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為什麼美國國會被佔領，整個西方世界都在震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1月6號，美國再一次震驚了世界。這次不是屢創新高的疫情，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佔領國會。在與特勤、警察的衝突中，四名抗議者死亡，一名國會警察重傷，第二天不治身亡。最嚴重的是，國會依照憲法正在舉行的確認拜登勝選的程序也被迫中斷。

眾所周知，由於選舉引發國內衝突和政局動盪的狀況，一向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但這次發生“世界民主燈塔”美國，實在是出乎全世界的預料。我出於自身研究的原因，一下就聯想到2014年台灣地區“太陽花運動”期間對立法機關的佔領。當時美國還明確表示反對。但誰也沒想到，僅僅六年，美國就步“亞洲民主燈塔”的後塵，唯一的區別是美國警察專的業素養和敬業精神遠遠高於台灣地區，敢於出手和獻身。

從表面上看，佔領國會的流血死亡事件是因為現任總統特朗普。他當天面對成千上萬的支持者，發表煽動性講話，堅決不接受選舉結果，不會讓步，稱民主黨的勝利是“狗屁”結果，全場立即齊聲回應“狗屁！狗屁！”，挑動支持者向國會進軍，讓共和黨代表擁有奪回國家所需的自豪感和勇氣。隨後，受到鼓勵和刺激的部分支持者在全球注目之下攻佔美國國會。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一向自詡其制度優勢之一是能夠做到權力的和平交接。德國副總理朔爾茨在事後這樣評論：“和平移交權力是每個民主國家的基石”。由此可見它的重要性。儘管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經常因為選舉引發內戰和民變，比如東南亞、中亞等國，非洲更是常事。但因為這些國家一向被認為是落後的，是西方的壞學生，並不能反證西方這個老師有問題。

這次美國大選，特朗普及其支持直到現在都不願承認選舉結果，他的前安全顧問弗林竟然公開呼籲特朗普中止憲法，頒佈戒嚴令，並允許軍方監督舉行新的自由和公正的聯邦選舉。就連不少共和黨國會議員也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這些人都是美國的頂尖精英，長期受到本國價值觀的薰陶，現在竟公開反對大選結果。

至於對立的一方民主黨，則在國會衝突事件發生後，立即要求特朗普免職，否則就要進行彈劾。要知道特朗普的任期還剩不到兩週，如此迫切，足以顯示雙方之水火不容。

所以客觀上，特朗普只是果，而非因。真正的原因還在於今天美國的核心階層失去共識，雙方矛盾已無法調和、妥協。

特朗普支持者佔領美國國會 圖自路透社

其實權力無法和平交接，在美國歷史上早就發生過。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南部各州迅速宣佈獨立，緊接着爆發了美國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內戰，大約六十萬人死亡，遠超美國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的死亡人數。

民主和選舉不但未能化解南北衝突，反而成了南北衝突的催化劑，根本原因是，1860年代的美國，實行工業化的北方和實行黑奴制的南方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無法化解的程度，社會核心階層完全沒有共識。在這時候，民主反而成了鬥爭手段，敗選一方自然不會接受結果，你死我活的相互屠殺是最自然的選擇。當然，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這場因缺乏共識而導致的慘劇被包裝成解放黑奴、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提出的“民治、民有、民享”也成了西方制度新的光環。

但是，根據美國憲法，南方各州是有權力退出聯邦的。更虛偽的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殖民者英國高舉解放黑奴的大旗，而以喬治·華盛頓為首的國父們則維護黑奴制，但西方書寫的歷史不但迴避了這一重要史實，反而把國父們塑造為正義一方。英國戰敗後，兑現承諾，把追隨自由、站在自己一邊的黑人帶回英國，擺脱了黑奴制的奴役。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別看西方嘴上怎麼説，骨子裏仍然是主權高於人權。

今天的美國日益類似1860年代。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傳統白人羣體和以多元文化為代表的民主黨，雙方在價值觀、國家認同上南轅北轍，無法調和。2020年大選結束後，62%的共和黨人表示不接受拜登當選，從1月6日確認情況來看，竟有超過一半的共和黨眾議員投票質疑選舉結果。再看看反特朗普的《紐約時報》，使用“走狗”“跪舔”這類字眼來形容支持特朗普的幾位議員，用“邪教”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共和黨，對特朗普本人更是用“黑手黨”來稱呼之。國會佔領事件發生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將此與珍珠港事件並列，上綱上線至此，可見美國內部的對立程度有多深，怎麼可能不發生如今這一幕呢？

當然，這並不是説美國很快就會爆發內戰。美國獨立建國時期圍繞黑奴制的分歧與對立就已經存在，但一直到建國近百年後，雙方才徹底攤牌。今天，美國由於種族結構變化、中產階級萎縮，致使雙方的矛盾對立日益走向激化。但什麼時候以第二次內戰的方式作為解決手段，還要由歷史來驗證。但這個歷史趨勢難以改變。

可能這次美國還算幸運，畢竟兩位總統競選人的差距還是比較明顯，民主黨取得國會參眾兩院多數。試想，假如像2000年那樣的選舉結果，究竟如何，還真的不好説。

類似這樣的悲劇能在美國發生，自然有可能在任何西方國家發生。事實上，2020年德國就發生過極右民眾試圖衝進國會大廈的事件，只不過因為警察的努力才沒有成功。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會被佔領，整個西方社會極為緊張、各領導人紛紛出來表態的原因。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用英語説：“今天發生在華盛頓的一切，絕不是美國。”這是典型的掩耳盜鈴：特朗普和國會哪個不是美國的代表？美國的問題在西方各個國家都多多少少存在。2021年德國大選，2022年法國大選，他們當然擔心美國的示範在歐洲重演。

其實不論什麼制度、什麼國家，權力是否能夠和平交接的根本取決於精英階層的共識。中國古代歷史上就曾出現皇帝無子嗣現象，但只要精英階層有共識，權力和平交接根本沒有問題，比如明朝就曾多次出現類似現象，權力交接依舊有序，但明初精英階層分裂，結果就出現靖難之役，皇權易手。

儘管形式因素對於權力交接也很重要，但不是本質問題。西方把民主選舉這一形式因素當做根本因素，並向全球推廣，最終釀成無數悲劇，現在連自己也深受其害。川粉佔領國會事件正是戳破了西方民主權力和平交接的斷言，更深層的是打破了西方及西方民主信奉者所鼓吹的——民主有效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以及他們認為對於現代國家來説，民主選舉為其提供了最穩定的合法性基礎。

美國的情況我就不再重複了，我們看看實行民主九十多年的泰國，民主選舉的合法性何在？社會的穩定性何在？九十多年來，無數民選政府被軍事政變、民變所推翻。前總理英拉僅僅上任兩年就遭反對派發起大規模抗議運動而被迫下台，當英拉解散議會、宣佈提前選舉時，反對派並不接受、抵制選舉——號稱民主黨卻反對民主選舉，真是民主奇葩——執意讓她辭去看守總理，甚至要求她離開泰國。

再將視線轉向南亞，孟加拉第十屆國會選舉也在暴力對抗和抵制中舉行。投票當天，上百個投票站遭到縱火或暴力襲擊，遍及全國、持續數月的衝突已經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選舉不但沒有提供有效穩定的合法性，反而成為國家動盪的主要因素。

再看歐洲的土耳其，做為最成功的伊斯蘭民主國家，又曾發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呢？最為荒唐的是，發生軍事政變的理由竟然是為了捍衞民主。還有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史上第一次公開、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選中獲勝，按西方理論，它具有最穩定的合法性，至少比穆巴拉克要穩定吧。結果，僅僅一年，就在廣場民眾的壓力下，被軍事政變推翻。隨後引發上千人死亡的悲劇，全國頓時處於動盪之中，後來通過建立傳統的軍政府才回歸穩定和秩序。顯然，西方這種民主選舉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在埃及這片土壤中，似乎還不及此前的政治模式。

拉美是從西方殖民地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與西方可謂同文同宗。但兩百多年來，拉丁美洲一直在強人獨裁、低效民主和軍事政變之間反覆拉鋸，民主的穩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實上，所謂西方選舉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沒有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獲得檢驗。即便西方本土，二戰後建立起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不也是在內外交困之下發生軍事政變而走進歷史的嗎？何來選舉民主的合法性、穩定性？1860年和今天的美國不過是又一個例子而已。

特朗普公開向支持者喊話，質疑大選結果，煽動支持者“奪回國家”。視頻截圖

人類歷史上權力的合法性無非有這四種：生出來的（血緣）、打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選出來的（西方民主）以及幹出來的（績效）。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合法性。但一種合法性能否發揮作用，完全要看這個國家是否認同。上述國家的慘痛經驗教訓證明一個外來強加的合法性，必定失敗。合法性是有文化和傳統差異的。

而且，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應的條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點還是政績的合法性。假如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經濟危機的影響，或者穆兄會上台之後，經濟迅速發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還會發生這樣的動盪和悲劇嗎？我們不妨再假設，今天的西方處於埃及的經濟狀態，是否還會有合法性？

根據哈佛大學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2020年公佈的持續長達13年的研究成果，中國政府得到了90%以上的民眾支持度。這一結果還沒有把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表現包括在內。中國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秘密，就在於績效合法性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同。

當然，作為政治學研究者，我並不否認形式在合法性上的重要性，也認為將程序合法性與績效合法性有機融合是最理想的狀態。

西方的制度設計先天性的決定了這種狀態毫無必要或絕無可能。比如總統制，有任期保障，政黨做的再差，也幾乎不會提前更替。更況且，任期滿了之後，會在合法性絲毫不受影響的前提下下台做出交待。議會制雖然任期不固定，但通過選舉這種形式轉移矛盾卻是一脈相承。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危機，1929年經濟危機，總統胡佛的應對完全是災難性的。當時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當時的財政部長）拉汽笛，胡佛敲車鍾。華爾街發信號，美國往地獄衝！”，民眾對胡佛總統恨之入骨，稱之為“飢餓總統”。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因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身上蓋着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

儘管如此，美國人民也要等到1932年大選時才能換上新的領導人。但是當時選舉中，大多數媒體仍然站在胡佛一邊，因為報社的老闆和他是同黨，由此也可見西方新聞自由和新聞中立的真相。當然，現實實踐中、特別是非西方國家，也有民眾因不滿施政而將任期未滿的領導人趕下台，如前文提到的埃及、泰國。但後果卻是消滅了民主體制。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無法融合兩種合法性。

倒是以績效為合法性來源的中國，未來有望兼容幷包、去偽存真，將各種有效方式融入自身體制。待到這時，就是中國開創人類嶄新的政治文明的時候。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制度模式陷入難解困境的歷史時刻，中國的成功將具有世界性和普世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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