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最終，我們將如何走出新冠？_風聞

當地時間20日，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瓦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22年我們必須終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數據表明，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傳播速度快於德爾塔毒株，新冠疫苗接種者、感染康復者都有可能感染該毒株。疫情不僅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還影響了其他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服務。

2021年12月24日，一名參加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的考生在西安胡家廟地鐵站採樣點接受核酸檢測。圖｜新華社

譚德塞指出：“所有國家需要投資預防未來這種規模的災難，並加快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一隅不安，舉世皆危。兩年過去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反覆不斷。

這給本地疫情已獲得控制的國家留下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最終，我們將如何走出新冠肺炎疫情？

文 | 唐金陵 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講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榮休教授

李立明 北京大學公眾健康與重大疫情防控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任主任

編輯 | 王乙雯 瞭望智庫

本文已獲得作者和《英國醫學雜誌》授權，編譯自《英國醫學雜誌》“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策略與經驗”專輯中的文章《公共衞生措施對控制新發傳染病的重要性》，內容有增減。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唐金陵教授與北京大學李立明教授認為，儘管人們對疫苗和藥物津津樂道，但公共衞生措施仍然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來新發傳染病的決勝性武器。

科學的進步源於人類對新觀念、新方法和新技術追求的激情。這個激情使科學技術成為人類建造中最成功的一個，但它同時也塑造了一種“新比舊好”的文化。在這次新冠大流行中，對新技術的偏愛影響了我們對傳統技術的正確判斷。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疫情伊始所説：在應對這場瘟疫的準備和計劃中，我犯了和很多人一樣的錯誤、帶有同樣的偏見，認為沒有疫苗和特效藥，我們怎麼能控制住這場世紀瘟疫？新聞中充斥着這種悲觀無奈的聲音。[1]然而，中國利用傳統的公共衞生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

1

公共衞生防控措施

在遏制早期暴發中的決定性作用

當新冠這樣的新發傳染病暴發時，疫苗和特效藥不會立刻成功。唯一可以馬上用來控制疾病傳播的方法是已經用了幾百年的公共衞生措施。**公共衞生措施主要是用來：控制傳染源、阻斷傳播途徑，以及保護易感人羣。**早在20世紀中葉，即疫苗和抗生素廣泛使用之前，人類利用公共衞生措施已基本控制了傳染病。[2]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些公共衞生措施常被叫做非藥物干預措施，具體包括：戴口罩、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如關閉學校、娛樂場所和公共活動場所）、限制大型聚會與旅行，等等。[3]而且，在核酸檢測和移動通訊等現代技術的輔助下，公共衞生措施變得更加快捷、精準和高效。

2020年4月8日，乘客在“解封”後的武漢漢口火車站排隊進站。圖｜新華社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中國正是依靠公共衞生防控措施控制住了早期的暴發疫情。

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國性行動始於2020年1月20日，首先將新冠肺炎納入乙類法定傳染病（如麻疹和脊髓灰質炎），並立即按照應對甲類傳染病（如鼠疫和霍亂）的要求開啓了公共衞生應急行動。2020年1月23日，作為中國疫情的中心，擁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開始“封城”，成為全國進入公共衞生應急狀態的標誌性事件。因此，武漢“封城”不是一件單一的事件，而是一套全國性的、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嚴厲的公共衞生防控行動的組合拳。[3，4]

在這些嚴厲的防控措施之下，疫情上升的勢頭很快得到了扼制，全國每日新發病人數開始掉頭向下（圖1）。但是，因為新冠病毒有6天的潛伏期，所以防控措施的效果不會立即顯現，疫情的高峯不會發生在1月20日，而是在1月26日前後。自1月26 日起，中國每日新發病例數開始持續下降，並在3月底達到零新發病例的狀態。

中國早期的公共衞生防控措施的效果究竟有多大？早前，《柳葉刀》雜誌一篇流行病學數學模擬研究顯示，如果病毒的傳播和人羣的流動沒有受到阻礙，武漢疫情的發病高峯預期會發生在2020年4月底，高峯那一天預期會出現3萬新發病例。[5]實際上，武漢疫情的高峯發生在2月2日，那天只有1967例新發病人。這個研究結果顯示，武漢的防控措施抑制了高峯日93%的新發病例，並將疫情結束的時間比預期提前了兩個月。後來的模擬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防控措施抑制了武漢95%的病例。[6，7]更有研究顯示，武漢的“交通限制”措施，抑制了世界其他國家2020年3月以前80%的病例。[8]

2020年4月以後，中國陸續發生了幾十次由境外輸入引起的疫情小規模暴發，而我們對每一次暴發的快速撲滅，都是一次對公共衞生措施效果的證明。

2

公共衞生措施抗疫作用的其他證據

由於文化和防控目標的不同，不同國家公共衞生措施的實施力度大相徑庭。戴口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證據顯示，戴口罩可以預防呼吸道傳染病，在中國它被用作重要的防控措施，但在許多西方國家卻一直存在爭議。[9，10]因此，基本上一個國家疫情的嚴重程度與它的防控措施力度成反比。比如，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公共衞生措施很嚴厲，因此疫情都控制在很小規模。相反，英國和美國，很難限制人們的行為，則造成了幾千萬人感染和近百萬人死亡。

2021年4月2日，戴口罩出行的香港市民。圖｜新華社

在公共衞生措施隨時間明顯波動的地區，也是觀察公共衞生措施效果的好機會。例如在中國香港，疫情的起伏與當地防控力度的高低幾乎完美一致（圖2）。[11]當防控措施放鬆時，疫情很快就跟着上升；相反，當防控措施加緊時，疫情很快就跟着回落。**還有研究顯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衞生措施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同時期嚴重呼吸道感染和死亡的發生率。**這些證據進一步證明了公共衞生措施的有效性。[12—14]

3

新技術也做出了明顯的貢獻

**新技術在疫情防控中也做出了明顯的貢獻。**例如，核酸檢測可以更早、更準確地診斷病人；可以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對阻斷傳播有極大的幫助；還可以用來優化病人的住院時間，疏導和管理人們的外出旅行，從而減少疫情對個人帶來的不便以及對社會和經濟的衝擊。

2020年3月17日，江蘇常州一家新冠肺炎核酸檢測醫學檢驗實驗室。圖｜人民視覺

**數字技術也大有幫助。**例如，互聯網加速了病例的報告，計算機用來模擬疫情的特徵和發展，使決策者可以及時、迅速地評估和調整防控策略。再如，移動電話不僅可以提高追蹤和管理密切接觸者的效率，也可用於遠程諮詢醫生以減少因訪問醫院而存在的感染風險。

新技術使得公共衞生措施更加快捷、精準和有效，但新技術更多是輔助性的。沒有新技術，公共衞生措施仍然可以發揮作用。**中國的策略和經驗證明，在核酸檢測和移動通訊等新技術的輔助下，即使沒疫苗和特效藥，傳統的公共衞生措施就可以把一個高度傳染的新發傳染病消滅在局部，避免大流行的發生。**不僅如此，公共衞生措施的勝利還為疫苗的開發和批量生產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新冠肺炎疫情已進入新的階段，疫苗接種成了各國疫情防控的決勝因素。然而，僅靠疫苗不可能徹底控制住這場世界大流行，因為疫苗的保護率不是百分之百，接種率也遠非百分之百。加之突破性感染時有發生，而且疫苗保護力隨時間不斷下降，預防變異毒株的效果更存在未知數。**在這樣的情形下，**公共衞生措施還是那個可以為不同防控政策提供調整和騰挪空間的決定因素。

4

一個醫學思考：“新”一定比“舊”好？

在應對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緊急情況時，“新比舊好”的文化會影響我們對老技術的信心。中國的經驗清楚地表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老的公共衞生技術不僅適宜，而且十分有效。

2020年4月16日，武漢市民在前進二路卡點掃健康碼出入小區。圖｜新華社

對於醫學實踐，新技術並不一定總意味着效果更好。

由於醫學對新技術的熱衷，大量新的診斷和治療技術不斷湧入醫學實踐。這些技術包括：發現早期癌症的技術、測量同一臨牀狀態的不同方法、預測轉歸和指導治療的生物學標誌物和人工智能、微創手術技術、新藥物，等等。但是，新技術並不註定比老技術或標準技術更好，有時可能會更差。表1列舉了幾個著名的實例。

表1 新技術並不比老技術或標準技術更好的例子

一項德國的研究結果更有普遍意義：2011-2017年間一半以上進入德國醫療體系的216種新藥，沒有證據顯示它們可帶來更多的好處。[21]最近一篇BMJ文章也指出，1992年美國FDA加速新藥審批程序以來，在253種新獲批的藥物中，有近一半（即112種）沒有證明臨牀上是有效的，其中四分之一（即24種）已經上市5年以上，有些已經用了20多年。[22]

**醫學還有個新教條：早診斷早治療一定更好。**因此，大量新技術都是為了早診斷而開發的。然而，一種疾病的早發現和早治療是否真的對病人有益，經常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研究才能弄清楚。這給很多無效的技術進入醫學實踐提供了機會，並被廣泛使用幾年甚至幾十年。

例如，近些年分子診斷髮展很快，但部分由於監管不嚴，很多進入醫學實踐的技術都沒有證明臨牀上是有效的。[23]以前列腺癌篩檢為例説明問題。1980年以前，絕大部分實體腫瘤只能依靠症狀、體徵和影像來發現。1971年，科學家發現了前列腺特異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激發了人們對前列腺癌篩檢的極大熱情。1980年代，PSA被視為一種安全、快速、簡便、便宜的癌症篩檢方法逐漸進入了醫學實踐。1994年，美國FDA正式批准PSA與數字肛檢聯合可用於前列腺癌的篩檢。截至2000年初，75%五十歲以上的美國男性都做過PSA檢查，而且美國90%的前列腺癌病人都是通過PSA檢查發現的。然而，2012年，一項隨訪了13年、包括76685人的隨機對照試驗證明，PSA篩檢無效、不能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24]

前列腺癌篩檢並非特例。一項總結了39個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綜述顯示，目前存在的針對19種疾病的篩檢方法真正有效的不多，大多數都不能降低所篩檢的疾病的死亡率。如果按照全死因死亡率來評估，有用的方法更是罕見。[25]

**可以肯定的是，科學技術使醫學如虎添翼，且越來越有力量；科技也必將繼續創造新方法、促進醫學發展，從而使人們變得更加健康。**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知道，我們對創新的熱情不應該妨礙我們對必要的適宜的傳統技術的利用，這在緊急情況下尤其重要。

所以，醫學在探索和利用新技術方面可以吸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在新的檢查和****治療方法引入醫學實踐之前，必須經過嚴格的臨牀測試和評估，以保證它們能真正給病人帶來健康的益處。

5

我們最終將如何走出新冠？

迴歸疫情，在可見的未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反覆將是大概率事件。

大疫之下，一隅不安，舉世皆危。這給本地疫情已獲得控制的國家留下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最終將如何走出新冠肺炎疫情？[26]

2020年10月15日，遊客在海南三亞國際免税城購物。圖｜新華社

對於我國來説，**首先我們亟須總結一年多來幾十起小型暴發的經驗和教訓，將未來的防控措施做得更快速、更精準、更有效，把防控對民眾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減到最小。**具體來講，我們應儘快分析過去的數據，尤其是總結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教訓：

這些小暴發的起始原因是什麼？為什麼現行的措施沒有堵住？

輸入性暴發有很大的偶然性，如何更早地發現“零號”病人和追蹤密切接觸者？

如何儘可能優化核酸檢測、密接的追蹤和隔離、限制旅行和風險人羣控制的範圍，把防控做得更精準？……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認真分析未來：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可以考慮實行新的防控策略？若實施新的防控策略，疫情又會如何演變？應對策略是什麼？

而且在策略轉換之前，我們需要建立起儘可能高的疫苗免疫屏障，還要充分做好一個地區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病人時的預案，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實施家庭隔離和防止醫院擠兑，而調整公共衞生措施的速度和靈活性永遠都是制勝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這些問題沒有明確、可靠的答案之前，任何改弦更張的説法都應該慎重。另外，我們還需時刻盯緊國際疫情的發展動態、疫苗的實際效果、新藥及其療效、病毒新變異株的特性，以及新的防控理念、措施和效果，等等。

最終，把新冠病毒“馴服”成像流感一樣温和的病毒，也許是我們最終走出新冠最可能的路徑。若可以如此，我們早期遏制疫情所付出的代價和現在的耐心等待，都將是值得的。

未來，對於任何一個具有大流行風險的新發傳染病，世界各國應齊心協力、共克時艱，把它圍堵在局部，這正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對人類應對傳染病最重要的啓示。

《英國醫學雜誌》“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策略與經驗”專輯封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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