們的時代不需要更多的扎克伯克；

通過壟斷獲取資本之後拿這些資本去幹什麼很重要，我們來看一看當年貝爾公司是如何做的？

貝爾發明電話後創辦了貝爾電話公司，貝爾電話公司一度佔領了73%美國有線電話的市場。

沒錯，它獲得了超額的壟斷利潤，它拿着這些利潤中的一部分拿出來成立了貝爾實驗室。

鼎鼎大名的貝爾實驗室創造了許多奇蹟，先後誕生了了晶體管、二級發光管、電子計算機、通訊衞星等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獲得了超過兩萬五千項專利，光諾貝爾獎，貝爾實驗室的科學家就拿了7個。

如何賺錢很重要，賺錢後如何花錢同樣重要——

投向跑馬圈地還是投向星辰大海？其中的區別很大。

好，問題來了——我們時代的貝爾實驗室在哪裏？

八、

改善勞資關係也是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命題。

為什麼“996ICU”、“困在系統裏”會引發如此廣泛的討論？

這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日益緊張的勞資關係，而這種勞資關係的緊張背後是互聯網贏者通吃法則下激烈的競爭導致的。

這種緊張關係其實也和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如出一轍。

這並不意味着它沒有改善的空間。

事實上，亨利福特之所以那一代大亨中口碑和形象都相對正面除了他依靠技術層面而非佔有資源獲得財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實行的”五美元日薪”的制度。

為什麼“五美元日薪”成功地改善了勞資關係並在當時引發了巨大反響呢？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世紀20年代年。

那時候流水線剛剛興起，工人的工作強度非常大，枯燥而疲憊，對此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有生動的演繹。

一位當時工人曾聲稱：“要是再讓我接連86天只能擰緊86號螺絲，那我非得變成龐迪埃瘋人院的第86號神經病不可。”

在高強度的工作下，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其實並不高。

當時汽車業的平均工資大概是日薪2.3美元，煤礦業是2.5美元，鋼鐵業只有1.75美元。

福特通過流水線大規模賣車獲得大量利潤後決心改變這種現象，1912年1月5日，福特在報紙上宣佈了“日薪5美金”的工資政策。

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福特瘋了，包括和他親密工作的副手，這是就好比——

今天某一家外賣公司突然宣佈其外賣小哥的工資從每月7000（假定）瞬間翻倍成每月14000，這對當時工人在心理上的衝擊是極其巨大的。

第二天福特工廠外就來了超過1萬名求職者，甚至兩個月之後，福特每天還能收到超過500封求職信。

之後福特又先後宣佈從每天9小時工作制修改成8小時工作制，從每週工作6天修改成每週工作5天。

沒錯，“日薪5美金”的工資政策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有效地改善了勞資關係，也改善了福特本人及其公司的形象。

而意義更為深遠的是——這一政策為起點，美國真正逐漸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普通工人工作幾個月就能買得起汽車，過上體面的生活。

這在某種意義上塑造了美國。

九、

提到中產階級，如今的科技巨頭和當年的工業巨頭不同，它本身並不會成就大規模的中產階級。

相反，它恰恰在某種意義上加大了貧富的分化。

谷歌市值1.9萬億美元，員工只有13萬人；

Facebook市值9300億美元，員工只有6萬人；

作為對比，沃爾瑪市值3800億美元，員工卻高達230萬人；

是滴，互聯網的特點就是“邊際成本接近於0、贏者通吃”，因此它在某種意義上只需要最聰明的頭腦就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所以我們才看到當Instagram以12.3億美元賣給Facebook的時候，公司總共才13個人；

據哈德遜研究所的數據——

美國最富有的 1%家庭持有財富佔比超過底部 50%家庭，前10%的富人持有高達全社會84%的財富。

毫無疑問，互聯網的技術特性會讓社會財富進一步集中，增加貧富差距的程度，而這不利於“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橄欖型社會是指極貧和極富在數量上都比較少，中間的中產階級則人數較多，即兩頭小中間大，形似橄欖。

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對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穩定社會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緩解社會矛盾，減少對立情緒，同時又能形成有效激勵。

然而，互聯網科技巨頭贏者通吃特徵其實無助於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相反，它最大的可能是將我們帶入“斗笠型”社會，大家感受一下。

十、

科技大佬的形象日益跌落在某種意義上還源於其通過數據和算法對人性的過渡利用。

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拼多多“9.9領iPhone”的廣告，它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漏洞，但任何一個稍有互聯常識的人都知道其中的不堪。

在這件事中，抖音和拼多多其實都可以通過自律做的更體面一些，然而他們沒有。

毫無疑問，這類“聰明”且合法的產品策略很難給黃錚和張一鳴的形象加分。

我由衷贊同抖音刷過長時間提醒用户休息的防沉迷機制；

同樣，我也由衷認可騰訊等遊戲公司對青少年的遊戲時間上進行控制。

我曾經不這樣認為。

我曾經認為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互聯網上的行為只是這些自由意志的體現而已。

我曾經認為媒介是中立的，比如我們罵過電視，但電視並非洪水猛獸。

然而當我多次連續刷了2個小時的抖音而不自知時，當我看到我的侄子沉迷網絡而選擇退學時，我終於認識到——

在大數據和算法的時代，自由意志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作為一名產品經理，我曾經推崇過張小龍的產品理念，他主張做產品要對人性中的“貪、嗔、痴”有足夠深刻的理解。

如今，我對此持保留意見。

我曾經對經濟學裏的機制設計這個分支非常感興趣，不同的設計機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激勵，從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今天我由衷希望責任重大的科技領袖們設計出更多激勵美好而不是相反的機制。

真誠希望“科技向善”。

十一、

歷史終究會給一代人一個蓋棺定論。

我希望這一代科技領袖的蓋棺定論並不停留在他們今天的形象，他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讓自己的形象比現在的他們更陽光一些。

這需要格局、勇氣，還有智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