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勤王”動員令是一場美國民主的911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國會騷亂與民主911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衝突事件不是普通的民主抗爭，而是一次“民變”，一次以特朗普主義為名的、挽回特朗普政治議程與權力的非制度化奪權。特朗普呼籲支持者聚集華盛頓，威嚇或阻止國會投票確認拜登當選。支持者響應呼籲，以非法方式“攻入”國會大廈，進行典型民粹式的破壞。美國兩黨與兩院精英迅速達成政治共識，推動完成選舉認證程序，保障總統權力順利交接。
特朗普的道德人格與政治形象在美國精英圈、公共媒體及盟友範疇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從而造成其政治意志的嚴重挫折，轉而採取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妥協，迅速發佈聲明反對暴力，制止支持者的抗爭行動，趕他們“回家”。美國主流社交媒體跟進“制裁”，以涉嫌持續煽動違法暴力為由封禁特朗普的超級賬號，截斷特朗普與基礎選民的網絡互動，引發美國“言論自由”執法權、判斷標準與規範邊界的嚴重意見分歧，也在華人圈製造了分裂性議題。
“那麼各位，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特朗普總統在與佐治亞州州務卿的一次通話中表示。“我只需要11000張選票。夥計們，我需要11000張選票。”（圖源：紐約時報）
而民主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二次彈劾行動以及施壓彭斯副總統啓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之“總統停權”程序的壓力動作，造成了一種極度羞辱性的政治追殺，是否存在民主鬥爭中的矯枉過正，也引發各方疑慮。美國民主的內部自信與全球認可度遭受嚴重的滑鐵盧效應，可以大致稱為一次嚴重的“民主911”事件。
抽離具體的政治鬥爭場景，特朗普的民粹煽動與民主黨的政治追殺，並不能單獨確證各自的民主正當性與代表理性，反而進一步削弱美國民主的民意共識和責任倫理，為進一步的政治衝突和街頭對抗製造新的裂痕與怨恨。
特朗普煽動民粹甚至叛亂，對美國民主的價值根基與全球信任度自然是產生了摧毀性打擊。那些既往只在威權、民主轉型或失敗國家出現的“選舉與權力交接”危機，回傳到2021年初的美國，造成“民主燈塔”的內爆效應，其震撼程度前所未有。
而民主黨的政治追殺頗有些“不講武德”，在特朗普已經承認敗選並協助“止暴制亂”的條件下依然發動全網封殺、政治彈劾乃至於“緊急停權”。全網封殺已經基本實現，彈劾或停權程序乃重大的憲法程序，耗時費力，預期在1月20日總統權力交接日之前無法完成，但政治羞辱性和鬥爭威懾力不容小覷。
如果説2020年11月3日的總統選舉投票及其後特朗普的選舉纏訟仍有合法空間可辯的話，那麼2021年1月6日佔領國會事件就不再是合法博弈與抗爭，而成為一場性質嚴重的“政變”。
儘管政變未遂，但特朗普式民粹衝動與政治危險遊戲，確定打破了美國立憲建國以來所建立的以精英共和為內核的民主憲制傳統，引入了大眾政治的極端化因素，從民主屬性上推動美國民主的街頭化與非制度化，而這一趨勢恰恰是1787年聯邦黨人立憲所要嚴格戒備的。
1787年立憲建立在對1781年“無能邦聯”的政治批判和1786年謝斯民兵起義之政治恐懼的雙重反思基礎之上，由聯邦黨人領銜推動完成了關於制定新聯邦憲法以鞏固國家權威和統一法制的制憲工程。此次美國製度變亂是進一步對抗衝突的序幕，還是民主憲制改良的契機，我們仍需審慎觀察評估。
重估“特朗普主義”與美式民粹
1786年，獨立戰爭後“飢寒交迫”的退伍軍人及農民發動了起義，遭到政府軍嚴厲鎮壓。筆者從前幾日美國各地“勤王”大軍冒着嚴寒、新冠病毒與法律風險誓師進京的創意海報、自拍照、宣傳語及各種行為藝術表現上，約略窺視到特朗普主義的“州權”根基與“民粹”底色。
響應特朗普“勤王”動員令的儘管也有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但主體部分仍然是低收入工人、農民以及社會邊緣羣體，他們演繹及驗證了古典意義上“人民”的原始形象。而以“人民”圍攻“國會”的政治衝突象徵意義則提出了美國民主憲制中的尖鋭議題：當選舉與代議制度無法真正代表和回應選民的實質正義訴求時，民眾可以有怎樣的行動？
1月6日事件讓我們進一步清晰見證了特朗普主義的政治思想本質與行動邏輯：
**其一，以美國優先與反全球化為標誌的新“反聯邦黨人主義”。**特朗普以美國的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捨棄建國之父們的“全球正義理想”和“帝國理性”。這在象徵意義上代表了一種全球化時代的“州權邏輯”，以美國作為全球帝國被放大的一個“領導州”，而特朗普主張回到州權本位。
這就在政治思想淵源上激活了1787年制憲論辯失敗一方——即作為州權派的“反聯邦黨人”的觀念與追求。反聯邦黨人是美國憲法的“共同締造者”，是美國憲法精神的“暗流”，是接地氣、入本土、易煽動及目光短促的地方派。但美國的充分全球化及帝國的沉重責任持續掏空和損害了這些派別的利益，而美國民主缺乏真誠與可持續的力量與機制回應並安撫他們，由此造成美國底層社會的普遍政治挫折感、被剝奪感、精英背叛感和政治造反衝動。
他們是全球化美國光鮮亮麗的另一面，是失敗者的大聯合，是歷史進步的坑窪、溝壑與撕痕。特朗普敏鋭捕捉並放大了美國民主的內傷，將其進一步撐開與撕裂，引起更加顯著的痛感和造反衝動，從而實質代表與整合了這一龐大的選民聚合，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仍然獲得了超高的7400萬直接選票。特朗普所謂的“勤王”動員令確實涉嫌煽動叛亂，但其政治底氣正源於此。
**其二，以大眾動員與推特煽動為基本手法的極端民粹主義。**特朗普施政的主要風格不是依賴精英官僚系統，而是依賴以推特平台為主的社交媒體，通過這一媒介與選民直接互動，獲取政治支持及施壓官僚層讓步，追求施政綱領和政策議題的具體進展。
但這種“粉絲政治學”容易造成一種“力大無窮”的民粹假象而僭越專業、理性、法治和程序，成為特朗普權力意志釋放的專斷工具，並造成一種“信息繭房”效應，自動屏蔽對不同意見和理性批評力量的尊重與吸納，導致民主施政的多元制衡與政策糾錯功能喪失。
2004年，中文世界翻譯出版了美國著名憲法學家桑斯坦教授的《網絡共和國》一書，對網絡民主主義的發展前景提出憂思，其中特別提及了網絡空間的互動更容易形成“偏見共和國”，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互動反而會遭到屏蔽、封鎖和選擇性遺忘。
特朗普迷戀“推特治國”，被美國國內甚至全球性的“川粉”所吹捧和麻醉，似乎成了拯救萬民於水火的民主英雄，並頻繁地以“林肯第二”自詡和代入。這種網絡民粹式的政治行為習慣與個人英雄主義、極度虛榮心相結合，就造成了一種虛假的民意共識與政治行動的誘惑性場景。
特朗普推特首頁（圖源：特朗普推特）
特朗普企圖在2020年選舉中重現2016年的“民粹造王”奇蹟，卻沒有真實及審慎地洞察到執政四年來對美國內政外交的破壞性與結構危害，也沒有看到自身的內部政治處境、資本憂慮、盟友反感等因素帶來的執政基礎的嚴重鬆動，更沒有注意到“自亂陣腳”帶來的內耗損害以及美國對“中國威脅”之焦慮感的進一步深化與病態化。
特朗普沒有提出並有效實施“遏制中國”的持續性戰略，反而造成內憂外患之加速衰退的現實，從而削弱甚至摧毀了支持其“大刀闊斧”改革與反規範操作的“深層勢力”（deep state）之信任。
**其三，以白人至上與美國特殊性為代表的保守種族主義。**特朗普主義是多頭怪獸，具有多面性的特徵，許多人往往見其一面而自滿，不能全面準確判別其思想與政治全貌。
特朗普主義的深層底色是一種保守種族主義。儘管他以推特平台尋求民粹支持，但不是任何形式的“民”都可以入他的法眼，比如極左組織“安提法”（Antifa）、平權組織“黑命貴”（BLM）等就不屬於特朗普的“民粹”範疇。這顯示了特朗普的保守種族主義：一方面是白人種族主義，極力維護美國作為“白人美國”的思想、政治與利益特性，對“白左”思潮和政策進行持續性的批判與清理；另一方面則是與基督教思想淵源有關的保守主義，要保守的不是什麼多元主義價值觀或宗教信仰，而是單一的基督教保守性教義。
白人至上意味着特朗普的“有色人種”政策的收緊甚至倒退，以及在反移民立法與執法上的暴力升級。堅持美國特殊性意味着堅決捍衞“基督教美國”，反對過度的世俗化與多元化。
白人至上迎合了美國人口中普遍存在生育與福利焦慮的中下層白人的政治心理，有助於大規模“吸票”及獲取政策調整的民意支持度。美國特殊性則回應了保守派對自由多元主義與白左思潮帶來的去道德化、去中心化、去秩序化的“美國衰落”景象的深刻疑慮，並激發起美國內外對於特朗普道德人格的“移情審美”，將其理解為在道德和政治上拯救美國的歷史英雄。
特朗普是這些光環與意象扭結組合起來的政治人格，他的上台、執政與黯然離場引發了世界性的思想與政治震撼，甚至引發了華人知識圈的立場衝突和精神分裂，也進一步對美國優越性和民主信仰本身造成危機感和實質性衝擊。
同時，特朗普又是一個缺乏真正的革命家道德與民主立法者智慧的投機政客，他政治肉身的光怪陸離曾經一度吸引和誤導了全球範圍內的無數“川粉”，俘獲了底層大眾與相當比例知識精英的政治“芳心”，但1月6日的“勤王”鬧劇及其後續的政治擔當缺陷（習慣性甩鍋，哪怕是甩給鐵桿川粉），最終造成了特朗普民粹主義政治人格與道德形象的內爆與坍塌。
特朗普及其政治團隊企圖尋求新的社交媒體以實現政治再起，但風景已過，政治破產的核心正在於人格破產，是關鍵歷史時刻的站位、責任甚至犧牲。
封殺特朗普的帝國理性與民主缺陷
掌握巨大權勢與民望的政治領袖往往都會對民主程序與法治存有內在的不滿和抗爭，甚至有僭越的衝動。這種人格因素在特朗普身上是存在的。特朗普自比林肯第二，但美國建制力量與盟友範疇擔心的不是他的“林肯化”，而是在權力與民粹的誘惑下，一步步不加節制且無法挽救地走向法西斯主義或凱撒主義。
1月6日的國會動亂，震撼並嚇壞了美國民眾、精英集團及盟友體系，於是短暫造成了一種跨黨派甚至跨國性的“護法運動”，即美國兩黨與兩院與民主盟友們捐棄前嫌，就美國民主權力交接的程序確定性與制度穩定性達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國會對選舉結果的認證程序順利完成，所有人彷彿一下子都輕鬆舒了一口氣。
在美國參院，必須有20名共和黨人“倒戈”，才能通過彈劾案。（圖源：路透社）
可想而知，作為民主“聖殿”的美國國會，歷史上第一次被現任總統號召動員的“人民”所佔領，而有關行動試圖阻止的竟然是多數人民投票形成的民主結果，這是怎樣一種所謂的民主的“美麗風景線”呢？“美國反對美國”、“人民反對人民”成了對美國民主神話的嚴格反諷，其意義挫折是空前深刻的。
夾雜着憤怒、恐懼與衝突再臨的防範意識，以及美國民主“家醜外揚”的羞辱感，剛剛奪權成功及穩住陣腳的民主黨就對特朗普展開了政治施壓、封殺與追懲行動，試圖羞辱性地造成其“社會性死亡”和“政治性死亡”。
總統選舉投票完成後，面對不利結果，特朗普本來計劃兩步走：其一，窮盡司法程序和社會運動施壓機制，抵制拜登勝選和接任，目前來看基本失敗；其二，為四年後即2024年的“王者歸來”進行提前的政治鋪墊、議題掌控以及與基礎選民的粘合度建設，對兩黨進行政治劫持與博弈。
如果操作得當，特朗普儘管下台，但其依賴民粹基礎和媒體煽動力的政治優勢會得到保持，甚至會因為拜登政府的執政錯漏而被放大與期待。然而，經過此次動亂事件，民主的道德基礎與程序理性遭到穿底式破壞，特朗普的政治計劃被完全打破，不僅精英被嚇壞了，人民及盟友也被嚇壞了。
出於對特朗普政治人格的極度不信任以及對美國民主重回理性軌道的超強需求，立場與利益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甚至包括彭斯、蓬佩奧及其他共和黨核心政治精英也選擇了遠離特朗普，支持民主過渡、法治與秩序。
對特朗普的“問責”之風是藉助這種政治不確定性風險意識而來的，主要包括：
其一，美國主流社交媒體（推特、臉書等）的賬號封殺，堵死“推特治國”的優勢網絡，對特朗普可謂“一劍封喉”，由此引發對媒體“第四權”濫用與言論自由保護的意見分歧和價值大辯論；
其二，啓動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的“總統停權”程序，由副總統彭斯召集多數內閣成員形成關於總統不能履行職責而停權的證明文件，提交國會投票表決而生效，但彭斯似乎無意於在超出“權力交接”範疇之外繼續展開所謂的“政治反叛”行動，標誌着兩黨針對特朗普的法律行動共識是極其有限與薄弱的；
其三，啓動美國憲法的總統彈劾程序，對特朗普而言屬於任內第二次，美國歷史上首次“二度彈劾”，該程序依法由美國眾議院提出，參議院審理，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審理，由參議院投票表決，但彈劾由於程序複雜、兩黨爭議及時間倉促，難以順利完成。
以上問責形式中，社交媒體封殺是即刻實現的，但存在一定的合法性爭議，而總統停權與政治彈劾依憲法程序展開，動力不足，難以奏效，卻可以起到政治羞辱及“政治性死亡”宣判的打擊意義，切割特朗普與其支持者羣體及精英網絡的政治合作關係，防範和化解特朗普主義對拜登執政及2024年總統選舉的殘餘影響力。
對特朗普的政治封殺，根源於一種深植美國精英圈的全球化共識與帝國理性：
其一，民主黨代表了一種內政上的自由多元主義和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國主義，從政治思想本質、淵源及規範性上更接近一種新“聯邦黨人主義”，屬於美國建制派精英的基本價值觀與政治共識，而特朗普主義對此屬於一種價值背叛和反動；
其二，以美國社交媒體為代表的“第四權”是美國帝國理性與全球治理技藝的重要支柱，對傳播和鞏固美國民主的全球聲譽及影響力是關鍵支撐因素，特朗普對美國民主信仰的動搖和破壞，打破了這些社交媒體的核心價值觀、帝國事業責任感與規範合意，必須以嚴厲的封殺行動阻止特朗普的破壞性言論與煽動性影響；
其三，內閣造反的“總統停權”程序是民主黨對共和黨政治精英的脅迫和鼓動，試圖凝聚針對特朗普主義的“泛帝國理性”的新共識，通過將特朗普視為“民主之敵”而重塑美國民主的團結基礎與價值依據；
其四，彈劾程序來自共和黨佔據微弱優勢的國會，代表了代議制精英民主對大眾民主與民粹領袖的政治批判和反制理性，試圖節制和阻遏美國來自底層的逆全球化衝擊力和破壞性，以維護美國作為全球化帝國的基本陣線與利益網絡。
因此，特朗普必須為其對美國民主與帝國理性的實質破壞行為付出代價，承擔責任，最低限度是要被清理出美國政壇，其標誌就是“社會性死亡”與“政治性死亡”。如果特朗普試圖繼續保持政治存在與挑戰性角色，不排除總統權力交接後有針對其本人與家族成員更加嚴厲的刑事調查與懲罰。美國民主政治的殘酷生存遊戲，正處於狂飆突進的顛覆性狀態之中，很有可能越玩越出界了。
但針對特朗普的“民主黨”式政治追殺，是否就能夠凝聚起美國的民主與帝國共識呢？已經實質分裂的美國會因為“牆倒眾人推”式的問責特朗普而重新團結起來嗎？特朗普所代表的7400萬基礎選民的政治憤怒與社會不平等，以及美國本土民眾與全球化精英的價值和利益衝突，會就此撫平嗎？如果對特朗普的政治追殺矯枉過正，是否會引發美國人民的再次搖擺和反彈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綜合來看，民主黨的政治封殺夾雜着政黨私利（政治泄憤及阻止特朗普的2024挑戰）和對美國本土民眾利益的繼續壓制，拜登執政預期主要功能在於政治維穩及實現既得利益集團的全球利益網絡之修復與促進，但對於解決美國本土民眾的失敗處境以及美帝國的衰退壓力並不會產生積極效果：
其一，特朗普主義本身並不是美國民主的病因，而是藥方。相比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與自由帝國主義藥方，特朗普的治療藥方有利有弊，半途而廢，因此進行周全理性的評估還很難有説服力。但有一點，簡單否定特朗普並不能直接找到解決美國民主病根的良藥。
其二，民主黨持續追殺特朗普可能造成6日事件帶來的“短暫共識”快速破裂，不僅共和黨難以與民主黨繼續共同行動，而且特朗普的基礎選民可能會被激發出新的激烈抗爭，造成美國民主政治再次陷入即刻並持續衝突的泥潭，1月20日就是又一次考驗的關口。
其三，社交媒體對特朗普的集體封殺令，儘管在合法性上可能難以追責，畢竟“第四權”不是真正的公權力，媒體平台作為私人企業有合法審查平台言論尺度的自治性裁量基準與守則，也有自我判斷承擔社會責任的辯護理由（比如阻止煽動言論進一步引發暴力衝突），但封殺操作簡單粗暴，對言論自由的信仰、價值與尺度造成動搖和衝擊，容易激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敵意，從而破壞美國民主的言論自由空間與條件，進而危及對民主信仰本身的理解與堅持。
特朗普推特賬號被凍結（圖源：推特截圖）
特朗普個人網絡社交賬號全部被封禁（視頻截圖）
其四，特朗普剩餘政治時間的最大主題是權力和平交接，而不是繼續推進政治鬥爭，故民主黨的“總統停權”施壓及彈劾程序的倉促再啓，與美國經歷動亂衝突後人心思定及民主共識碎裂重整的普遍心理相悖，而且可能開啓一個“窮盡追殺”的政治迫害先例，於美國民主政治到底是福是禍，一時難以權衡判斷。
其五，美國的法律與法治程序遭到壓抑，頻繁動用政治程序解決衝突問題不利於美國法治共識的確認和維護。特朗普的有關罪責適宜留給卸任後的司法程序來解決，不適宜在餘下的不足十天的倉促時間裏給人留下政治上“趕盡殺絕”的虐殺印象，從而啓發和誘導反對力量進行“同態復仇”，拉低美國民主政治的道德底線與合作倫理。特朗普敗壞了美國民主，但民主黨是否能夠重建美國民主，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清理特朗普藥方不能代替民主重建
抽離個人立場與利益糾葛，特朗普主義的某些判斷是對的，尤其是對底層正義的回應及關於美帝國限縮撤退的理性安排。但特朗普主義的思想質地與實施機制是單薄和高風險的，特朗普的獨特人格因素也造成了實施過程的不確定性與過大的利益傷害面。
即便美國需要從全球帝國範疇卸載責任，重建本土工業和國民福利，但帝國不是一日建成，也不是一日可退，其複雜關係牽扯與利益纏繞，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
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及循着新冷戰思路追求中美深度脱鈎，是對全球化市場與美國資本利益網絡的嚴重破壞。特朗普的全球退羣主義與對國際責任的粗暴拋棄，是對帝國核心價值遺產與制度架構的背離。
特朗普在國內民主政治中撕裂種族、標榜白人至上及反對移民，破壞了社會團結與美國的“自由熔爐”傳統，威脅到美國的人才優勢和創新能力的多元基礎。特朗普捕捉到了美帝國的危機與病理，但不夠審慎、專業及富有智慧，其最終失敗既有思想理念上的缺陷與張力，也有實踐操作上的失誤與過當。
在與特朗普主義的鬥爭中，我們看到了美國民主基礎設施的基本結構與制度韌性仍在：
其一，美國的主流知識界與建制性政治力量保持對特朗普的理念鬥爭與政治對抗，從而對特朗普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民粹主義造成相當程度及富有成效的合法而有力的限制；
其二，美國司法體系與法治保持獨立性，沒有簡單跟隨特朗普的破壞性政治議程，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因為特朗普提名了3名大法官而對其進行“政治護航”，甚至聯邦法官對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貿易戰政策、企業封殺令等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司法抵制；
其三，美國國會區分內部議題和外部議題，對外特別是對華鬥爭上易於形成跨黨派共識，對內則起到監督政府與節制破壞性總統行動的憲制功能；
其四，美國的普通民眾與民主盟友國家對美國民主的常態規範、選舉程序可信度及總統權力交接程序有基本的價值共識與制度信任，沒有出現對特朗普“逆反行為”的顯著政治援助。
美國民主的上述規範性基礎總體上可以節制和對沖特朗普主義朝向法西斯主義或凱撒主義的政治衝擊波，為美國民主重建贏得政治社會條件與歷史契機。美國民主在價值與制度上的韌性及自我修復能力，我們從1月6日衝突事件中兩黨與國會兩院的聯合護法行動中已可見一斑，但這種重建民主的共識在美國的內外衝突條件下仍然是非常薄弱和易於再次破碎的。這就需要美國法治的力量、民主黨的政治節制、共和黨的政治反思以及美國社會的團結與和解。
總之，特朗普只是藥方，對藥方的政治批判與清理，無法取代對美國真實問題與矛盾的診斷和回應。美國民主重建不是以批判特朗普結束，而恰恰是以其為負面典型和反思開端，並有勇氣直面特朗普主義所捕捉和提出的相關問題，相應設計和提出具有真正科學性與民主建設性的制度化解決方案。
如果民主黨一仍其舊，以內政上的自由多元主義繼續放任內部價值瓦解與不平等深化，以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國主義繼續追求一元化的帝國霸權以及過分補貼帝國治理的高昂成本，美國的帝國病理就不僅不會消解，反而會進一步癌變。
壓制特朗普，只是提供了美國民主與帝國理性修復重建的歷史契機，民主黨的新總統與國會領導層能夠藉此契機承擔起拯救美國民主、調整全球帝國權責關係、修復對外關鍵性大國關係以及重建負責任全球領導者角色的沉重歷史任務嗎？無論是拜登，還是佩洛西，我們似乎都難有保持樂觀期待的充足理由。
未來十年的美國民主、帝國事業與全球秩序，不是遠離了風口，而是更加深入了風險旋渦的真正中心。這一次的“民主911”，破壞的力量來自美國內部，來自帝國心靈的深處，確實是一場“美國反對美國”的嚴酷歷史鬥爭。這場鬥爭是怎麼來的，是民主研究與帝國研究的關鍵課題。
至於這場鬥爭需要怎麼進展和結束，則考驗着人類尤其是西方迄今為止的民主思想厚度、智慧與當代人的回應責任。如果美國民主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歷史性失敗，福山的“自由民主終結論”本身就會被真正終結，或者民主本身至少是不充分和有缺陷的，而人類探索新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模式的世界歷史進程才可能實質性展開。
我們進入或陷入的正是這樣一個全球民主秩序衰退與新帝國列強重新競爭的“戰國時代”，沒有任何國家、民族與個人可以豁免這場偉大歷史鬥爭的煎熬與考驗。於此，我們每個人又似乎都與美國民主相關，並深深嵌入了這樣一個紛亂重組的歷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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