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住房不公，收入不高？必須談談我們的分配問題了

【演講/史正富】

收入分配與民生資產

在傳統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制度中，有兩個概念：第一，一級收入分配是你的工資決定的。第二，為了彌補分配的畸形，就要通過累進所得税進行第二次分配，給有錢的人多收點税，比較下層和中下層的人少收點税。完了以後，進行調劑，搞點社會福利。這叫收入再分配。

有哪些國家收入再分配能持之以恆搞得好的？為數極少。美國現在是最富有的人交税的比例最低，反而中產階級是負擔了主要的税收，這不是累進，而是累退。這是什麼原因呢？在美國，有錢的人總是影響法律的，他們聘得起顧問，可以在全球佈局自己的資產，弄到最後沒繳什麼税。你讓他們把税賬拿出來他們都不敢。

所以，靠累進税收入再分配來解決社會分裂的問題，我認為是一條不可行的道路。法國這個大陸國家之前的很多年做得相對好一點，最近這些年也面臨着國家財政破產的問題。效率太低導致成本太高，持續下去會在社會上產生一些很難解決的長期隱患，就是很多人不想幹活，最後只能靠財政補償。因此應該探討怎樣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這個問題的新出路。

我覺得，第一要認識（正視收入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現狀）。我們國家過去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講了很多年，但不夠注重這一方面的政策研究。最近這些年應該是越來越重視了，社會呼聲也越來越強烈，它反映出這是要解決的時候了。

為什麼？這一次的科技革命跟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加容易造成極其嚴重的收入兩極分化。新的兩極分化發生已經有30多年了，還會深化。比如説，超級工廠出現後，基本上不用人，而是全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你去看看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廠才需要多少人？這還是初步的。將來連會計師、律師、金融分析師這種特別個人化的工作，僱傭人員數量還比較多的崗位，也可能被智能機器人代替。當然並不是全部代替，設計和監管體系的個別大專家可能還是需要的，但基層操作人員基本上可以被替代掉。現在有無人商店的試驗了，餐館有機器人送飯了。你可以看見二三十年之內，真正需要的就業量會顯著下降。

2019年1月7日，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在上海超級工廠奠基儀式上致辭。圖自新華網

自己搞企業的人，總喜歡給大家傳播樂觀主義，説：“你看哪一次技術變動不是有人失業，但最終就業總量都擴大了？”這話對不對呢？很對，過去是這樣的。但過去是這樣不等於一直都會是這樣，因為生產體系變革以後，連服務系統都智能化了，剩下來只有人類自身表達性的活動。只要是“經濟”兩個字涵蓋的，只要是為了生產、銷售、分配、賺錢的系統，都可以智能化，所以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原來的邏輯。

在這種情況下，掌握頂尖科技的人才和資本的提供者就可以比任何時代的資本家用更短的時間成為鉅富。過去老牌的工業資本家要一兩代人，至少十幾年或幾十年才能變成所謂的社會巨頭，現在小年輕搞個幾年就能一下賺到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為什麼？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技術進步的特徵導致的。這個其實比以前的任何社會都會更大規模地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極度畸形。

另一個因素是金融。企業創造的是產品，大眾買的是產品。金融賣的是什麼？是資產，是股票。沒有資產的人跟這有關嗎？法國人皮凱蒂算了很多年都是r（資產回報率）大於g（經濟增長率）。過去三四十年來，從里根時代開始，美國的社會分化現象就開始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在減少，鉅富和巨窮的人也在增多。我把它叫做“第二次收入分配兩極分化，M型社會的形成”。根本上説，這是係數的變動和虛擬金融的擴張兩個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今天這兩個因素幾乎橫掃全世界。

因此，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問題不僅會繼續存在，而且如果沒有有效的對沖政策，只能是越來越嚴重。

解決收入分配兩極化，有什麼有效措施？

我是做投資的，也辦實體企業。我的感覺是靠每個家庭把自己儲蓄拿來去投資，獲得財產收入，結果會與這個目標相反。這等於是把普通羣眾好不容易儲蓄的一點錢拿去給人家資本市場的操盤者“進貢”了。靠各家各户打理自己的財產來獲得財產收入是不現實的。

金融市場的特點是，資產價格變動的背後實際上是幾大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中小散户永遠都是輸家，贏家是核心資本集團。所以靠這個體系解決老百姓的財產收入，不是幻想，根本上就是在幫倒忙，是給金融市場的核心集團“上份子”。

那什麼方法是有用的呢？國家當然也採取了很多措施，但我看下來沒有一個是戰略性的、真正有效的。我認為最有效的是財產製度的變革，讓財產收入成為中下階層收入的一部分。

中國是一個多元所有制國家，有全社會的或者國家的、混合的、私人的三大類。怎麼從宏觀結構上把控中國整體社會的財產結構？宏觀的財產結構決定了社會分配的結構。怎麼樣才能讓沒有財產的家庭，通過全國性財產來獲得收入？這個我稱之為“1.5次收入分配”。它既不是初次分配，也不是二次分配，而是處在中間的。

一個辦法就是由國家的信用和資金優先投資具有可持續固定收入（現金流能力）的資產羣，比如説高速公路、核電廠、房地產（像是購物中心），它們有地域性，競爭不起來。當然，如果開放全球市場讓大家都來炒是另外一碼事。如果不開放，在正常的經濟運行當中，這些財產具有比較穩定的可持續現金流收入，可以稱為“固定收入類資產”。

如果用國家的積累和國家信用來放大，在經濟發展還沒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投資於這些財產，將來會出現“跨年收入遞增”。這一類財產的特點是回報越來越高。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收入彈性大於1，就是人的收入提高了，會消費更多的產品。有這個特點就意味着它的價格會越來越高，而且是自動的，不需要什麼經營管理改善的一套。這種產品風險小，穩定性強。

如果國家把全社會的這種東西（實際上最早在20年前就開始了），投在國家的基金手上，每年拿到的收入，再加上其他的各種收入湊在一塊，可以打造一個社會收入保障的財產羣。這些收入對中下階層傾斜，讓他們優先致富。

挪威有個超大的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這是全民財產收入。我們國家要搞的話可以分兩個層級，一個是全民財產收入，就是不管有沒有錢，只要是中國公民，大家一視同仁。第二種跟扶貧有關，資金來源要有道理，幫助他們獲得穩定的收入。

從財產角度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會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結論來。我想用“民生資產”這個詞。

以住房為例，我覺得住房應該公平化，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到了一定年齡，在一個地方工作幾年以後，應該有一套住房。怎麼賣呢？就是土地不要錢，只付房子的錢。

蓋一個房子是不貴的，地太貴。地的錢主要應由國家出，讓買房子人最多出一點“三通一平”的錢，這是可以用税來解決的，就是分年付。買房子的人主要就是買地上面的那個房子，這樣就很容易做到房住不炒。

新加坡的制度提供了一個樣本，我們可以研究、改進。它的核心就是房住不炒。房子如果給你，你就不能去炒，只能在系統內調劑。你一旦不要了，就要還給這個體系，它再分配給別人。房住不炒的前提是人們通過正常的渠道可以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我到時候是會有一套房子的。只要建立這個預期，房就沒人炒了。

有人問我：“這樣一來，已經買了房子的人不是倒黴了嗎？這麼多房子不跌價嗎？”我説，這未必就會跌價，價還不是人為定的嗎？但這個事確實需要研究。這個政策對沒有房子的人肯定不會有障礙，但對有房子的人來説，萬一房價跌了，他們欠銀行的貸款還不出怎麼辦？他是拿房子抵押的。所以就需要做試點和研究。但房住不炒是一個國家的大局。炒房如果變成老百姓的一個日常組成部分，恐怕要出亂子。

總的來説，住房是民生資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建議是國家成立大規模的、分地區的住房保障集團，由它們跟地方政府合作來操作這個事，讓房住不炒變成一個現實的方案。

超大城市能緩解兩極分化嗎？

還有一個跟人民羣眾利益有關的也提一下。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不一定要在超大城市，而是要在不同節點（城鄉）之間形成經濟的、快速的、便捷的互聯互通。以後通信體系和交通體系的變革可能會把大城市原來的優勢全部化解掉。因此，面對未來的科學技術，國土面積上的佈局就不一定要沿着過去講的大城市路線。現在提倡大城市化的學者，基本上是西方城市經濟學或者西方新古典理論的傳人，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中國現實的。

抓住城市化，其他的能帶起來。我的疑問是計算方法有問題。一個城市人口跟一個農村人口一年的消費水平要差好幾倍。比如説，一個城市人口平均一年消費5萬塊錢，一個農村人可能只消費5000塊錢。那如果一個農民進城，是不是跟這個人有關的國民生產總值漲了10倍？這樣一算，如果幾億農民進城，豈不是GDP連續每年增長7%甚至8%都是做得到的了？

可是，這麼多人進城以後，如果沒有產業的發達，他們在哪就業？不就業就沒有收入，怎麼消費呢？他們在農村的時候還能一年消費5000塊錢，跑到城市裏如果沒工作，得發錢給他們消費。那何苦還要城市化？在農村發錢就好了。

我覺得，離開了產業的發展，光要人進城，城市會變成很不好的地方。可是要搞產業發展，讓現在消費水平低的那些人變成消費水平高的，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有工作，二是他們有合適的工資。如果工資很低，都鎖在貧困線上，最後他們還是沒有消費，還要解決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問題。

所以，解決產業發展問題的同時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才能實現經濟的增長。至於這個增長究竟是在大城市內進行，還是大、中、小城市裏分散進行，我覺得是次要的問題。

2020年1月22日，旅客在上海虹橋站候車大廳內候車（圖源：新華網）

城市內人們集中在一塊，基礎設施大家分攤，所以成本低，但是也帶來很多問題。大城市病是司空見慣的。如果你把這個成本一起算上了，加上大家樂意在一個經濟充分發展、前景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中生活，我們應該追求一個幾十年後的空間佈局，而不是今天看起來最省錢的經濟佈局。

我認為以城市化為綱，可能還是隻抓住了一個現象，沒有抓住城市化帶來高成長的背後的邏輯。這個邏輯今天正在改變。

所以，要解決產業發展升級，同時解決收入分配合理化，就必須超越市場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的邏輯。因為在這兩個邏輯下，產業升級非常困難，因為該國家辦的那一套事，就是基礎性戰略性的資產積累不起來。另外，收入分配如果沒有民生資產的支持，僅憑市場機制，只能重複美國過去三四十年中已經發生、而且還日益惡化的趨勢，那我們的“願景2035”恐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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