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投資基礎性、戰略性資產，會搶走市場企業的飯碗嗎？

【文/ 史正富】

除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之外，我重點講一下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的需求都在什麼地方。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對這一類產業和資產積累的需求，只是有些國家運氣比較好，在這方面不用大費精力，老天爺幫它們留下了一個比較良好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環境。我總覺得歐洲，比如説地中海地區的地理環境造成基本上沒有什麼災害。但是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的領土有960萬平方公里，地形是“三級跳”的。胡煥庸線切開的一大半國土的利用率很低，而且各種資源分佈不平衡。

比如説，對經濟很有好處的水資源都集中在西部了，三江並流。喜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水庫大多數實際上是用不着的，一年號稱有6000億到7000億立方米流進印度洋。相反，我們整個北方都是缺水的，所以才有南水北調這件事。真正的南水北調不是靠着長江以南，那裏調不了多少水，水資源真正充沛的地方是在西部。因此，長期有國內的人提出大西線的南水北調，然後西水東流，這樣來改變整個北方的面貌。

有了水，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問題可以解決，像是沙塵暴和土地利用率。現在有研究説，如果水是夠的，北方几省出幾億畝的耕地是不成問題的，那就解決了中國現在可使用土地不夠的大問題，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糧食安全的局面。長期來説，航運也可以改變。從鄭州到黃河口開10萬噸級的輪船是可以做到的，這就會給運輸結構帶來很大的便利。水可以説是中國基礎性資產中最為重要的一項。

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渠首（圖源：新華網）

第二項是土地。我們現在有18億畝耕地的紅線。我們國家用於農業的土地至少要控制在這個水平，不能再減少。但是中國人多，生存條件要改善，人均的城鎮用地應該多一點為好，大家不一定都要住在高樓大廈裏面，可以有多種多樣的選擇。可如果多種多樣，容居率就要降低，城鎮化用地就要增加，和糧食紅線是有衝突的。

現在真正可使用的土地佔全國國土面積的比例很低。除了東南沿海的這100多萬平方公里，其他地方利用率都很低。除了剛才我説的水的問題，提高利用率更好的辦法應該是國家進行分級的規劃，對小山坡、小叢林、河灘地、拐彎抹角和高低不平的地方適當投資，進行整理，這樣它們就可以變成很不錯的用地。我看到有些企業家能搞上萬畝的開發，這是個人行為。但國家的大戰略如果靠私營去做就會有規劃問題。

另外，我們國家現在的基本農田（畝產）標準總體是不高的，真正高標準的佔比還比較少。如果能用現代科技對全國大多數基本農田進行改良，把潛能都用上，提高畝產，也可以成為解決中國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基礎。但改變農田質量的這件事，能不能讓農民自己貸款去做？不可能的，很容易就會弄出巨大的風險和新的金融投機空間來。合適的辦法應該是列入國家的統一考量中，來統一規劃、統一佈局、投資開展。

除了水和土地之外，還有空氣。空氣直接影響產品的質量。很多高科技產品必須是在清塵無染的情況下（生產）。空氣中污染越嚴重，打造製造環境的成本就越高，而且產品的質量越沒有保證。因此，改善大氣環境不僅跟個人的身體健康和社會的宜居程度有關，跟高級產品製造的質量和成本也有關。空氣的改善也是個重大工程。

第二種基礎性戰略資源與科學技術有關。現在基礎理論在這擺着，主要看你怎麼應用。石墨烯號稱了不起，有各種各樣良好的功能，但就是做不出來。英國有科學家得了個諾貝爾獎，因為他做出來了，但是他做的只是一層一層用膠布粘起來，一到工業生產就不行了。

這個東西的核心不在於基礎理論的突破，而在於怎麼把基礎理論變成一個工業實踐，因此要解決工藝流程的問題、裝備的問題、和工人的問題。這些事都是需要很長時間的。這樣一種產業，誰先搞成誰就是有突破性的。

但是哪一個企業家會去弄一個10年以後也未必搞得成，也不知道到時候的結果會是什麼樣的東西？為什麼不是別人來搞我來“偷”呢？

這其實是最有國家競爭的。哪個國家先搞成，肯定就會遭到打壓。你看中美或者中國和發達國家這麼多年的關係是什麼樣的？當你不能生產一個東西的時候，它賊貴賊貴，當你出了一個產品，比它質量差，價錢有可能差不多，它立馬降價，一降就把你打死掉了。

當年中國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國家招標一些重要裝備，會規定已經在被別的工程或者產業使用過多長時間才夠資格來投標。這意味着什麼呢？能投標的都是那些先進和發達國家的產品，本國剛發明的設備在哪用過呢？豈不是永遠也不能參加投標？永遠也不會被用？很可能當時想得比較簡單，就是要保證工程的質量，但是這等於讓中國好不容易搞完相關產品的企業靠邊站了。

因此在這種很前沿、很難才能弄出個產品的行業中，自主搞創業的企業家面臨着無法預料的風險。這在中國過去是很嚴重的問題。不要説正常的商業競爭了，在非商業競爭都可能被幹掉。有沒有人去搞反壟斷呢？在中國是長期沒有的。沒有得到國家用某種有效措施來幫助市場調節的這些企業是很不願意介入這些高科技的、特別前沿的事業的。最近這幾年因為中國國家的整體戰略和政策發生了全面的轉變，創造出了一個目前看來是比較有利於科技創新的空間和氛圍了。

這是基礎資產中科學技術的層面。在科技產業興起的層面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升級），比如員工。要打造新興產業的羣體、要讓現在各個產業升級、有新的製造標準、從製造到精造，生產線上的員工和以前普通的農民工就不一樣了。這就需要企業一線員工大規模的素質提升。

誰來辦這個事呢？我覺得超大型的企業可能可以辦，但大多數企業不願意幹，為什麼？我把你培訓出來了，你就到另一個單位拿高工資去了，這是一個替人家做嫁衣裳的活。另外，這件事畢竟需要投入。企業錢多的時候是很少的，大多數都是緊緊巴巴往前走的。只有壟斷性的平台現金流超級富裕，比如支付寶、螞蟻、還有騰訊。這個軟件平台搭成了，就沒有成本了。但是高科技的主幹不是這些平台企業，而是一個個做產品的企業。這就回到了剛才的大問題：員工的合格性靠誰來解決？當然，現在我們有了一些發展方向，比如各地辦的技工學校。但總的來説，要讓幾億農民工轉型變成幾億個有技藝、有專業、有工藝水平的員工也是國家戰略性的行動，不是完全靠市場機制就能解決的。

此外，戰略資源也涉及國家安全。比如説，我們之前在南海修了島，護理南海。將來我們把南海變成一個生產生活和國防一體化的領土就需要經濟開發，經濟開發又可以變成戰時的軍事力量。以前有過東印度公司之類的，我們弄一個南海發展集團不行嗎？中國的體制都可以在這個集團裏頭體現，軍民結合，退伍軍人可以為主導。

建島以後就要搞旅遊業，搞碼頭、度假村、深海的漁業、漁業的加工、海洋研究等。島上面積比馬爾代夫大多了。只要有居民、有生產、有銷售、有生活，不用競爭了，自然就是中國領土了。一旦遇到風險，這些也能變成一個自我防衞的力量。

永暑礁的各項配套設施可以和一座現代化的小型城鎮相媲美（圖源：新浪網）

國家可以拿大的資產作為基金，從浙江沿海到廣東沿海弄個一兩萬條高等船隻，編制一個國家範圍內的漁民羣體。但是上面有專業的退伍軍人、政治指導員什麼的。平常可以進深海捕魚，跟日本、韓國船隊或者其他船隊在全球市場競爭。這種級別的漁船可以是巡邏船，也可以是捕魚船。這個投資可以國防、民事兩用，效益肯定好。

誰去幹？幹這事牽涉到國與國的關係和國家的政策，很多年都可能沒有回報，而且不投個幾十億、甚至幾萬億進去是不會有回報的。這就需要有一個基礎資產來支撐。

產業的類別、民生的類別、國防的類別，不同類別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中國很多的開發需要的是大型基礎資產的投入，投入以後才會產生效果。但這個效果是空前的，它能解決生態經濟的問題，也能解決產業升級、科學技術進步、全產業鏈化的問題，還能大規模地減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趨勢。最後，甚至可以影響空間佈局，就是所謂的新型城市化。

因此在我看來，中國處在這個時代，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跳出現在的經濟學思路，創造一種新型類別的資產，就是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它沒有搶市場體系中企業的飯碗，相反，它會給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創造新的空間，帶動它們發展。這些都是很好的效果，最終能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瓶頸，補了結構性的短板。

補短板不是補一個、兩個，而是成體系的。把生態市場、科技市場、新興產業、收入分配的保障都給搞上去了，不等於把中國的核心問題用兩種手段解決了嗎？一個是市場的，一個是戰略的。

我在寫《超常增長》這本書的時候講了這些事，並提出一個命題，就是這些資產種類，市場化的體系是不能投資的，為什麼？它有八個特徵：

一、超大規模：這類資產形成通常要天文量級的投資；

二、超長週期：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設週期和更長的回收期；

三、超高不確定性：包括自然、技術、社會、國家安全多種維度的不可控因素；

四、超低收入排他性：即有公共品屬性，資產性收入不易被投資者享受；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難於保障；

五、外部性為正：這類資產可以惠及項目之外的地區、產業以及全社會；

六、跨期邊際收益為正：需求的收入彈性大於1，隨着經濟增長及人均收入的增長，社會對這類產品的需求和這類產品的價格會同步或更快增長，這類資產的投資回報率相應增長；

七、規模報酬可能為正，有自然壟斷屬性；

八、運行相對簡單，對管理及創新要求較低。

前四個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向這些領域配置資本和資源。後四個種最重要的是“剛性需求和收入彈性大於1，跨時收益遞增，”使得投資這些領域的資本金只要撐得住，最終肯定是盈利的，而且會越來越多。

這説明它適合於國家來幹，我把這個叫“國家戰略性投資基金”。因此，為了實現中國未來幾十年的國家願景，在經濟的層面上，我們要提升實現國內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大戰略。這需要三個大的支撐性的戰略，一是生態資產的建設，二是科學技術和科技產業的崛起，三是民生資產的構建和實施。與之配套的是國家空間佈局當中的新型城鎮化。

根本上説，我們需要破除迷信，破除對西方經濟體系的迷信，然後去尋找跟中國有關的解決方案。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實踐中，重新創造具有普世價值的經濟科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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