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艾麗斯·沃特金斯：福山不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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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蘇珊·艾麗斯·沃特金斯】
我們要如何思考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務》夏季刊上撰文，粗略勾畫了這場曠日持久危機的未來，並指出這次疫情在暴露民粹主義者外強中乾的特性的同時，彰顯了專業人士和專業知識的優勢。
博索納羅現在已經陷入困境，特朗普也沒能領導美國。相比之下，默克爾的表現則相當出色。福山隨後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新冠疫情可能會“戳破民粹主義的泡沫”，因為“糟糕的現實和民粹主義者息息相關。”
該論調隨即被《金融時報》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引用，他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題為《新冠病毒能殺死民粹主義》的文章。拉赫曼在文中表示，特朗普和博索納羅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在面對嚴峻現實時無能為力，而默克爾處理危機的表現則極為出色。總而言之一句話，“自由主義者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來。”
伊沙恩·塔魯爾（Ishaan Tharoor）也在《華盛頓郵報》上發文附和，“極好的反民粹主義者”默克爾已經是政壇女傑，而特朗普和博索納羅治下的國家則遭受着西半球最嚴重的疫情侵襲。“伴隨着確診數的急速上升，他們的總統支持率也如自由落體般下降。”
聰明的專家不會妄下定論，無一例外。從全球的視野來觀察這次疫情，他們的説法真的站得住腳嗎？實證結果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關於新冠疫情的數據通常不可靠，因而缺乏可比性。確診總數僅能凸顯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中數字上最大的那個。
衡量疫情影響更有意義的指標應該是平均死亡人數。以這個數據來看，美國和巴西絕不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由中右翼執政的秘魯因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就高於美國和巴西，每百萬人裏有1028例死亡，這個數據也為全球最高。接下來是自由派領導的比利時（884）和玻利維亞（721）。後者的臨時總統是右翼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黨的阿涅斯（Áñez）。
這三個國家的每百萬人死亡率均高於博索納羅所執政的巴西（707）。而右翼富豪皮涅拉（Piñera）領導下的智利（698）、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執政的西班牙（696）和中左翼總統莫雷諾（Lenín Moreno）治下的厄瓜多爾（687）所面臨的疫情挑戰都比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645）和保守黨掌權的英國（638）更為嚴峻。
單就概念而言，“民粹主義者把事情搞砸”這個説法不管從意識形態立場、流行病學能力評價還是（希望的）選舉結果上，都淡化了新冠疫情所產生的不同層面的深刻複雜的影響。該病毒肆虐的背景是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環境，國與國間等級分明的世界秩序以及各國間醫療、行政和社會資源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尤其某些國家的基礎健康體系是依靠着幾代人的積累建立起來。
秉承自黑格爾時代所傳習的悠久歷史傳統，福山下結論時至少考慮到了這方面的因素。談到有關政治和疫情的問題時，從黑格爾、馬克思、葛蘭西再到年鑑學派（Annales）及他們的後繼者，該傳統的激進派已經提供了一套經過經驗的非常成熟的理論工具。因而我們能自由運用“事件”（event）、情勢（conjuncture）和長時段（longue durée）（結構）這些概念。
它們幫我們更好地思考疫情涉及到的外在“事件”（event）、因疫情引發的國內和國際間的政治情勢（conjuncture）變化和深層次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競爭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等問題。情勢的特性和正起作用的外力將決定事件所造成的反響，同時事件本身所帶來的的衝擊以及相應的應對措施也可能會阻止、延緩、改變抑或放大並加速現有的趨勢。
**較之福山“混亂或自由主義成功”的二元結論，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就新冠疫情後的政治影響提供更詳實的觀點。**若我們要從歷史角度思考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必須要回顧這次疫情中的幾個時間節點。
今年二三月時，像中國、意大利和伊朗這些率先遭受新冠病毒衝擊的國家對新冠病毒本身的瞭解還非常匱乏。可到了今年八九月份，世界對病毒的瞭解更加深入。可是由疫情引發的政治連鎖反應將不僅止於2021年，還會在未來延續更長的時間，而我們對由此帶來的迫在眉睫的世界債務危機目前還只有粗淺的瞭解。因而嚴格來説，下文中提到的內容只是鑑於寫作當時的情況，是歷史潮流中我們留下的臨時的標記。
一、秘魯
我們先討論秘魯的情況為什麼會如此糟糕。儘管秘魯是安第斯山脈國家裏比較富裕的，但其社會支出水平卻處於最低的行列中。秘魯的經濟主要依靠外國採礦巨頭在該國山區和亞馬遜雨林開採銅、金、鋅和碳氫化合物。
自2014年，隨着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秘魯採礦業也開始走下坡路。該國漁業飽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幾近消亡。自上世紀70年代最後一次改革失敗後，該國掌權者一直是貪婪的精英階層。秘魯本國的臨時工比例在拉丁美洲中位居前列，80%左右的勞動者必須要在首都利馬的街頭謀生，而那裏也是全國結核病發生率最高的區域之一。
目前秘魯的總統馬丁·比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曾是人煙稀少的採礦州的州長，2016年他被前總統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任命為副總統。庫琴斯基是秘魯的資深政客，取得了牛津和普林斯頓的文憑，兼具世界銀行、華爾街和私募基金的工作經歷。按福山的標準劃分，他顯然屬於專家。然而，有人指控庫琴斯基將資金轉移到一家美國石油公司。
秘魯總統馬丁·比斯卡拉（圖源：新華網）
2018年，庫琴斯基和之前傳出過腐敗醜聞的藤森（Fujimori）家族共同牽涉進奧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公司的醜聞中而黯然下台，比斯卡拉藉機踏入總統宮。然而他在試圖推動反腐敗法律時，遭到了以藤森家族為主導的議會的阻撓。2020年1月比斯卡拉主持了議會選舉，然而最終又選出一屆對他充滿敵意而又深度分裂的議會。
**因而當新冠疫情襲來，秘魯的政治精英正在內鬥。比斯卡拉的應對措施緊密切合國際組織給出的建議。**加拿大籍的世界衞生組織的高級官員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2月下旬考察完武漢後建議全世界“向中國學習”。嚴密的封城措施成功地遏制了病毒傳播。因而在3月15日，比斯卡拉宣佈了拉丁美洲地區首個封城令：在安全部隊監視下的普遍強制檢疫、除生活必需原因居民一律不得離開家中、學校關閉、邊界封鎖以及城市宵禁。
**可問題在於，秘魯的社保體系建立時參照了國際貨幣基金（IMF）為代表的主流意見，目前基本就是空殼，因此隨之而來的便是混亂的場面。**由於利馬城中數百萬人沒法工作，他們很多人貧困交加，生活難以維持。很多人想要離開城市返回家鄉，卻遭到了防暴警察發射催淚瓦斯的阻撓，只得重回貧民區。該國的監察員報告，在2020年的3月到5月間，秘魯至少發生了300起以上的抗議活動，同時新冠肺炎的確診數也開始飆升。
重壓之下，比斯卡拉政府宣佈了一項針對貧困家庭的現金資助計劃。但是秘魯政府嚴重缺乏低收入家庭的資料，相關信息登記在同地區是墊底水平。這項計劃覆蓋的兒童還不及全國五分之一。因而當政府開放一個網站讓秘魯人自行註冊以獲取救助信息時，該網站因瞬間湧進的1600萬個申請而崩潰。
直到5月，政府才推出一項覆蓋面更廣的救助計劃，然而領取救濟金的民眾不得不排起了長隊，反而形成了疫情傳播的環境。秘魯一共遭受了兩波大的疫情，第一次是五月，第二次是八月。八月疫情的規模更大，死亡病例數在夏天節節攀升。同時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推高了金銀的價格，因而採礦巨頭無視政府的封鎖令，繼續加大生產力度。
礦山成為了新冠疫情的傳播媒介，為此甚至引發了飢腸轆轆又缺醫少藥的土著居民與安全部隊間的武裝衝突。在這個階段，秘魯的公墓已經不堪重負，醫療體系近乎崩潰，成百名無可替代的醫務人員因感染病毒去世。
二、巴西
**藉着中國先前瘋狂採購拉美大宗商品的東風，由左翼領導的拉美國家——包括玻利維亞、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某種意義上還包括厄瓜多爾——在國內推動了覆蓋更廣的減貧計劃。**這些國家先前所做的努力在這次新冠疫情中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可此前巴西的政治情勢是對這項政策的瘋狂反攻倒算。先是由巴西傳統的政治精英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夥同高度介入政治的國家檢察官塞爾吉奧·莫羅（Sérgio Moro）掌權，之後取代他們的是更加瘋狂的極右翼政治家博索納羅。
在背後支持博索納羅的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投資基金經理保羅·格德斯（Paulo Guedes）。可巴西的情況和秘魯形成了鮮明對比。面對疫情，巴西能夠依靠社會保障機制如家庭補貼（Bolsa Familia）計劃做出有效應對。這套機制的基礎是由過去十年勞工黨盧拉和迪爾瑪·羅塞夫執政時打下的。
三月下旬，國會里勞工黨的核心議員成功推動了針對新冠疫情的緊急現金資助計劃，目標對象是月收入尚未達到最低工資標準一半的所有巴西人，政府將每月發放大約價值110美元的現金作為基本收入支持。
巴西前左翼政府推動的家庭補貼計劃logo（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開始巴西的局面也非常混亂。即便新冠肺炎感染率激增，因疫情關閉的政府部門也必須得重新開放。與此同時，巴西強大的地方政府在沒有博索納羅的情況下繼續推進相關防疫措施，宣佈各個州進入緊急狀態，還關閉學校。巴西的新冠肺炎的新病例數在7月達到峯值，然後開始下降。死亡病例數在6月已經趨於穩定，之後也開始下降。
然而，這樣的情況又讓博索納羅在政治上撿到了便宜。隨着升級版的現金資助計劃，疫情期間巴西的貧困水平開始下降，博索納羅在窮人中的支持度上升了10%。博索納羅政府趁熱打鐵，將現有勞工黨的救助計劃合併成為針對低收入非正勞動者的永久基本收入計劃，他們將之命名為巴西收入計劃（Renda Brasil）。
儘管實施這樣雄心勃勃的計劃勢必會碰觸到2017年特梅爾政府設下的政府支出上限，未來也可能會引爆新一輪政府債務危機，但截至目前，專家預測的“民粹主義者失能”離實際情況還有很大的差距。
三、印度
與秘魯的情況一樣，印度由於積極按照福山式的專業論述一味採用最新的全球政策模型，不考慮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切實的社會需求。這次疫情在印度境內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儘管印度的經濟增速下降，引發了國際投資者對印度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但是莫迪的地位依舊穩如磐石，2019年莫迪第二次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選舉。
這是目前印度的政治情勢。**印度與巴西不同，極右政策的背後依靠的是紀律極度嚴明且有眾多基層幹部的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RSS）。這樣的組織結構未來可能會取代目前地主/婆羅門（landlord/brahmin）的社會結構。**一直以來，目前的結構都是尼赫魯創立的國大黨所依靠的關鍵。
然而，去年12月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莫迪發動了反穆斯林教法風潮，引發了全國的抗議潮和佔領德里街頭的運動。不管莫迪是由於威權主義的條件反射，還是出於要和中國一爭高下的心態，或者是為了向海外投資者展現他對國家的掌控力，就在3月24日莫迪宣佈全國封鎖，強制全國13億人留在家中，但只留給印度人4個小時的反應時間。
莫迪的超集權統治讓人回想起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執政時的緊急狀態，可他的封城令只是讓病毒在擁擠的貧民窟中蔓延。2020年，印度既沒有控制住病毒的傳播，經濟上還經歷了世界所有主要經濟體裏最嚴重的下滑。
印度工作人員將一名新冠死者的屍體送往火葬場。圖片來源：法新社
莫迪一手奪走了印度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的生計，另一方面，他卻以“投資者信心”的名義推遲擴大印度類似於社會保障系統的覆蓋面：按這個計劃，國家糧庫得向約8億持有口糧卡的國民發放大米或小麥。政府將醫療保健和相關社會責任推給資金短缺的地區，其中許多邦（如阿薩姆邦、比哈爾邦、北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喀拉拉邦和卡納塔克邦）夏季還遭受了洪災。
然而，由於國大黨的倒台，莫迪的政治地位目前仍然無可撼動。這使他得以利用新冠疫情分散別人的注意力，趁機放鬆對農業的管制以及推行其他自由市場措施。與此同時，莫迪還在阿逾陀清真寺（Ayodhya Mosque）的舊址前假作謙卑。攝像機的鏡頭中他沐浴在藏紅花雨下，跪着重新獻上祭品。
眾所周知，印度的醫療服務資金嚴重不足：預算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人均只有70美元；一線醫務人員通常是低種姓和女性，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防護措施的保障。印度的統計數據本身也是一團亂麻——即便在最佳情況下，國內也只有少數人的出生和死亡能進行登記——因而外界只能靠猜測得出印度國內感染新冠病毒的數據。
希望該病毒在印度以及非洲一些國家能像報道中説的那樣沒那麼致命。然而印度的情況就像巴西的博索納羅一樣，極右翼“失能”的情況反而拉抬了莫迪的支持率。
四、中國
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新冠疫情正在肆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亞各國靠着高科技手段控制了疫情。不過中國所需面對的情勢是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債務水平和失業率持續升高。有鑑於此，中國共產黨加強了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即便中國還存在着區域和個人的差異，得益於過去10年間不斷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的努力，醫保也已經覆蓋了全國95%的人。在新冠疫情中，患者能“先治病，後結賬”。整個醫院體系和大規模私人的遠程醫療公司合作，通過線上方式為數百萬的患者診療。
但是社會保障的相關制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當武漢於1月23日封城時，很多農村户口的工人——他們從事的是城市裏的底薪行業，如建築業、製造業、食品服務業和零售業——便無法回家過春節。他們在家鄉被認為是農民，因而即便沒了工作他們也拿不到失業救濟金。和城市裏到處鋪滿了高科技的測温點和手機二維碼的情形相比，農村的封鎖辦法更直接，一般是直接掐斷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火神山醫院建設工地（圖片來源：新華網）
**然而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中國人民和政府都動員了起來，同心協力戰疫情。“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戰疫”中顯現無疑：**雷神山、火神山醫院迅速建成，數萬名軍醫護士緊急動員馳援武漢。宣傳戰線也同步開始了大規模的宣傳，各小區進行自我監管的同時也拉起了大幅的標語宣傳“抗疫”。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繼續擴大他反向貢獻（reverse-tribute）經濟外交的模式，向全世界提供低廉的醫療用品，同時進一步鞏固了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疫情對持有農村户口的人的收入的衝擊會威脅到中國經濟的“V型（swoosh shaped）反轉”——在典型的西方經濟學模型中，靠資產密集產業拉動經濟的優先級顯然高於依靠工資過活的普羅大眾，這會讓走出疫情的中國又有陷入長期滯漲的風險。
五、德國及歐洲
迄今為止，德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都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這是這場危機裏最好的消息。和英國、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情況比起來，德國的成就便顯得更令人影響深刻。
但是默克爾本人並沒有採取很多舉措。相關政策和條例一直是由權力強大的聯邦州（Länder）負責。各州的議會和重要的公務都是在聯邦議院進行商議，並不需要總理介入，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便是經過協調，各州在強制性封城的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彈性：確診數很少的東部地區，基本維持開放狀態，而在巴伐利亞和西部則實行嚴格的封鎖。
德國去中心化的體系使得他們避免了出現像約翰遜和馬克龍政府一樣隨民意反覆導致的政策搖擺。戰後體系中固有的慣性也減緩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衝擊：高質量的工業基礎能立馬供應醫療用品的生產；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會願意協助政府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最重要的是，德國是在歐元區危機中能維持穩定增長的重要經濟體，同時他們要求受債務衝擊的國家採取嚴格的緊縮政策。正如沃爾夫岡·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的那樣，德國的醫療保健支出佔GDP的11％以上，大大超過意大利或西班牙。
自金融危機以來，德國的醫療保健預算每年以大約2％的速度增長，而意大利的醫療支出在柏林所要求的嚴格財政緊縮條件下，自2009到2013年平均每年減少0.9%，而西班牙更是達到了1.4％。
封城令下，德國的限制債務計劃瀕臨破產。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令人震驚的確診和死亡人數，默克爾卻遲遲沒有推動共同債務工具籌集歐元區新冠疫情復甦基金。但正如約翰·格拉爾（John Grahl）提到的那樣，即便這筆資金的數字並不小，但與歐元區信用市場上動輒數萬億美元的流動性注入資金相比，該基金的規模（三年內依次無償資助3900億歐元以及可能外加的3600億歐元）就顯得杯水車薪。
英美（Anglo）圈內的評論員認為默克爾應該慶幸“危機是場及時雨”。2020年初，默克爾在德國政壇已呈跛腳之勢。她提名的接班人未獲黨內支持，Wirecard公司[1]引發的醜聞又直接衝擊了她的聲望。德國的防疫系統運轉順利，恰與英國連續因為無力檢測和追蹤新冠疫情而遭受質疑的現狀形成強烈的對比。
自2020年3月開始，默克爾所在政黨的民意支持度上升8個百分點，而綠黨和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支持率應聲下跌。然而，目前依舊沒人要求默克爾繼續留任總理一職。
六、美國
特朗普又做得如何呢？美國過去20年的經濟都萎靡不振，遭遇新冠疫情的打擊後更是雪上加霜。美國失業人數重新攀升、經濟增長乏力、製造業流失以及資產財富過高，這些問題都已經根深蒂固，且更加激化了美國紅藍文化的矛盾。
特朗普當然是這種現象的表現，而非原因，不過他本人更是助長了國內各勢力極端化的勢頭。正如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所説，他明擺着要跟民主黨執政的“失敗的、高犯罪率的”州市對着幹。
即便按人均計算，這場疫情給美國帶來的損失並非全球最糟糕的（目前已經有213,000人死亡，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攀升），但鑑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以及名義上醫療支出的驚人佔比（佔GDP的17%），當下美國染疫的數字依舊遠遠高出它應有的水平。
滿嘴胡話的特朗普面對疫情時的疏忽大意該為這一切負多大的責任呢？外界對他詬病最多的便是他不顧一切地貶低戴口罩的作用，並把這個問題政治化，將本是防護病毒傳染的舉措演變為文化爭鬥中的武器；接着他又無理地拖延了聯邦總動員以應對國家級危機的時機，使得病毒加速傳播；還有他在5月敦促陽光地帶（Sunbelt states）解封，導致了第二波疫情的反彈，這波疫情的確診數比以往更多。
最後特朗普親手把白宮變成了新冠病毒的孵化器，他在玫瑰園為候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舉辦的活動給新冠病毒超級傳播創造了絕佳機會，以至於包括美國總統自己、第一夫人和他半數的競選團隊都因此感染。
以上對於特朗普的諸多指責殺傷力並不一樣。即便特朗普不負責任地將戴口罩政治化，美國人似乎也還是願意戴口罩。據報告，大約70％的美國人會戴口罩，即便是在共和黨人中這個比例也超過一半。這個數字遠比這一人羣在丹麥和瑞典的比例高得多，在這兩個國家的人民戴口罩的比例只有10％。
在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72％的美國人（包括將近一半的共和黨選民）認為，特朗普未能對新冠病毒的風險予以充分重視。自7月以來，美國國內對他處理疫情的滿意度一直停留在35％。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緩慢和無能已無可辯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最初對疫情輕描淡寫的態度，加上他任命自己毫無經驗的女婿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來監督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FEMA)採購、存儲和分發個人防護用品（PPE）和其他醫療用品。
這樣的裙帶風氣更是影響了整個疫情應對措施。還有該機構長期存在的問題也在這次危機中一併凸顯，3月和4月時各州之間瘋狂搶着呼吸機、N95口罩、呼吸器、手套和防護面罩。
華盛頓紀念碑前的草地，每面國旗代表着10名死於新冠肺炎的美國人（圖片來源：USAToday）
特朗普要為7月和8月的第二波疫情爆發而承擔的責任要輕得多。雖然疫情橫掃美國陽光地帶和共和黨基本盤所在地區，但相對而言新冠確診數偏高但死亡人數相對較低。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州貢獻了最多的確診數，這個州是民主黨在執政。
總體而言，正如羅斯·道薩特（Ross Douthat）所指出的那樣，對美國近25萬例死者而言，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社會因素，不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還是下台後，這些因素都不會改變。這些因素包括：醫保體系價格高不可攀，而且遠沒有覆蓋所有人；不少人沒有穩定的工作，薪水也低，他們不敢不工作；社會里充滿着階級和種族歧視；國民基礎健康狀況不佳（例如美國肥胖病流行），美國人一生都要面對各種來自物質上和心理上的壓力。
疫情應對最好的地方是韓國、中國台灣、日本、越南和德國，他們不但像福山説那樣，政府有出色的執政能力，而且他們社會的貧富分化也不明顯。即便在拉丁美洲，相關減貧的政策也在疫情中證明了它的價值。
特朗普對總統第二任期的展望取決於蓬勃上漲的股市、減税後帶來的財富效應以及緩慢而持續的經濟復甦（這是2020年初的特徵）。但事實卻相反，美國經濟在經歷了歷史記錄上最嚴重的衰退之後，經濟復甦的程度並沒有超過原有的60%。
9月初，美國失業率為8.4％，幾乎是疫情前的兩倍，全美髮放的每月600美元失業保險計劃也已經到期。小型企業的收入下降了19％，休閒娛樂部門更是下降了48％。全美依照破產保護法第11條進入破產程序的人數比2019年增加了一半。
由於疫情，四分之一的勞動力仍然在家工作。有孩子的家庭中有接近三分之一吃了上頓沒下頓。佛羅里達州的休閒旅遊業已被摧毀，那裏有14,000人死亡，僅在邁阿密-戴德市就超過3000人。威斯康星州的病例激增，密歇根州的病例重新上升，賓夕法尼亞州每天的新增確診數穩定在900個左右，該州已有8,000人死亡。俄亥俄州每天有1000例新增病例，該州就業人數仍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特朗普因新冠病毒死亡或喪失能力，即便由副總統彭斯代替他參選，這次選戰的結果也不會改變。拜登已穩操勝券。
他的勝利能否“激發”美國的不滿？疫情本身只是激化了這些早已存在的因素。全美平均死亡人數中，低收入的拉美裔和非洲裔比例最高。封城和保持社交距離徹底消滅了許多低薪服務業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在2009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復甦後出現的。
救助法案在國會的通過（救助企業的金額高達數萬億級美元，相比之下，家庭方面的援助支出相形見絀）證明了兩黨對美國現有的政治秩序的支持。針對這個法案，民主黨中只有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簡寫為AOC）、伯尼·桑德斯和伊麗莎白·沃倫零星幾人持不同意見。
在充滿壓力的社會中，來自疫情的額外焦慮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孕育着新機：美國出現了互助網絡，槍支銷售量飆升，無恥警察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野蠻暴行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示威遊行。
和法國一樣，美國境內充滿了社會衝突。3月初，大家認為封城令會讓相關活動偃旗息鼓。可事實上，社會運動熱情有增無減。勞工網站《發薪日報告》（Payday Report）統計，過去六個月中美國發生了數百次罷工，其中包括：內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蘇達州的肉類包裝工人、賓夕法尼亞州和伊利諾伊州的養老院員工、弗吉尼亞州的公交車司機、佛羅里達州的建築工人、亞馬遜員工、卡車司機和快餐店的打工人。
6月9日，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葬禮舉行的時候，美國的碼頭工人和裝卸工團結起來，為聲援“黑人的命也是命”，關閉了該國的港口。隨着今年秋季學期開學，大學可能會成為新的前線。同時，在智利和哥倫比亞，激烈的抗議者高舉着標語“飢餓”。
特古西加爾巴[2]、巴拿馬、墨西哥的瓦哈卡和普埃布拉以及印度的孟買和蘇拉特都發生過哄搶食物的暴動。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民眾憤怒情緒一直在增長，白俄羅斯和哈巴羅夫斯克也面臨着一樣的情形。未來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民粹主義的消失，還在於這些大規模抗議活動結束後，在未來的十年裏又會演化出什麼樣的新政治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譯者注：
[1]該公司業務模式類似支付寶。
[2]洪都拉斯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