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為何中國的發展，能自外於東亞模式？
【文/鄭永年】
在二戰後的歲月裏，東亞已成為世界經濟中最具活力的地區，其發展形勢堪比18世紀西方的崛起。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十年裏，該地區相對於西方，平均收入大幅提高，而在其他所有“發展中”地區，包括拉美、非洲、西亞和南亞，它們的平均收入要麼下降，要麼保持不變。由於這個簡單的原因，“東亞奇蹟”一詞應運而生。
隨後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能夠解釋東亞奇蹟？東亞的政治經濟體制是如何運作從而產生這樣一個奇蹟的？
與任何政治經濟體制一樣，東亞奇蹟的核心也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對於當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來説，東亞政治經濟並不是一個獨特的體制，其奇蹟可以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來解釋。如前所述，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能包括：
(１)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２)提供有形的基礎設施，特別是那些固定成本相對於可變成本來説較高的基礎設施，如港口、鐵路、灌溉渠道和下水道。
(３)提供包括國防與國家安全、教育、基礎研究、市場信息、法制、環境保護在內的“公共產品”。
(４)促進制度發展，以完善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等等。
(５)在出現明顯的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對沖或消除出現的價格扭曲。
(６)將收入重新分配給最貧窮的人，以充分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
如前所述，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一直是有爭議的，西方經濟學家對政府的看法，也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在工業化國家，由於大蕭條和戰時的困難，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被賦予了矯正市場失靈的重大作用。
隨着發展經濟學的興起，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方法，也被研究欠發達國家問題的經濟學家所採用，併成為發展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基礎。不發達國家所經歷的許多特殊情況，如私人儲蓄率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性、出口價格相對於進口價格的下降、內部市場小、人力資本存量有限、掌控大型組織的少數企業家的存在以及普遍的就業不足，都意味着欠發達國家政府要發揮比發達國家政府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國家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和較不發達國家中都減弱了。在較不發達國家，人們認為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了消極作用。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由國家推動的進口替代型工業化，催生了需要長期補貼的效率低下的工業，而看不到一點實現國際競爭的希望。
此外，政府的廣泛干預往往會產生大規模的“尋租”，將經濟主體的精力從生產轉移到遊説上，要求政府增加補貼和保護。相反，一些最成功的欠發達經濟體———主要是所謂的“四小龍”，包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利用市場激勵和強大私營部門推動的外向型模式，實現了非凡的工業增長。
對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來説，這些經驗表明，是否遵循新古典主義的藥方，決定着欠發達經濟體的成敗。對於新古典主義學派的學者來説，沒有必要使用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東亞奇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就可以完成這一任務。
新古典主義認為，東亞發展的動力與其説是資本構成，不如説是資源的有效配置。一旦建立了資源有效分配的制度安排，投資就可以自行解決。有效利用資源的必要制度安排就是競爭性市場，特別是與國際市場相融合的國內市場。因此，政府應該讓經由市場機制來運作的私人生產者，來提供除某些“公共產品”之外的所有物品。
有一大批文獻對東亞奇蹟提出了新古典主義的解釋。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將日本的經濟表現解釋為主要是由於個人和企業的行動與努力，以更大程度的自由來回應市場上提供給商品和勞動力的機會。帕特里克認為，儘管政府一直在提供支持，也確實在為增長創造環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它的作用往往被誇大了。
日劇中的上班族
陳坤耀(Edward Chen)斷言，在東亞經濟體中，“基本上沒有國家干預。國家所提供的，只是一個適合企業家履行其職能的環境”。“通過國家干預把資源引導到需要的渠道”這類做法，是中央計劃的一部分，與東亞經濟的發展毫無關係。東亞經濟體的高速增長表明：“自由市場環境提供了必要的機制，使各經濟體朝着生產能力邊界的最優點邁進。”
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羅斯·弗裏德曼(Rose Friedman)也指出：“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日本——廣泛依賴於私人市場——正在蓬勃發展。相比之下，嚴重依賴中央計劃的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社會主義中國則經歷了經濟停滯。”
簡單來説，從新古典主義的視角來看，東亞經濟體之所以比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做得更好，是因為東亞國家幾乎不干預市場的運作。雖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未必否認國家的作用，但國家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只是一種邊緣性和補充性的地位。因此，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並沒有對新古典主義的市場化發展模式提出根本的挑戰。
出於對新古典主義解釋的不滿，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如政治學、社會學和工商管理學)的學者，都試圖對東亞奇蹟做出其他解釋：一些人強調儒家價值觀和節儉的消費偏好，以及積極進取的企業家精神；另一些人則強調，西方對共產主義的防禦，使得西方資本積累的節奏產生了外部需求；還有一些人則強調企業管理的技巧。
在所有這些非新古典主義的解釋中，最流行的非正統解釋強調了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這一類文獻有各種各樣的術語，例如，“發展型國家”“聯盟資本主義”和“戰略資本主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它常常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
在這類文獻中，大多數學者把國家的作用置於東亞奇蹟的中心地位。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正是東亞成功的主要因素。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對這一解釋做了簡短的總結：
一個更為合理的方案是，要在一個政策體系和一個主要是私營市場的體系之間，進行協同的聯繫。其中，任何一個體系的產出都會成為另一個體系的投入。政府以其對產業和貿易形象的恰當認知，給私營部門制定規則和有影響力的決策。
通過這一機制，市場的優勢(分權化、競爭、多樣性和多重實驗)就能夠與部分隔離生產者免受自由市場不穩定影響的優勢相結合，也能夠與某些行業的投資優勢相結合，這種投資優勢是政府受到刺激後所選定的，並且對經濟的未來增長至關重要。這些結合改善了自由市場的結果。
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提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理論，這一理論最初是基於他對日本通商產業省(MITI)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案例研究而提出來的。約翰遜認為，東亞所有表現亮眼的經濟體，其制度安排都有一些共同特徵：
(１)國家行動的首要任務始終是經濟發展，其政策目的是增長、生產力和競爭力，而不是福利。增長或競爭力目標的實質，來源於與外部參考經濟體的比較，後者為國家管理者提供了模擬模型。
(２)國家保障私有財產和市場，並限制自身的干預，以符合這一承諾。
(３)國家通過工具來指導市場，這些工具由精英經濟官僚制定，他們由“領航機構”或“經濟總參謀”來領導。
(４)國家參與了許多與私營部門進行協商和協調的機構，這些協商過程是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５)國家官僚進行“管理”，而政治家則進行“統治”。政治家的職能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為官僚機構創造機動的空間，同時也作為一個“安全閥”，迫使官僚機構響應羣體的需要，因為體制穩定有賴於這些羣體。這種職能就是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同時，保持國家的相對自治。這種“管理”與“統治”的分離，伴隨着“軟威權主義”，即對一個政黨或機構的政治權力的長期虛擬壟斷。
在約翰遜之後，一些學者也在其他東亞經濟體中發現了類似的證據，尤其是在“四小龍”的身上。在對韓國的研究中，帕爾韋茲·哈桑(Parvez Hasan)將關注點放在國家的作用上。根據他的觀察：
在很大程度上，韓國經濟依賴於私營企業，它們是在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導下運行的。在韓國，政府的作用遠比僅僅制定遊戲規則和通過市場力量間接影響經濟更為直接。事實上，政府似乎是一個參與者，並且常常在幾乎所有的業務決策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研究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時，愛德華·梅森(Edward Mason)和他的合著者們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開啓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並且從那以後一直在加速，這是一種政府主導的發展，其主要引擎一直是私營企業。政府與高度活躍的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系列難以看透和描述的相互聯繫，政府致力於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方向，私營部門面臨着規劃機制與不斷變化的經濟活動結構之間的對立。
如果將韓國的規劃解釋為不僅包括政策制定，而且還包括政策執行的技術，那麼它的意義遠遠超過“指令性”。政府之手通過對激勵和抑制的操控，深入單個公司的活動中。與此同時，這種情況卻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描述為指令經濟。
三星集團，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
羅伯特·韋德利用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台灣地區的證據，提出了他所謂的“管制市場理論”。他觀察到，這三個經濟體(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
其政府致力於增強國內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最終提高生活水平，這一共同點十分強烈，幾乎是毫不含糊。這一承諾，促使三個政府為管理市場創設了相當類似的政策和組織。它們出色的經濟成就，使人們合理地認為，它們創造了一種更具競爭力的資本主義形式，其他國家從中學習是明智的。
韋德認為，東亞經濟表現出的優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下列因素的綜合作用：(１)生產性投資水平很高，使較新的技術能夠迅速轉入實際生產；(２)對某些關鍵產業的投資，比在政府幹預缺位的情況下要多；(３)許多產業直面國際競爭，即便在國內市場不是如此，在國外市場也是如此。
不難看出，新古典主義理論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區別，主要在於它們對市場和國家角色的重視程度不同。新古典主義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源配置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它將東亞地區的優越表現，解釋為是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有效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這種更有效的資源配置，來自更自由運作的市場，包括國內產品市場更緊密地與國際市場融為一體。因此，這些國家表現出了“正確定價”的優點，“正確”意味着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保持一致。
例如，世界銀行在其1993年發表的《東亞奇蹟》這份報告裏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表現良好的亞洲經濟體，包括東亞和東南亞的8個經濟體(HPAES)通過良好的基礎，實現了高速增長。”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東亞的經驗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自由化的市場是組織經濟的最佳方式。國家要保護產權，保障公共產品供給，但不能給予有方向性的推動力。更具體地説，國家應該創造並維持高效、免租的市場；一個高效、廉潔的公共部門，能夠監督一系列狹義公共服務的提供;以及參與式民主的分權安排。這些條件越到位，發展和繁榮就會越多。
與此相對地，發展型國家理論則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將東亞地區的優越表現解釋為一種投資水平和投資構成促成的結果，這種投資水平和投資構成，既不同於新古典主義理論，也不同於許多其他最不發達國家所奉行的“干預主義”經濟政策。政府政策故意進行一些“錯誤”定價，改變了向分散的市場主體發出的信號，使它們做出了錯誤的回應，並利用非價格手段改變市場主體的行為。由此產生的高水平投資，導致了設備的迅速更新換代，從而將新技術快速地轉移到實際生產中去。
然而，新古典主義理論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區別，並不像最初看起來那麼大。最新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更為平衡的分析。例如，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參與了許多亞洲經濟體的經濟決策，他認為，儘管總體經濟政策是積極的，但沒有任何一項單一的經濟政策能夠放之亞洲地區而皆準。他發現，在一些經濟體裏行之有效的干預主義政策，在其他地方卻失敗了。
他在研究中採用了一種更加動態的方法來考察不同歷史時期裏國家角色的變化。在一個歷史時期行之有效的國家政策，在另一個歷史時期裏可能會失敗。收入分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初奉行平等主義的東亞社會，如今的分配結果卻分道揚鑣，日本維持着適度的貧富差距，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如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則在全球化時代裏見證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有研究甚至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亞洲貧富分化嚴重的經濟體之一。
對發展型國家理論和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的綜合，來自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NSE)。憑藉其在中國經濟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豐富經驗，林毅夫認為，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裏，國家可以通過適應其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格申克龍(Gerschkron)和庫茲涅茨(Kuznets)建議國家應當積極干預，以創造有利於工業化的要素價格，而新結構經濟學並不持有這種主張，而是認為國家應將其作用侷限於提供信息、培育新產業和鼓勵外國投資，同時依靠市場在產業升級和多元化中發揮核心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林毅夫的建議反映了中國改革時期工業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一些區域性經驗，如浙江和廣東的經驗。雖然這一理論旨在給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鑑，但它似乎只解釋了中國多樣化和複雜經歷的一部分。
炫彩“小蠻腰”，圖自新華網。
發展型國家理論、新古典主義理論以及各種將它們綜合起來的理論，都試圖解釋中國。一方面，學者們運用發展型國家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韋德和他的合著者們認為，儘管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CDS)和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SDS)的理念與經濟體制非常不同，但它們有最大的相似之處，即“它們都是成功的範例……由一個強大和普遍存在的國家傾舉國之力進行發展”。另一方面，對於新古典主義學者來説，中國就像其台灣地區、韓國等東亞地區的其他經濟體一樣，一直在按照英美經濟模式進行改革，拋棄了發展型國家主義的殘餘。
很明顯，什麼樣的理論適合中國，取決於人們想要關注中國發展的哪個方面。如果把關注點放在基層私營部門和市場體制的發展上，那麼改革時期的中國就符合新古典主義理論。如果把關注點放在國家在私營部門和市場體制發展中的作用上，那麼中國就符合發展型國家理論。
同樣，人們要收集足夠的證據來支持新古典主義理論或發展型國家理論，也並不困難。我們不打算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爭論哪種理論能更好地解釋中國的情況，而是探索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獨特模式。
我們之所以討論學者們如何看待東亞經濟，是為了支持我們的觀點，即中國不是東亞模式的一部分，正如它不是西方市場體制的一部分或者凱恩斯主義的模式一樣。這是鑑於以下兩個簡單的因素。
第一，在東亞模式中，儘管存在協同的產業政策和像經連會(Keiretsu)這樣的機構間媒介，但國家與市場之間仍有一個界限。東亞模式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國家或市場是否應該存在，而在於它們各自應該在經濟中扮演何種角色。相比之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獨特之處在於國家對市場的主導。
第二，東亞模式的核心是國家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當然，中國也有這個方面的問題。中國還有一些其他東亞經濟體不具備的結構性條件，例如，中央管理的國有企業(央企)、地方企業家型發展型政府，以及仍然強大的國家級規劃機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DRC)。正如我們將在後面幾章中説明的，這一單一因素可以改變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