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什麼樣的住房制度，才是社會主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燕菁】

扶貧攻堅任務完成後，縮小貧富差距便成為下一個更艱鉅的目標。美國過去一年的社會動盪表明，即使對於最發達的國家，縮小貧富差距依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從歷年諾獎獲得者的工作顯示，經濟學對於如何創造財富已經有了較深的理解，但對於財富的分配機制的研究卻乏善可陳。

傳統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基於個人總財富的比較。個人財富函數主要由私人資本和現金流兩部分組成。前者是虛擬財富，包括股票、債券等未來的權益；後者是實體財富，主要是分紅和工資等現金流收入。在傳統增長模式下，實物是財富的主要形態；在現代增長模式下，代表未來權益的資本是主要的財富形態。特別是在貨幣信用化以後，信用財富相對實物財富增長更快。當貨幣與債務掛鈎，每次貨幣的擴張都成為向資本所有者轉移財富的過程。由於資本佔有不均等，增長的結果必然會造成財富差距擴大。這就是為什麼在資本私有化的今天，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與財富增長形影相隨的不可逆過程。

根據傳統的財富函數，比較貧富差距最常使用的工具，就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於1912年提出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按照聯合國建議：若該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 0.2-0.3表示比較平均； 0.3-0.4表示相對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由於傳統理論中貧富差距主要是通過個體收入度量的，解決貧富差距的主要辦法都是圍繞對高收入者徵税。

在中國，資本的主要形態是土地。作為土地價值的載體，住房在個人財富構成中佔有壓倒性的份額。根據2019年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在城市居民房產淨值佔家庭財富的比重高達71.35%，農村居民家庭房產淨值的佔比也有52.28%[1]。隨着城市公共服務的升級，擁有住房的居民的財富不斷增加。通過二次分配帶來的財富增長（資產升值），遠遠高於一次分配環節工資性收入的增長。

住房就像是一道財富鴻溝，將社會劃分為貧富兩極。特別是由於沒有財產税，加上股票等其他資本市場不成熟，住房在中國資本構成中的比重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租賃住房和擁有住房在中國具有完全不同的財富含義。因此，對私人財產徵税，也就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不二選擇。

擁有住房，也就擁有接入城市財富的“插座”。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如果我們將財富概念擴大，在私人財富之外引入社會財富，用社會財富和個人財富兩個變量描述真實財富，就會發現私人財富差距並不是決定貧富差距最主要的因素。私人接入社會財富的能力，才是貧富差距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所謂社會財富，乃是社會資本和其產生的現金流兩部分組成。前者是所有人共享的集體便利（collective facility）的價值，後者是該便利產生的現金流。集體便利是相對於私人便利（private facility）而言的。比如汽車是私人便利，道路就是集體便利；手機是私人便利，網絡就是集體便利；電器是私人便利，電網則是集體便利。

一旦私人便利接入集體便利，財富的差距就會劇烈變化。假設A的汽車價值為1，B的汽車價值為10，按照傳統的理論兩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就是1：10。但如果考慮到價值為100的道路，A和B的財富差距就縮小為101：110。如果個人財富差距不變，道路升級為價值1000 的高速公路，兩個人的貧富差距就會進一步縮小到1001：1010。顯然，社會財富的多寡對貧富差距的影響要更顯著。

一旦我們將“社會財富”引入財富函數，就會發現傳統研究貧富差距的理論存在着根本性的誤導。接入社會財富的便利程度差異，成為決定財富差異更主要的變量。社會財富作為一個集體便利，根據不同的人接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你是靠徒步、馬車還是汽車出行，公共財富——道路——對你的價值完全不同。如果你只能步行，道路越好，你和有車的人貧富差距甚至會更大。城市作為社會財富最密集的地區，能否接入集體便利（也稱作public goods），個人的貧富程度會有根本不同。如果把社會財富比作城市電力系統，住房就是接入這一系統的“插座”。

在社會財富與土地高度相關的中國，作為私人進入社會財富的接入器，才是住房更主要的功能。擁有住房，也就擁有接入城市財富的“插座”。哪怕你的“插座”本身不如別人，但你與其它有房的人的財富差距立刻就會縮小。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你在城市擁有10萬元的套房，而你的鄰居住的是100萬豪宅價，你和鄰居私人財富相差10倍，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鄰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價值上億的學校，你和鄰居的貧富差距就會縮小到接近1：1。嚴格地講，社會財富和私人財富是不同的量綱，不能簡單加總，社會財富不只是學校，但上述比喻仍可以直觀地解釋為何擁不擁有住宅，對貧富差距的縮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新的財富函數中，個人財富的多寡就不再是決定貧富差距的唯一變量，甚至不再是主要因素。對於財富差距而言，個體接入社會財富的便利性變得更為敏感。是否擁有公平的接入社會財富的制度接口，會更顯著地影響個人的財富。現實中，幾乎所有“平台”的改進，都具有縮小私人財富差距的效果：當通訊系統從4G升級到5G時，小米和蘋果手機的價值差距便會縮小；當電視節目選擇增加、水平提升，不同電視機間價值的差距便會縮小；當道路升級為高速路後，桑塔納和寶馬之間價值的差距便會縮小……這一新的財富函數，為解決貧富差距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解決1.4萬人居住的濟南董家安置房。圖片來源：中國質量新聞網

在中國，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務都是直接或間接與住房掛鈎，住房因此成為中國接入社會財富的主要接口。只要人人擁有住宅，哪怕我們不“劫富濟貧”，不必對豪宅徵税，只要全面提升社會財富，社會財富差距就可以顯著縮小甚至消除。只要能做到集體便利併為集體所有，資本主義經濟就會演變為社會主義經濟，社會財富不斷擴大本身，就可以使貧富差距縮小。這也是為什麼住房一定要廣覆蓋——因為住房在中國是接入社會財富最主要的接口，只有公平地擁有住房，才能公平地接入社會財富。

大國之間的競爭不是靠技術、不是靠關税、更不是靠制裁，而是看誰能更加獲得本國民眾的支持，誰的社會制度更持久。國家間的競爭本質上就是國家信用間的競爭。在這個意義上，貧富差距不是屬於道德範疇的非經濟要素，而是現代信用經濟最底層的變量，它為穩定的社會制度提供合法性的基石。一個穩定的而持久的無人格社會，才可能進行跨越個體生命的長週期的交易，才會給資產賦予更好的信用（體現為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估值（體現為更高的市盈率）。

由於社會財富大部分是由具有“平台”性質的組織提供的，私人提供的社會財富必定是有人格的，“平台”的創始人個體的生命的週期，就決定了私有的社會財富必定缺少持續性和穩定性。社會財富的所有權就會變得非常重要。由於社會財富的聚斂速度遠遠大於私人財富的聚斂速度，“平台”是私有還是公有，是一個制度能否將“公平”內置到增長的充分條件；而能否讓所有人有同等的接入公共財富的機會，則是一個制度能否將“公平”內置到增長的必要條件。

如果我們把公眾擁有“平台”的制度定義為社會主義，把私人擁有“平台”的國家定義為資本主義，前者的財富增長自然會縮小貧富差距，後者的財富增長就一定伴隨貧富差距。顯然社會主義的增長中，“公平”是內生的；資本主義的增長中，“不公平”是內生的。皮凱蒂的研究表明，當“不公平”內置於增長機制時，只靠税收等外部工具是不可能矯正貧富差距的。只有通過社會主義：1）不斷將“平台”公有，2）建立起讓所有人公平接入社會財富的接口（比如住房），才能從根本上避免資本主義下（“平台”私有）必然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

這就是大眾住宅背後更深層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註釋：

[1] 經濟日報社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家庭財富調研組《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房產佔比居高不下》，2019年10月30日 07:45   來源：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