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厭惡的論資排輩，可能是古代最有效合理的晉升途徑，不信你看_風聞

怎樣選拔官員，是全世界國家都面臨的一個問題，而且官員的選拔層面和升遷途徑都關係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那中國古代是怎麼選官和升官的呢？

一、科舉制度

中國古代官員的產生途徑，在戰國以前，主要是貴族制，官員基本都來自貴族羣體內部，也就是世卿世祿制。到了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在爭霸中獲勝紛紛展開變法，秦國的軍功爵制十分突出，只要戰場上獲得戰功，就可以獲得升遷。秦國搖身一變成為秦帝國，秦制也很快推廣開來。漢承秦制，依然使用軍功爵制，但承平日久，戰事稀少，軍功爵制就不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了，所以又出現了察舉徵辟制，就是由高級官員舉薦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入朝為官。但到了魏晉南北朝，隨着世家大族的出現，選舉權掌握於這些門閥士族手中，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隋唐帝國建立後，皇權為了打壓士族的力量，就注重從寒門中挑選人才，於是科舉制便應運而生。

魏晉時期的士族形象

科舉制是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選官制度，但是科舉真正完全執行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雖然説隋代就已經有了科舉制，但是其規模是很小的。隋文帝時期廢除了九品中正制，但是隋王朝的統治者實際上還是出自名為關隴集團的武將集團，尚貴戚仍十分普遍，高級官員全部由高官子弟擔任，科舉選拔的士人實際上很難成為高官。

唐朝承襲關隴集團一脈，並且在李淵建國過程中，為拉攏山東大族也予其高官。所以一直到唐太宗時期，雖然科舉制有發展，但是對關隴集團出身的貴族實際上構不成任何挑戰，科舉士子只能出任一些低級官吏。唐初寒門士子要想取得富貴和高官，主要途徑還是從軍，像薛仁貴一樣，“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所以當時出現了**“人人投募，爭欲徵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徵”**的局面。

薛仁貴

真正將科舉制壯大的是武則天。武則天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皇帝，要抗衡的是整個男性士人集團，尤其是根基深厚的關隴貴族集團。所以她大大發展科舉，十分重視從寒門中挑選士人，培植對她有感情的士人而不是更考慮私家的貴族，實現**“鬻私恩於士，使感己而忘君父”**，來對抗貴族勢力。武則天大開制科，成績優異者直接授予高官，唐代的賢相姚崇和張説，就是這一時期被選拔的。隨後到了唐玄宗時期，科舉已經成為一般士子成為高官的途徑。

武則天形象

二、門閥與寒門士子的角逐

到了唐朝中後期，宰相和朝廷大臣一般都由科舉產生，所以名門貴戚的子弟想要成為高官，也必須參加科舉考試。但是正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士族雖已走向衰落，但在朝中仍有一定地位。他們有先天的教育優勢，而且在朝關係網龐雜，所以請託的事情十分常見，公卿子弟在中舉的人中佔很大比例。但是隨着一大批寒門子弟漸漸身居高位，在唐朝廷中出現了兩股出身不同的勢力，並展開政治鬥爭，這就是“牛李黨爭”。

牛黨的代表是牛僧孺，其黨成員主要是寒門出身的官員；李黨的代表是李德裕，其黨的成員主要是公卿子弟。二黨在科舉取士上針鋒相對。李德裕的觀點是**“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子弟成名不可輕矣”，認為公卿子弟從小“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而寒門士子只是擅長於考試，缺乏政治才能。所以他認為應當優先錄取公卿的子弟。而牛黨則要求限制公卿子弟的科舉名額。最終皇帝決斷：“無論子弟、寒門，但取藝實耳。”**但實際上，由於兩黨反覆把持朝政，所以偏向於寒門士子還是公卿子弟一直有反覆。

寒門士子

三、官員升遷的途徑

宋代建立之後，可以説完全成為白衣士子的天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唐末的黃巢之亂中，科舉落第的黃巢對士族很不友好，殺戮甚慘。隨後後梁的建立者大軍閥朱温為了打壓反對勢力，更是將數萬士族屠殺殆盡，自此門閥士族退出了歷史舞台。而且到了宋代，科舉制度已經發展得十分嚴密，為了確保公平，糊名、鎖院等制度執行很嚴格，不會像唐代一樣出現在官員選拔環節中直接偏向高官子弟的情況。但是隨着科舉的逐漸普及，又出現了另外一個爭論，那就是官員如何升遷？

影視劇中的朱温

談及官員升遷，就要和中國古代的考課制度聯繫起來。考課制度主要有**“循名責實”和“****歲月序遷”**兩種原則。第一種大致就是我們所講的綜合評判個人能力，給其合適的崗位，也就意味着年輕官員可以升遷很快。第二種大致就是指完全按照個人入仕的資歷與年歲一步步升遷。宋代一直都是兩種制度並行的，既注重為官的資歷，也注重個人的能力，如果高官發現確實有能力的官員，就可以直接舉薦，讓其更快地進入核心決策團體。但是畢竟“循名責實”發現有才能的人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北宋前期一直繼承中唐以來的《循資格》，主要以按資排輩作為官員升遷的依據。

到了北宋中期，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尤其官員不作為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根據按資排輩的原則，官員只要在任上不犯錯，按資排輩就會升遷，所以很多官員不作為，整個政治一潭死水。針對北宋的社會問題，神宗皇帝讓王安石進行變法，王安石認為重資序卻不注重績效和能力，是官僚制度最大的弊病。變法派認為**“製法當時人樂趨而競奮”**，所以王安石積極任用年輕士子為高官。

王安石

這個問題曾在北宋朝廷上引起大爭論，變法派主張不拘一格降人才，由宰輔團體遴選和推薦有才能之人就任重要的崗位。但是保守派的司馬光強烈反對，他認為朝廷宰輔接觸的人有限，很容易被投機小人所矇蔽，但“立資格”按資排輩就可以阻止這種行為。而且年高資深的人，從基層一步步走上來，經驗更充足，更瞭解民生疾苦，不至於有冒失的政策。而且循資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權貴的請託，在升遷上做到相對公平，而事實上，王安石集團中王安石提拔的呂惠卿等人實際上都是投機者。

司馬光的話確實有道理，因為在當時的皇權政治和官僚體制下，官員升遷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王安石等人縱然想要改變，但是這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個人終究無法抗衡整個體制和時代。

《清平樂》司馬光

文史君説

中國的選官制度，經過科舉制度的調劑，逐漸由貴族把持走向平等競爭。這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最重要的兩個就是官員的出身和官員的遷轉。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就拿官員的出身來説，從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歷史看，出身貴族的一部分高官可能綜合素質較高，如王導、謝安等人，令人千古追念，但可能更多是的酒囊飯袋。拿官員的升遷來説，宋代以後，循資排輩的方法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卿子弟在朝中非正常的升遷途徑，從整體來看，可以照顧到大部分人的利益。

參考文獻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

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點擊「浩然文史」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