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不過聖誕節——中國的現代性與拿來主義_風聞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拿來主義》（魯迅）

最近，該不該過聖誕節這個老話題又引起了不小爭論。無疑問的是，長久以來，聖誕節都是與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有着緊密的聯繫的。筆者沒有語言學的相關教育背景，不該也無法在英文原文的詞源上班門弄斧，但是“聖誕節”這個翻譯過來的詞語還是能夠説上兩句的——既是聖誕，那自然就是“聖”（noble、耶穌）的“誕生”（birth）。這麼來看的話，當下許多針對聖誕節的批評乃至於因這種批評產生的結論：“中國人不該過洋節，特別不該過聖誕節”的論調是“合理”(區別於“正確”)的：因為聖誕節是一個宗教節日，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無神論國家，在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時必須警惕乃至禁止宗教元素滲入社會基層。

持這種論調的人確實不少，但事實顯然沒有這麼簡單。在筆者看來，類似的看法在走向極端後就有一種魯迅先生描述的為了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意思。

要説清楚中國人該不該過洋節，特別是該不該過聖誕節，我們先要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當下的聖誕節，到底是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宗教節日。聖誕節最初的起源的確可以追溯到基督徒為了確定“耶穌”到底是在哪一天降生於馬棚的研究。只不過在學術研究領域裏，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化用（拿來）了許許多多的“異教徒”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典故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哪怕是聖誕節——耶穌的誕辰也同樣如此：

4 世紀初, 1月6日是羅馬帝國東部各教會紀念穌降生和受洗的雙重節日、稱為“ 主顯節 ”（E p i p h a n y , 亦稱“ 顯現節 ”即上帝通過耶穌向世人顯示自己）。當時只有耶路撒冷的教會例外，那裏只紀念耶穌的誕生而不紀念耶穌的受洗。後來歷史學家（歷 史 發 明 家）們在羅馬基督徒習用的日曆中發現公元354年12月25日頁內記錄着 : “ 基督降生在猶大的伯利恆 。” 經過研究（瞎 編）, 一般認為將12月25日定為聖誕節可能開始於公元336年的羅馬教會。

12月25日，本是古羅馬多神教祭祀太陽神的日子，這一天是羅馬曆書中的冬至日。在古羅馬宗教中，太陽神是最重要的神。古羅馬人相信它出生在12月25日冬至日，羅馬教會在公元336年開始紀念耶穌聖誕日。他們把12月25日定為耶穌聖誕日，因為他們認為，耶穌基督的誕生，猶如太陽照臨萬物，給世界以光明和生命。

可見，被不少人恐懼乃至恐慌的聖誕節，其本身在誕生的過程中就不只是宗教的————基督教歷史建構家們在確立耶穌誕生日期的時候不可能不考慮到具有普適性的冬至日的影響。除了少數生活在赤道附近與極地地區的人類，地球上絕大多數的文明都對冬天的來臨有着明確的觀感與記載，受這些觀感與記載影響而最終誕生的各地曆法往往都有“冬至”的説法，這也就意味着，基督教的聖誕節在誕生的過程中就受到了民俗領域的影響。

為了使傳教更加容易，聖誕節展現出的是其宗教節日的特殊性與冬天人們渴望家庭團聚，享受一年辛勞成果，期待開春萬物復甦的普適性。這樣的對冬至的歷史記憶固然會因為地區的不同存在具體日期的差別，但這種普適性卻是共通的。**只不過，我們在瞭解這種普適性的同時也要對普適性中藴含的特殊性有所警惕。**在當前錯綜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中，帝國主義不會放棄通過運用這樣那樣的節日進行緊鑼密鼓的文化入侵，如果我們有心的話，我們不難發現不少宗教組織以聖誕節的名義對羣眾乃至兒童進行傳教。對於這樣的行為，我們應當支持政府對其雷霆打擊，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色。

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和基督教關係最為緊密的英國，人們聖誕節的態度在不同的時期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清教徒盛行時期的英格蘭，聖誕節因為酗酒和其他與清教徒教義互斥的不當行為而被禁止。聖誕節因而在英格蘭社會聲名狼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世紀初英格蘭教會開始強調聖誕節的中心在基督教和慈善窮人，考慮到19世紀初正是大英帝國殖民全球，社會矛盾因此尖鋭，貧富差距因此加大的時代，很難説這不是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教會嘗試在新時代綿延下去的手段。

我們現在熟知的，例如聖誕老人一類的聖誕節元素都是誕生於19世紀之後，而這些元素距離純粹的宗教慶典就已頗有距離，更不要説中國商家們遵循消費主義邏輯推出的“平安夜吃蘋果”在基督教角度上有多大逆不道了————基督教經典中，亞當夏娃就是吃了蘋果才被上帝趕出伊甸園，而中國人過平安夜，過聖誕節的邏輯則完全相反。

就好像新中國要採用公曆一樣，在中華民族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確實被動的接受了很多外來性的概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遣詞造句與概念是一種從梁啓超等人所處的那個時代建構出來的“文學”。**這在百年後的如今，也成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鬥爭過程中複雜性的一個重要因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最常見也最容易忽視的一個概念“時間”。具體來説就是“公元”與“世紀”。法國史學家安託萬·普羅斯特説：現代時間帶有不可逆轉的差別；它產生出不可化約為“以前”的“以後”。這是一種豐富多產的時間，它藴含新生事物，從不自我重複，因此所有的時刻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時間產生之前，必有一場觀念上的革命，而這革命不是朝夕之間就完成的。而屬於中國的“現代時間”的形成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清末民初的紀年論爭與變革，促使單向線性時間觀念得以確立，完成了中國“現代時間”形成的革命。與此同時，歷史學的時間意識也因為現代時間觀念的確立而發生劇變。

同樣受困於這一現代性構建問題的日本也有學者注意到過這一點，柄谷行人在其著作《現代日本的話語空間》中這麼講道：基督日曆是意味深長的，儘管它僅僅表現為一種線性的年代表，但是它自身包含的基督教敍事，從外部為其賦予意義。

另外，一百年或一千年這樣的劃分方式，保持着特殊的形式上的意義。如果基督日曆只是線性的年代表，大概就不會發生"世紀末" 的説法。再者，這種日曆不僅使事件含有"世紀末"的意義；而且實際上，它使"世紀末" 這種現象得以生成。退一步而言，即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以百年分期，如 18、19世紀這種觀察歷史的實際狀況，也因此產生了敍事標點。換言之，當我們根據基督日曆進行思考時，我們就被限定在某種思想的體系中，把本土的歷史看作世界性的，而這種"世界性"，使我們忘記了自身所需的話語空間的類型。

甚至不僅是這些對絕大多數人來説比較遙遠的學者們，對於我們來説栩栩如生的“塔利班成為阿富汗新生政權後，原偽軍及附庸大儒們紛紛逃離阿富汗”（喀布爾市民階級尚且和喀布爾城市貧民脱節，不要説文化界，更不要説阿富汗市民階級與阿富汗非市民階級了）也正是這一矛盾的體現，只不過東亞國家裏尚還有中日韓這樣的作為強國從而有主體性來源（日韓有是有的，只不過比起中國來説頗為畸形），支離破碎的伊斯蘭世界要比東亞還存在自我、現代性與西方性三者的衝突。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不是一篇旨在痛斥豬隊友們瞎搞文化自信擴大化的新媒體文章所能論述完畢乃至最終解決的。**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上述的管中窺豹中瞭解到構建當代中國敍事的困難程度與複雜程度。比起過不過聖誕節，《**雄獅少年》、陳漫等人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界（毋庸置疑這些人在當代中國文化界仍然是一種“主流”，不然雄獅少年何德何能有那麼多官方機構出來站台呢？）在這個問題上才是真正的卑躬屈膝與奴顏媚骨。

對於這些人，魯迅先生的評價也同樣是毫不客氣的：**“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卧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不誇張的説，在新世紀的眾多華語電影裏，唯一站在本土性角度提出這個問題並給出一定思考的電影只有姜文導演那部爭議頗大的《一步之遙》。

對於廢物的批判，前有筆者《尚氣：從滿大人到查理陳》的拋磚引玉，後有貓騎士老哥《尚氣之於華裔，就像黑豹之於黑人》的點石成金，又有天書總編的《《雄獅少年》們的傲慢與話術，一次説清楚》。沉思錄在這方面從來是與廢物們涇渭分明的。但同樣，既然有對着敵人的槍，自然也要有指着自己腦袋的槍，批評與自我批評才是新浪潮源源不斷的法寶。

法國哲學家雅克·埃呂爾將宣傳分成短期的“鼓動宣傳”和長期的“整合宣傳”。鼓動宣傳是短期的，主要目的是激起人們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為。整合宣傳則出現於20世紀，旨在製造共識。與鼓動宣傳不同，整合宣傳訴諸理性，讓接受宣傳的個體接受某個既有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而圍繞聖誕節爭議，許多官方或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宣傳機構與宣傳個人依然採取的是短期的、感性的“鼓動宣傳”的策略，而這一策略已經無法在當今社會形成有效的政治動員了。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反對過聖誕節引起的輿論爆點與接踵而來的“三隻松鼠”“雄獅少年”的輿論爆點是有聯繫的。這個聯繫最遲從迪士尼與漫威試圖通過運用輿論壓力使得《尚氣》成功通過審批開始，到今時今日國內外反動份子空前一致的對“三隻松鼠廣告”與“雄獅少年”洗地的文稿。雖然宣傳的效果本身難以量化，但讀者們應該會同意，在“尚氣”一事上，除了部分漫威孝子孝女，認為“尚氣”是反動電影的羣眾佔了大多數，而到了“三隻松鼠”與“雄獅少年”事件上，我們卻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一點“勢均力敵”了，而這之中的關鍵轉折就在於最近由於泛官方媒體引發的“中國人過不過聖誕節”的政治議程。

在這點上，泛官方宣傳羣體因為過去的成功從而習慣於缺乏深刻與理性的論述而訴諸於短期的情感宣泄，以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將志願軍粉碎“聯合國軍”聖誕節攻勢的史詩拿來做自己工作失誤的擋箭牌。不能夠理解和體諒當前中國人想過聖誕節的真正原因：年末了，聖誕節相當於元旦的預熱活動（同樣，對於中國人來説元旦也是春節的預熱活動），飽受新冠疫情摧殘多年的人們想要在冬至（區別於具體的冬至日，表冬天這一整個集結）的時候有一個由頭做一些令人開心的事情（比如吃飯唱k）。在這個討論過程中，正是一些媒體和個人的極端言論，引起不少路人的反感，讓普通人對持有這種態度的人產生懷疑，並最終在接踵而至的“雄獅少年”們的話術中動搖自己的立場。

正如小約翰可汗發佈於12.26日的新一期《硬核狠人》評論區下一位B站用户説的那樣：講好中國故事，不一定要講中國故事。同樣，過好中國節日，也不一定要禁止外國節日。筆者以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的選段作為題記來開篇，也讓筆者繼續以《拿來主義》的選段作為“豹尾”來結束吧：

他佔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茅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揹着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羣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