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應對皖南事變中學習鬥爭的藝術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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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6日，多達8萬人以上的國民黨軍隊包圍並突襲奉命移動的新四軍軍部所屬部隊90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這是一次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蓄謀已久的反共行動。

　　雖然國共已經達成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是蔣介石始終對共產黨採取敵視與防範態度。而隨着抗戰勝利的前景逐漸明朗，蔣介石越發壓制不住打擊共產黨及其軍隊的衝動。

　　按照國共兩黨協議，獲得國民政府承認的共產黨軍隊分為南北兩部分，北方的是八路軍，南方的是新四軍。八路軍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日軍佔領區，老蔣夠不着，所以他衝新四軍下手了。

一、事變後的形勢判斷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如何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進行堅決的鬥爭，成為擺在黨中央與毛主席面前的大難題。

　　難題具體來説是兩道：

　　一是國共合作是否還要繼續？

　　二是如何做出反擊？

　　為什麼要考慮是否繼續國共合作？因為新四軍遭受的損失實在太大：

　　新四軍軍部所屬部隊9000餘人，除約2000人分散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不幸被叛徒殺害。

　　在獲知損失情況後，黨內許多同志都認為，國共關係已經徹底破裂，要求全面發動軍事攻勢回擊國民黨。

　　事實上，毛澤東在事變前，早已判斷國民黨即將發動大規模的反共戰爭，且“此次決裂即有和大資產階級永久決裂之可能”。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極其憤慨，他電令各地軍政首長充分準備反擊國民黨軍。

　　但毛澤東最終沒有下達發起軍事攻勢的命令。

　　他是如何思考的，並沒有留下歷史資料。但我們可以結合當時的局勢做一個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是要明白這場鬥爭的參與者並不僅僅只有國共兩黨，要全面考慮各方可能的反應：

　　1. 國民黨將可以完全放開手腳攻擊共產黨。以當時國共力量對比，共產黨會遭受非常大的損失。

　　2. 國民黨有可能與日本媾和，共同以反共名義發起對解放區的進攻。蔣介石一直與日本人秘密接觸，就雙方停戰進行過多次談判，只是條件還沒談攏。如果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對日本人做出讓步，達成聯合，共產黨會陷入兩面夾擊之中。

　　3. 國內外其他勢力將無法對共產黨表達支持。如果兩黨軍隊大打出手，國民黨會把國共合作破裂的責任推給共產黨。兩黨之外的其他力量在選擇站位時，必定會從譴責事變製造者轉向勸和雙方，鬥爭的焦點會模糊併發生轉移。

　　總體來看，一旦主動發起軍事攻勢，日本依然是敵人，國民黨從盟友變成敵人，甚至連其他勢力也難給予支持，共產黨將完全陷入被動。這應該是蔣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結果。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對形勢做出判斷：“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後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與蔣介石並不表示決裂”。

　　國共合作不破裂，並非不進行堅決的反擊。

　　1941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指出：對於皖南事件，我們要實行全面的政治反攻，以“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作為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的方針。

　　在毛澤東的親自帶領下，中共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種方式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共賣國行為，聯合各愛國力量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攻勢。

二、堅決鬥爭，成功扭轉局面

　　鬥爭方針已經明確，接着是第二個難題：如何反擊？

　　皖南事變是非常特殊的。其特殊之處就在於蔣介石蓄謀已久，精心布了一個局，而當時新四軍的負責人卻犯了嚴重錯誤，讓敵人抓住了把柄。

　　很多人知道國民黨桂系的白崇禧有一個外號叫“小諸葛”，但是很少知道哪些事能夠讓他配得上這個外號。而皖南事變的發端正是白崇禧出的一個壞招。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方面由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名義發出致朱德、彭德懷、葉挺的電報，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收到電報的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並從已有的五十萬人縮編為十萬人。

　　要求共產黨軍隊大規模移動，還直接削掉40萬兵力，這一紙命令比老蔣圍剿十年的威力還大？這種命令共產黨怎麼可能會聽，這明明是個昏招嘛。

　　其實，這招壞就壞在預判共產黨不會聽令。這樣就能製造出共產黨軍隊不服從國民政府領導，意欲圖謀不軌的形象。

　　可惜小諸葛千算萬算，卻沒算到共產黨完全預判了國民黨的預判。

　　中共中央一方面斷定這是國民黨要發起新的反共高潮的表現，另一方面認為可以將計就計，部分同意命令要求，將新四軍軍部從與國民黨部隊過於接近且不利於展開的皖南，北移到已經由陳毅與粟裕打開局面的蘇南和江北。

　　11月9日，毛澤東起草的以朱、彭、葉、項名義復何、白電，在指出其命令荒謬之處的同時，明確做出讓步，同意新四軍北移。

　　中共中央的答覆體現出團結抗戰的態度，在社會各界，特別是中間勢力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得到廣泛的同情。

　　接下來，只要新四軍按照約定移動，這件事也就點到為止。即使老蔣再想使壞，把新四軍北移路線給日軍通風報信，按當時的局勢，日軍也無法對新四軍主力造成太大傷害。

　　萬萬沒想到，黨中央的命令傳達給新四軍軍部後，竟然被無視了。當時新四軍實際由項英負責，他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拖延執行命令。

　　雖然中央反覆做工作，但項英一直消極對待。

　　這下可把老蔣樂壞了，本以為該散場了，居然還拖進了加時賽。老蔣當即決定再加一把火。

　　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一、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12月31日前開赴至長江以北；二、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941年1月30日前開赴黃河以北。

　　形勢陡然緊張，中共中央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並在12月26日對項英提出尖鋭的批評。

　　面對如此嚴厲的催促，項英還是拖拖拉拉，在過了兩黨約定的12月底期限後依然沒有動靜。一直等到1941年1月4日才開始移動。

　　但是，新四軍移動時竟然選擇了一條匪夷所思的路線：先向南穿過國民黨軍隊的防區，再掉頭向北過江。結果就在穿過國民黨防區時，在茂林地區被包圍和襲擊。

　　項英的行為非常錯誤！他為什麼會這麼做，這裏不展開分析。但是他的決定造成政治上的嚴重後果顯而易見：本來就已經過了期限，還不按照指定方向移動。抓住這兩條，蔣介石集團給新四軍扣上“叛亂”的帽子，其製造事變的行動也被大肆宣揚為“平叛”。

　　皖南事變後，1月17日，蔣介石發佈通令誣衊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並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軍法審判。其目的顯然是要以法律形式坐實新四軍的“叛亂”之名。

葉挺在重慶獄中所穿軍衣（左）所做《囚歌》（右），軍博展出

　　蔣介石用心之險惡簡直就如蔣介石之心！

　　該如何回擊惡人先告狀？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由衷佩服老一輩革命家豐富的鬥爭經驗與迅速的反應能力。

　　17日當天，周恩來就在《新華日報》上憤怒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

　　真是快、準、狠的反擊！今天我們再看這兩段題詞，依然能感受到強烈的力量。

　　快，蔣剛出招，周就迅速回擊。

　　準，精確對準蔣所用招式的命門，用“千古奇冤”直接否定試圖安在葉挺與新四軍頭上的罪名，讓國民黨精心準備還未開場的法律戲碼唱不下去。

　　狠，把國民黨軍的暴行定性為“同室操戈”，以“相煎何急”厲聲質問，將其牢牢釘在破壞抗戰大局的恥辱柱上。同時昭告天下，新四軍將士的犧牲是“死國難”，並不是兩黨相爭。這場國難的發生，是因為有人要向日本侵略者投降，拿新四軍將士的鮮血作投名狀！

　　周恩來在重慶的輿論戰場已經與敵人短兵相接。緊接着，1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佈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宣佈新四軍軍長葉挺“突被親日派陰謀襲擊，力竭負傷，陷身囹圄”，特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着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衞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鬥。”

　　這是與蔣介石命令的針鋒相對。蔣的目的是要把新四軍再次打成非法武裝，而中共中央明確新四軍繼續團結抗戰，為這支重建的部隊賦予了正義性。

《新中華報》刊印的《新四軍將領就職通電》與《新四軍將領聲討親日派通電》，軍博展出

　　以上是對國民黨出招的回應，接下來就是主動出擊。

　　1月2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

　　這篇談話相當精彩！

　　首先，把國民黨的反共行動定性為親日派“借中國人的手，鎮壓中國的抗日運動”，並斷言“中國親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中，為數頗多，日夕煽誘。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計劃乃準備完成。襲擊皖南新四軍部隊和發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不過是此種計劃表面化的開端。”

　　抗日是當前大局，新四軍作為抗日武裝卻被蓄意襲擊，親日派潛伏並控制國民黨黨政軍機關顯然是合理解釋。一旦接受這個判斷，給新四軍潑多少髒水都不過是親日派陰謀。鬥爭的焦點，從蔣介石所希望的法律領域，完全跳轉到民族大義與抗戰前途的討論。

　　接着，用15個步驟列出了“日寇和親日派的整個計劃”。其中既包括了國民黨已經出手的電令新四軍移動、襲擊新四軍、宣佈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等行動，還包括了國民黨將要採取的行動，如尋找藉口宣佈八路軍“叛變”，取消八路軍番號，取消重慶、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進攻陝甘寧邊區，奪取延安等。

　　列舉的這些步驟徹底捆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手腳，只要他們膽敢如此行動，就會自動獲得“親日派”認證。

　　最後，提出瞭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卹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這十二條屬於“喊價”，國民黨不可能完全照辦。但是表明了共產黨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的堅決態度，有利於團結愛國力量，獲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

　　談話發表以後，引起重大反響，深受黨外人士的肯定。國民黨左派紛紛指責蔣介石，華僑首領陳嘉庚等出面發聲，英美蘇直接警告蔣不要破壞國共合作的局面，他們正在歐洲全力和德國死磕，絕對不希望中國戰場鬆勁，讓日本人騰出手來。

　　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這是他動手之前完全沒有料想到的。

　　實在頂不住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攻勢，蔣介石几次派人找周恩來商量妥協辦法。經過反覆鬥爭，1941年3月6日，蔣介石在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大會做講話時，雖然繼續攻擊中共，卻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

　　毛澤東評論蔣介石的這個講話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藉此收兵”。它實際上標誌着蔣介石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被擊退了。這以後，國共關係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三、總結與啓發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的這場激烈鬥爭，中共中央的鬥爭原則被總結為“有理、有力、有節”，在80多年後進行回顧，仍能帶給我們諸多啓發：

　　1. 鬥爭不是江湖爭霸，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清醒判斷形勢

　　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皖南事變，對我方造成極大傷亡，這是一筆一定要報的血海深仇。但是鬥爭不是快意恩仇，不能只靠一腔血勇打打殺殺。否則只會中了敵人的奸計。

　　從當時的實際出發，維持國共合作既是抗戰大局的需要，也是共產黨自身發展的需要。清醒認識，實事求是，根據形勢判斷來確定鬥爭策略，全面考慮各方面因素，做出最有利最正確的選擇。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我國實力雖然已經大大增強，但弱點與短板依然明顯存在，謀取什麼樣的局面對於自身發展最有利，這是考慮當前鬥爭策略時首要的考量。

　　強敵再蠻橫，不到萬不得以不撕破臉，要拖住他，徐徐圖之，爭取時間空間，爭取全世界各種力量的支持。

　　2. 不要進入敵人的預設戰場，必須開闢新戰場

　　皖南事變中因為種種原因，新四軍落入了敵人的圈套。蔣介石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準備在後續鬥爭中將共產黨引入預設的法律戰場。

　　如果在敵人預設戰場反覆糾纏，面對其充足準備很可能處處被動。而黨中央毛主席極為高明地開闢出新戰場：揭露親日派破壞抗日的陰謀。形勢隨之逆轉，蔣介石集團被各方力量指責聲討，疲於應對，我方完全掌握了鬥爭的主動權。

　　今天的形勢也有幾多相似。敵人要擺鴻門宴，拉攏盟友熬了一鍋意識形態與謠言的迷魂湯，打算把我們摁住往死裏灌。我們卻不吃這一套，另開一桌叫上亞非拉小夥伴暢談生存與發展的權力，謀抗擊疫情、一帶一路的大局，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我的戰場我做主，是這場長期鬥爭取勝的關鍵。

　　3. 不爭一時爭一世，要忍耐更要有信心

　　新四軍遭受巨大損失，葉挺軍長被野蠻關押，這些都是敵人制造的仇恨。但是報仇雪恨依靠的是實力，最根本的是要革命力量發展壯大。

　　新四軍重建之後，消除了這支部隊原來存在的指揮不暢問題，開始飛速發展。從1941年到1943年，新四軍主力部隊達到21萬人，地方武裝9.7萬多人，民兵自衞隊96萬人。而皖南事變前，新四軍僅有2.5萬人左右。

　　老蔣枉做小人，沒打死新四軍，反而打通了新四軍的奇經八脈，進而修煉大成金剛不壞，打出了一個還都南京後就蹲在他卧榻之側的心腹大患。

　　解放軍戰爭中，由新四軍改編而來的華東野戰軍創造出“十大奇蹟”，橫掃華東地區反動勢力，為推翻蔣家王朝做出重要貢獻，終於為新四軍及堅持南方游擊戰爭犧牲的將士報仇雪恨。

　　把一切反動派的污泥濁水徹底掃清，這才是真正的快意恩仇！

　　歷史是螺旋上升的，歷史場景總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現。現今我國的企業被無理制裁，貿易戰、輿論戰烽火連天，甚至連扣押人質的濫招也使了出來。

　　許多同志很氣憤，很焦急。

　　但是，經受再多的衝擊也要堅持發展。成天嘴炮報復易，埋頭攻堅發展難！中國當前首要是苦練內功，要使出武林絕學“吸星大法”，把每一次敵人的進攻都吸取成自身內力，運轉周天臻於化境。

　　為了不怕妖魔鬼怪，就要成為妖怪都怕的存在。

　　只有發展好了，只要發展好了，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這場新的偉大斗爭必將由我們取得揚眉吐氣的勝利！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

　　讓他們去説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

　　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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