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中美“新冷戰”，在華歐企只能二選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

我曾在之前的《剛剛連線》中提到過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那就是美國試圖讓歐盟和德國做出一個抉擇：如果你想與美國站在一起，那就必須反對中國。

我還曾解釋説，德國和歐洲的明確議程是繼續對任何多邊合作保持開放。就目前而言，對絕大多數德國人來説，拜登的就職典禮是一件非常令人滿意的事，只有10-15%的人希望特朗普連任。

從宏觀上看，德國的一些期望似乎是合理的：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衞生組織、對北約（NATO）的明確承諾以及重啓與伊朗的談判都是我們德國明確支持的舉措。“美國優先”似乎暫時結束了。

但請不要誤會：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這種影響更為細微。

美國決定從對華接觸政策轉變為對華脱鈎甚至倒退的政策是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做出的，這幾乎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黨派能夠完全達成一致的唯一議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特朗普對德國也完全缺乏外交手段，才使得德國很難加入反華聯盟。

此外，儘管德國和歐洲可能在軍事上依賴美國，但與中國脱鈎並不符合德國的經濟利益，因為德國在出口順差方面僅次於中國，因此實際上更依賴於正常運轉的全球化。歐盟也沒有放棄其戰略，即從經濟聯繫開始接觸是緩解緊張局勢的最佳途徑，歐洲一體化本身或中國大陸與台灣都證明了這一點。

脱鈎是不可能的

當人們談論“新冷戰”時，他們忘記了蘇聯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關係基本上是零。

與氣候變化類似，根據自然規律，“脱鈎”已經不可能實現，與中國經濟脱鈎在經濟上是自殺行為。德國佔中國對歐貿易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國已連續四次成為德國最大的單一貿易伙伴。每三輛德國車就有一輛在中國銷售。我們德中兩國每年的雙邊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約為1000億歐元。德國出口的主要是機械、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電子和化工產品。未來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包括交通運輸、發電、環保和醫療保健。

2018年德國最重要交易夥伴排名，中國位列第二（圖/Echo-wall）

但是，並非一切都很好。德國公司確實與美國公司擁有着共同的雄心，他們希望擁有一個與本土企業同等條件的公平競爭環境：這包括不強制要求成立合資公司或技術轉讓、自由進入資本市場以及有能力在更多領域獲得多數股權。中國雖然已經有了更好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但是執行相對不力，強迫公司出於所謂的認證目的披露其技術目前來看是一種讓人擔憂的做法。

換句話説：德國公司希望中國能嚴謹遵守世貿組織規則，這也是每個世貿組織成員的承諾。

顯然，中國在這一領域表現出的改善速度遠不及在其他許多領域。這也難怪，因為相應的推遲最符合中國的利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多邊組織中給予中國相應的權重時，我們德國也是這樣做的。

我們的產業注意到中國的“雙循環”戰略。技術獨立的願望是合乎邏輯的，尤其是在貿易戰時期。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德國通過銷售機械和技術，從中國的質和量的增長中獲益匪淺。由於德國在華外商直接投資（FDI）大約是中國在德FDI的25倍，主要以許多製造業子公司和合資企業為代表，德國企業在中國國內增值方面處於有利地位。

在華德企，防疫、復工兩不誤（資料圖/中新網）

挑戰還是存在的

我在15年前創立的Débrouillage Ltd.是一家戰略管理諮詢公司，在慕尼黑和上海附近設有辦事處，只聘用當地員工。我們幫助來自西方和亞洲國家的工業客户應對通常在對方的經濟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挑戰。

我們注意到，雙方有時候存在着一種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甚至是不信任感：亞洲客户常常與眾多西方國家的複雜性作鬥爭，他們在自己不習慣的法律方面存在擔憂；西方客户被巨大的中國市場和增長前景所吸引，但對中國商業夥伴懷有不信任。在中國擁有數千名員工的西方客户要求我們分析中國的情況，卻又不讓中國員工參與其中，這種情況時常出現。

我們已經處理過一些西方公司被欺騙的案例，例如腐敗案件或合資夥伴複製整個網站、產品範圍直至目錄和訂單號，並偷走客户的案例。當然，這是人際關係出了問題，以及西方夥伴看起來不能再提供最有前途的未來。

反之亦然，與貿易戰無關，我們的許多西方客户意識到，作為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另一面，中國不再是一個低成本國家。在許多行業，中國本土競爭對手也已經迎頭趕上，提供了“足夠好的”產品，迫使西方公司關注從中國出口的產品。由於沒有足夠的技術優勢，也不再有成本優勢，中國對他們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至少當中國公司也開始出口的時候是這樣。

在我個人看來，這種相互不信任只會因為持續性的貿易戰“脱鈎”論調而加劇：雙方對彼此的耐心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西方管理者總是不願意永久地移居中國，因而失去了學習語言和發展深度且可信任的人際關係的可能性。儘管大多數德國人出於對特朗普主義的反感，心裏也會掂量一下，但特朗普政府持續不斷指責中國，終究進一步加劇了不信任感。在拜登的領導下，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德國的對華鷹派已經在磨刀霍霍了，他們意識到德國人將更傾向於拜登領導的“遏制中國”。

在公司層面上，我們確實收到了一些諮詢，要求我們分析某些公司將工作崗位和附加值從亞洲轉移到美國的代價。

中國企業越來越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反面來看，這也意味着中國國內競爭加劇，需要打入全球市場，這將帶來全新的複雜性。此時此刻，我們有時會參與併購——中國投資者通常會併購西方公司。

我們參與了一系列收購，最終，德國方面的恐懼被證實並沒有出現：中國方面沒有將所有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也沒有在德國關停公司，而是對這些網點和人員進行了投資，有時甚至還拯救了德國公司，雖然確實有例外情況存在。

在最好的情況下，會出現跨國公司，它們在兩個地區都設有辦事處，並實行混合管理。在那個世界裏，起源地在哪裏越來越不重要了。

這種趨勢能否持續下去，還取決於美國的政策。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日本公司是如何因迫於美國的壓力而減少對中國的銷售，從而導致嚴重的業績下滑：它家的機器用於電子製造業，而美國為阻礙中國的進步，甚至願意霸凌盟友。

參與俄羅斯-歐洲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德國企業也面臨着類似的問題：“停止建設或投資，否則美國將在自己領土之外用美國法律對付你們”。

在那一點上，決策取決於對經濟實力的考慮，而這可能是雙向的：在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之前，美國向澳大利亞等潛在簽署國施壓，讓它們在繁榮和保護之間做出選擇，澳大利亞選擇了繁榮，簽署了RCEP；但是如果經濟利益不夠大，比如德國在伊朗的經濟利益，這些公司就會選擇向美屈服，即使收到政府不讓這麼做的威脅。因此俄羅斯輸油管道的投資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持觀望態度。

信念還是要有的

RCEP或“一帶一路”的參與實例表明，中國最有可能達到質變的臨界值（critical mass）。在我看來，繁榮和安全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正相關的。

這確實可能導致IT業和電信業版圖巴爾幹化，就像如今已分裂割據的互聯網世界一樣。作為一家中國團隊和歐洲團隊每天都緊密合作的公司，我們知道這會有多痛苦，但這並不是無法克服的。這隻會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而這情況在西方國家之間乃至國家內部也都會發生。

不過，那些在個人信任層面上成功合作的人不會屈服於這種技術障礙，最終，他們會擁有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

（想了解岡特·舒赫先生更多信息、動態，可關注其Bilibili賬號@GunterSchoech：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356930或知乎同名賬號：https://www.zhihu.com/people/gunter-schoech）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