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都説絕不能籤的賣國條約，大清官員是怎麼跳進去的？_風聞

大家好，我是傅正。

前一個系列我講過，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直接助長了我國的西北邊疆危機。我們已經見識了帶英帝國為了保住阿古柏偽政權是怎麼滲透清政府的內政外交的。公平起見，我們也得見識見識沙俄是怎麼操作的吧。

行！這個系列安排上，我專門談一談中俄伊犁談判。**俄國是如何不費一兵一卒，就輕而易舉地獲得清朝大片領土和大批經濟特權的。**看完這個系列你就更加清楚，那些所謂“洋務派”的洋務水準究竟低到了什麼地步！我曾經在網上看到有人居然給崇厚洗地，説崇厚還是很有見識的，説他出使俄國的途中認識到了鐵路的作用，希望中國也建鐵路。

這算什麼？你兒子跑到同學家玩一趟，回來還知道同學家的玩具好，要讓你買買買呢！哦，洋務運動只是買買買嗎？我們當然可以用這麼低的標準去要求晚清洋務派，對他們“同情的理解”。但不好意思，西方列強的標準不會這麼低，更不會同情地理解那些晚清洋務派。洋務派就這種水平，只有被列強玩得團團轉，對崇厚是如此，對李鴻章也是如此。

言歸正傳，我先介紹一下相關背景。

眾所周知，沙俄殖民者對於我國新疆的野心由來已久。1857年，也就是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的頭一年，兩名俄國探險家瓦里漢諾夫（Valikhanov）和西蒙諾夫（Semenov），就分別考察了喀什噶爾和天山地區。也就是在這一年底，西西伯利亞總督加斯福特將軍（General Gasfort）在年度報告中赤裸裸地宣稱：

把喀什噶爾從中國獨立出來置於俄國的保護之下，將會給當地人帶來巨大的好處，……我們應該使自己成為中亞的主人，我們還應該儘可能控制所有的可汗，這將有助於我們向前推進。

這份野心在短短七年以後，就變得迫切起來。

大家都知道，俄國曾通過1851年《伊塔通商章程》和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在我國西北地區攫取了大量貿易特權。然而，1864年新疆動亂、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恰恰打擊了這些貿易特權。

按照英國人路易斯·弗雷希特林的估算：1854—1866年俄國平均每年向中國輸出的商品價值達750萬盧布，1869年降到470萬盧布，以後又連年下降。更令俄國人感到不安的是，原本在中國西北地區沒有經濟特權的英國佬反而大賺一筆。弗雷希特林接着指出：

原先從絲綢之路運往俄國的茶葉，現在已改由海路先運到印度，再由陸路商隊把它們經過阿富汗運到俄國的各個中心地區。……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把茶葉從中國經海路運到黑海各港口就成為歐洲航運企業家一項賺錢的買賣，而在此之前，這些茶葉都是從陸路運輸的。到1870年，中俄陸路貿易已經降到一個很小的規模。

為了保住俄國在中國西北地區的貿易通暢，1871年5月，沙俄軍隊武裝入侵新疆北部地區，7月正式佔領了伊犁，理由是代中國保管伊犁。按照俄國人的如意算盤，最好清軍跟阿古柏打得難解難分，雙方長期對峙。這樣俄國人就可以長期“合法地”佔領伊犁。但沒想到阿古柏的軍隊這麼不禁打！

1875年4月7日，左宗棠在肅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肅省酒泉市召開誓師大會，這標誌着收復新疆的戰爭正式開始。次年4月中旬，清軍分兵三路發起全面進攻，僅僅一年半時間，即1878年1月2日收復和闐，就基本解放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新疆的解放意味着俄國人佔領伊犁的藉口失效了。我們是時候從俄國人手裏要回伊犁了。問題是，清政府派誰去負責這項工作呢？——崇厚！

下面請大家準備好降壓藥。

崇厚，全名完顏崇厚，字地山，滿洲鑲黃旗人，河道總督完顏麟慶次子，刑部尚書完顏崇實之弟。關於這個人，英國人巴夏禮爵士説“他無論如何要比一般中國官員有禮貌”，美國外交官衞三畏説他“資質異常愚魯”。我相信，巴夏禮説的“有禮貌”和衞三畏説的“異常愚魯”是一個意思。

就這樣一個在西方人看來對外交問題完全是外行的完顏崇厚，怎麼會被清政府委以重任，要他負責伊犁談判呢？原因大家都懂，這純粹是狹隘的民族本位思想作祟。為了在漢族地主階級面前爭回顏面，清朝最高統治者非常非常重視這次崇厚出使俄國。

1878年6月22日，朝廷下旨召崇厚來京，任命他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不到一個月後，7月20日，朝廷再下諭旨：“賞戴雙眼花翎、頭品頂戴、太子少保、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左侍郎崇厚前經派充出使俄國大臣，着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

我們注意這個頭銜——“全權大臣”，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全權代表，這是清政府為了方便崇厚出使俄國，而給他特設的頭銜。再一個月後，8月25日，朝廷又“賞出使俄國大臣崇厚內大臣銜”。兩個月內，三加頭銜，看得出皇太后老佛爺是多麼多麼希望崇厚能爭一口氣了。

可惜事實證明，這次任命是災難性的，以崇厚的智商還理解不了什麼是“全權大臣”或“全權代表”。後面我們會看到，他完全濫用了“全權大臣”這個身份。

巧合的是，在授予崇厚“內大臣銜”的當天，也就是1878年8月25日，朝廷還任命了“候補京堂”曾紀澤賞戴花翎，以接替郭嵩燾，擔任出使英國、法國欽差大臣。崇厚、曾紀澤兩人同時接受任命，也幾乎同時出發。

10月18日，曾紀澤抵達上海，準備經由上海坐船前往歐洲。十一天後，10月29日，崇厚也抵達上海。十天之內，兩人在上海三次會面。我不知道曾紀澤是怎麼跟崇厚聊起將要進行的中俄伊犁談判的，但可以肯定，當時的曾紀澤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會為怎麼給崇厚擦屁股而傷透腦筋。

不知道大家看出點什麼問題沒有？曾紀澤出使英法兩國，從上海出發走海路，很正常。但崇厚出使的是俄國，而且為的是收回伊犁，怎麼也跟曾紀澤一樣從上海出發走海路呢？

崇厚這個路線，當時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比如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就上摺子批評崇厚：説他是去俄國談判伊犁問題的，卻不知道經過新疆走陸路前往俄國，不知道先去考察新疆形勢，不知道先徵詢左宗棠、劉錦棠、金順等前線將領的意見，“不睹邊塞之實情，不悉帥臣之成算，胸無定見而遽蹈不測之地，將一味遷就乎？抑模稜持兩端乎？”

事實證明，張佩綸不幸而言中了。其實不只崇厚本人“胸無定見而遽蹈不測之地”，就連總理衙門也對“俄國人可能會提出什麼條件”，“該怎麼討價還價”等至關重要的問題毫無預案。領導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還十分自信地表示，**“俄國即得通商、分界之益，伊城應即交還，即所索償款，諒不至肆意多求。”**他真當俄國人是傻白甜啊！

想想當年恭親王奕訢簽署《中俄北京條約》，不放一槍就白白割讓給俄國40萬平方公里土地。你可以看出，他從來都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接受過教訓！

崇厚在1878年12月31日，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二十天以後，也就是1879年1月20號，崇厚正式向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遞交國書。這份國書寫得就很奇葩，它是怎麼寫的呢？上來就説：“大清國頭等欽差全權大臣崇厚，奉本國大皇帝諭旨來貴國，一為通好，敬禮貴國大皇帝；二為修約。”

崇厚是來索回伊犁的，但整篇國書隻字不提本次出訪的目的，卻大談特談什麼通好、修約，你就知道清帝國的外交部門是有多麼糊塗了。

俄國人一看，行，是你自己不提接收伊犁的對吧，那就別怪我們在這上頭做文章。

俄國方面是怎麼做文章的呢？

按照道理來説，交還伊犁和修訂新約完全是兩件事情。俄國人當初就説得很明白，他們只是幫清政府代為保管伊犁，只要清政府控制新疆局勢，伊犁就會交還。這跟修不修約沒有關係，不管中俄兩國有沒有修約、怎麼修約，中國人都有理由要回伊犁。

但崇厚遞交的國書卻完全不提收回伊犁的事情，這就相當於把設置議題的權力拱手讓給了俄國人。俄國人就利用這個機會把伊犁和修約這兩件事情綁定在了一起，甚至在談判的過程中把伊犁當作魚餌或人質，不斷拿伊犁誘使清政府出讓儘可能多的權益。

總之，沙俄與清政府，一方裝傻，一方真傻，中俄伊犁談判就這樣渾渾噩噩地拉開帷幕了。

我們注意，俄國人之前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柏林會議頭上，根本沒工夫準備跟中國的伊犁談判。

而且當時的俄國首相兼外交大臣戈爾恰科夫親王身患重病，不能理事，外交部由他的女婿，即副外交大臣吉爾斯暫時執掌，各種交接還沒有完成。毫不誇張地説，崇厚的到來是打了俄國人一個措手不及。

為了儘可能地拖時間，讓本方做好準備，俄國人極為熱情地款待了崇厚，不是大宴小宴不斷，就是陪着他到處遊玩。

中國方面但凡有點經驗，就應該明白天底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就應該抓住時機，通過各種方式迫使俄方趕快開啓談判，爭取掌握談判的主動權。

但崇厚呢？他十分享受俄國主人的“熱情款待”，終日鶯歌燕舞，好不快活。用上海社科院湯仁澤研究員的話説，“初到俄國的崇厚被‘熱情’和‘友好’衝昏頭腦，防範鬆懈，哪裏還顧得上俄人的‘陰鷙狡詐’和侵華陰謀。”

崇厚足足在聖彼得堡玩了兩個月，即1879年3月16日，俄國御前特別會議才基本敲定了伊犁談判的方針，就是我剛才講過的，拿伊犁當誘餌，狠狠敲詐中國一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7號，俄國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召見崇厚，正式聲明：“俄國允還伊犁，雙方可商辦交收清界章程”。崇厚聽後大喜，當場答應允許俄國修改通商條約，允許補償俄軍管理伊犁的費用。

當天，崇厚就以電報的形式奏告朝廷，稱俄國方面“尚無圖利之心”，“將彼此大意聲明，則定章交收迅速矣”。這個糊塗蛋壓根兒聽不懂吉爾斯的話是什麼意思！按理説，當初俄國人佔領伊犁及其周邊多少土地，就應該交還多少土地，之前的國境線在哪裏，交還後還應該在哪裏，還商辦什麼“清界章程”呢？俄國人主動提出清界，那不就是要刮你一塊土地嗎？

為了利用好這個機會，狠狠訛詐清政府，俄國人調回了熟悉中國官場之道的駐華公使布策，這人又翻譯為“畢佐夫”。總之，布策回到聖彼得堡，專門對付崇厚。

這邊崇厚是怎麼應對的呢？6月18號，崇厚向國內奏報談判的情況，我摘錄幾句念給大家見識見識，崇厚説，俄國人**“每遇交涉之事，惟以誠意相孚，故其君臣亦各相待如禮”，“其國君臣稔知朝廷以和為念，簡派臣前來修約，深為欣悦”**。

關於最要緊的接收伊犁問題，崇厚是這麼説的：**“俄國論者，鹹謂必不可還，而本國君與外部敦崇睦誼，故有是舉。”**你聽聽這番話，俄國輿論主張堅決不要歸還伊犁，還多虧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外交部重視跟中國的友誼，才決定交還伊犁。他崇厚該是多麼體諒俄國君臣啊！

接下來的一句話更氣人，崇厚説，**“特交還後，力量不免稍弱，故不得不稍寬其界，以為自固疆圉計，顧為地實屬無幾。”**你聽這話氣不氣人？沙俄帝國主義明擺着想不費一槍一單就割走伊犁周邊大片領土，到了他崇厚嘴裏，居然變成了“稍寬其界”、“為地實屬無幾”。

據説普京有句名言，俄羅斯雖大，卻沒有一寸土地是多餘的。國家領土何其珍貴，他崇厚居然覺得割就割一點唄，反正割讓得也不多。更何況俄國人哪裏是“稍寬其界”？他們這一寬，就不知道幾萬平方公里土地進賬了。

我原來一直納悶，崇厚這樣的人是怎麼混成高官的？後來意識到這人其實不蠢，他崇厚要是不這麼奏報，朝廷怎麼會覺得他有能力呢？他崇厚要是不強調俄國君臣如何如何“恭順”，朝廷又怎麼會允許他早日簽約早日回國呢？反正“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真正瞭解邊疆地理情況的人才有幾個？哪輪得到這些人説話？到時候不就糊弄過去了嗎？

應該承認，崇厚這番避重就輕的樂觀奏報，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它成功地把總理衙門搞得一頭霧水。總理衙門不瞭解前方談判的具體情況，也就只能以非常非常模稜兩可的方式報告給朝廷。比如有份報告就寫成了玄學，我給大家念一下：

俄人久據伊犁以為要挾，無非為貪佔便宜起見，我不予以便宜，伊城必不肯交還，此理之顯而易見者。然以便宜與交還較，果能相值，固計之得也；即或不值，而尚不至於不值之外，仍有可虞之事，則計雖未為得，而尚不得為失也。

把這番話翻譯成今天直白的語言，就是：俄國人肯定是要賺點便宜的，但要賺多大的便宜？不清楚；我方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不清楚；我方得到的回報能不能抵得上付出的代價？還是不清楚。總之，最多我方吃點虧，但不會出什麼大事。這不是一堆廢話嗎？

可以説，清朝的決策部門既沒有預判對方的要求，也沒有對最壞的情況作出預案，甚至沒有制定本方的談判策略。談判都談到這個份上了，真是失敗透頂！

不過總理衙門畢竟遠勝於崇厚之流，最起碼總理衙門憑藉多年的經驗，非常清楚西方殖民者非常善於抓住條約細節上的漏洞或執行上的疏失，大做文章，一再提出更過分的要求。因而總理衙門提醒朝廷，“恐其藉口償款未給，而於伊城交還仍是有名無實，此亦事之不可不為長慮者也。”

這個提醒很快變成了現實。1879年6月30號，俄國再次召開御前特別會議，最後敲定了交還伊犁的價碼。這些價碼除去五百萬金盧布的補償款以外，還包括了西北邊界劃分和通商貿易等多個方面。7、8月間，總理衙門陸續收到由俄國寄來的新分界地圖和《新議通商章程十七款》，一下子感到事態遠比想象得嚴重。

它在給朝廷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俄國人划走了伊犁西、北、南三個方向的領土，尤其是划走了南面特克斯河流域，直接砍斷了從伊犁前往南疆八城的交通線，我們即便收回這樣一座孤城又有什麼用呢？

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總理衙門快馬加鞭，將各種文件飛速寄給陝甘總督左宗棠。左宗棠看到俄國方面提出的條件，大吃一驚。他嚴厲地駁斥了俄國方面的要求。

就劃分邊界而言，左宗棠是這樣講的，**“至交還伊犁須交還全境，不獨全境以內不容其侵佔留住，即境外宜多留隙地。”**總之，要拿就全部拿回來，絕沒有隻拿回一座空城，而把城市西、北、南三面都割讓給人家的道理。

就通商貿易而言，左宗棠也指出，俄國人**“蓋欲為俄商廣貿易之路，而不為華商留一生機也，此何可許？……意在盡茶絲之利歸之俄商，盡陝甘、新疆之利並之俄國”**。總之，俄國人是想壟斷西北地區的商業，把廣大的中國西北地區統統都變為它的經濟殖民地。

總理衙門在接到左宗棠的覆函之後，當即上奏朝廷，痛陳利害。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才基本確定了對俄談判的大體目標：一、絕不割地，二、儘量少讓商務。

按照正常的邏輯，這時崇厚應該清醒一些了吧？然而並沒有。我不知道是他崇厚在聖彼得堡玩膩了呢，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總之，在總理衙門收到左宗棠覆函僅僅半個月後，崇厚突然決定全部答應俄國人的要求。

於是，俄國人震驚了，他們原來還想着，我這邊先開個高價，中國人怎麼地也得還還價吧，你來我往，幾輪討價還價下來，就算中國人砍價砍一半，我還能大賺了一筆。沒想到啊沒想到，中國人居然連價都不還，一口氣都答應了！人間土豪了！

崇厚真是爽快到極點了，快到什麼地步呢？快到俄國人都沒做好籤字的準備，談判就結束了。這不是我瞎説的，而是俄國人自己講的。8月31日，俄國外交部高級幕僚若米尼在給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的信中，就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口吻説道，“中國人要求在星期六就準備好簽字用的條約正本，可是我真沒有把握能夠作到這點。”

9月22日，崇厚以電報的形式報告總理衙門，説現在各項約章已經準備妥當，我決定明天就起身前往黑海簽字畫押，簽完字就回國覆命。並附上了條約文本的摘要，一同發給了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在接到崇厚的電報後，炸鍋了，趕緊將條約的複製本發給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沈葆楨、陝甘總督左宗棠、伊犁將軍金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等人，徵詢對策。

所有這些人在接到總理衙門發來的十八項條款之後，做出了一致的判斷：絕對不能簽字！

按照正常的情況，劇情發展到這一步，都是崇厚在準備簽字時，被朝廷緊急叫停，然後俄國方便發一通牢騷，説“你玩我啊”，然後繼續談判，對不對？

然而崇厚註定是一個不走尋常路的人，我實在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着急，竟然在沒有得到中央答覆的時候，就自作主張，完成了全部簽字儀式。

但是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崇厚覺得我不是全權代表嗎？全權代表不就是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嗎？不就是自己一個人説了算嗎？但縱觀現代外交史，哪有這樣的全權代表？全權代表又哪裏是這個意思？

總之，1879年10月2日，崇厚代表中方與俄國方面正式簽訂了《交收伊犁條約》，該條約又稱為《中俄條約十八條》。一同簽訂的還有《陸路通商章程》、《璦琿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等附件。所有這些條約及附件合稱中俄《里瓦幾亞條約》，當時國人則把它稱為“崇約”。

通過這些條約，俄國不費一兵一卒，甚至連武力威脅都沒有使用的情況下，就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大片領土和大批經濟特權。這些領土包括位於伊犁西邊的霍爾果斯河以西、位於伊犁南邊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位於塔爾巴哈台地區的齋桑泊以東。

商業特權則包括：

一、在蒙古、新疆全境俄國商品全部免税。

二、在中國西北、正北和東北三個方向增開三條商路**：第一條商路從新疆經嘉峪關、西安或漢中至漢口；第二條商路從科布多至歸化（今呼和浩特），經張家口轉天津；第三條商路從庫倫至尼布楚，進入黑龍江流域。**通過這三條商路進入中國內地的俄國商品，要比其他的外國商品減少三分之一的進口税。

三、開放松花江航道，並在嘉峪關、烏魯木齊、哈密、吐魯番、古城、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七處地方增設俄國領事。

怎麼評價崇厚的所作所為？法國漢學家高第的回答很簡單：“崇厚一定神經錯亂了，才會簽下這樣一個條約。”

毫不誇張地説，如果這份條約得到認真執行，中國將不僅損失大片領土，整個長城以北都會淪為俄國人的勢力範圍。

我曾説過，表面風平浪靜的同光中興，底下恰恰暗流洶湧。“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像抗日戰爭那樣擺在枱面上，誰都可以看得見。這些危機恰恰是不那麼顯眼的，但它們同樣足以致命。在這關鍵時刻，歷史將會往哪個方向走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