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女官員為什麼遠離了“善治”_風聞

有理走遍天下，不適合山東平度。

在熱搜就是高音喇叭的時代，平度雲山鎮黨委書記王麗的一段錄音，讓網絡成了社會聲討的直播間。

平度市此前所有的宣傳加在一起，都不如王麗書記這段錄音的效果更加深入人心。

從王麗事件可以看出，基層社會的風險堆積和外溢，會帶來了更大範圍的信任危機，極大損害ZF權威，讓整個社會秩序都面臨着衝擊。

鄉村治理關乎政權的合法性再生產。當“內卷”來襲，“紅利”逐漸消退，利益衝突加劇。地方政府在基層治理方面，無論理念，能力和手段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幾千年來追求的基層治理理念，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善治”。

“善治”就是多元的社會羣體都能滿意和接受的治理模式。為人民服務就是“善治”的高度昇華。官員與底層民眾的二元對立，絕大多數是在這方面出了問題。

在基層當官很容易，但是當一個好官真的很不容易。簡單説，一個懂得“善治”的鄉鎮領導者可以當好一個縣長，但是一個縣長未必能當好鄉長。

拿破崙説過班長是軍中之父，鄉鎮的領導者在我們的政權中具有同樣的意義。當然，前提是他們擁有“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特徵。

“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基層工作是領導藝術的必修大學，豐富的基層經歷是達到“善治”的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條件是視人民為上帝的情感。

你要代表羣眾，最起碼的前提是他們要認為你是自己人，能夠走近你，否則你就無法代表他們。

基層工作的特點是小道理管着大道理。無論小道理還是大道理，都需要用樸素的語言和貼心的行動去表達。王麗書記的那句“我有一百種方法去刑事他兒子”，確實很有鄉土味，有很濃的“黑話”性質，也很有威懾力，但不會有親近感。

有一位曾經長期在鄉鎮工作過的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他在當鄉長時，有一個村子的村民抱團欺負一户外來户，事態發展到外來户準備以命相搏。我的這位朋友問我，假如是你的話你會如何處理。我也想了幾條對策，比如找雙方調解，比如公安介入，比如……

這位朋友哈哈一笑，嘲諷我説，在農村，最愚蠢的事情就是面對沒有道理的糾紛講道理。

最後他告訴我，他的處理方法很簡單，就是到那個外來户家裏吃了一頓飯。其他人一看鄉長居然到這家吃飯，原有的囂張馬上收斂了很多，外來户緊張和對抗的情緒也得到了舒緩。雙方都退到了對方能夠接受的底線之內。

高超的藝術來自深厚的情感。這位朋友當時説的一句話，我認為應當成為基層官員的座右銘。他説，“農民是最善良的，你給他一分尊重，他就能回報你十分的寬容”。

必修要承認一點，王麗絕對不是這種現象中最惡劣的，倒黴的是她運氣不好被錄了下來。她的遭遇證明了一個定律，弱勢者的權利和尊嚴得不到保障，強勢羣體的日子也不好過。

現在基層治理特別是農村越來越呈現“威權性人格”，越來越有城管的味道。很多地方的農村基層，已經成為“沒有硝煙的主戰場”。這樣的行政倫理，使“羣眾路線”徒具口號的特徵。

王麗有王麗的難處和苦衷。王麗本身不是問題的製造者，肇事者另有其人。當阻止進京上訪事實上成為考核指標時，阻止這種行為就成了王麗必須履行的職責。

這一事件的警示意義在於，原有的治理理念，已經不適用幾十年來顯著變化的基層社會矛盾。曾經的治理手段不但低效無能，還面臨着失效的風險。

一邊是治理手段越來越單一化、強制化；一邊是公序良俗、道德約束、輿論壓力等多元行為主體越來越成為顯著的短板。雖然不再追求GDP指標，但是包括阻止進京上訪等更多的考核任務同樣壓力山大。當基層缺乏必要的工具時，也就只能動員政府力量和專政工具才能完成任務。

長時間的這種套路和模式，形成和固化了基層官員的管制思維。很多社會管理，在他們那裏都成了自上而下的控制。當人數劣勢的官員依靠國家機器同大眾對峙時，為了讓上級滿意，他們採取剛性手段，過度矯正的現象就無法避免。

尊重人民的主體性，重構權力倫理，這是“善治”的根本前提。只有再造“公僕”意識，讓官員們認識到老百姓才是“父母官”的父母，必須永遠在人民面前保持謙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達到“善治”一定要有制度的力量。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平正義，能不能當家做主，不能僅僅靠官員們的操守和良知。在加強中央權威性的同時，必須要使各利益集團有公平博弈的平台，不能總是讓民眾“自力更生”解決問題。

這個事件中最令人傷感的是上訪人孩子説的那句話，“爸爸被壞人抓走了，還能不能回來”。童稚眼中的平度，不應該是這種顏色。

“維穩”已經被詬病得千瘡百孔。穩定不能是對社會不公正的默認，更不能以底層民眾的痛苦和尊嚴作為代價。缺乏公平的穩定只能積累更多的危機，在適當的時候迸發出來。

王麗應當受到譴責，處理一個基層官員也很容易，但是隻有堵住官民對抗的源頭，基層的施政亂象才不會繼續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