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美國政治已經腐敗透頂了嗎？

【文/弗朗西斯·福山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2014年，我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痛惜美國已出現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衰敗，美國的國家治理機構已經越來越不起作用。我寫道：“頭腦僵化和當權政治勢力相結合共同阻礙了這些機構進行改革。如果政治秩序沒有受到嚴重衝擊，很難保證局勢會有大的改觀。”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似乎呈現出了這種衝擊。在2016年總統競選的歷史一幕中，我又再次提出了政治腐敗的問題，我備受鼓舞地看到“在政治光譜兩端的選民都已站出來反對建制派，在他們眼中這些人營私舞弊假公濟私，於是他們轉向了政治圈外人，希望美國政治環境能得到淨化。”但我同時也警告説，“民粹主義十字軍所兜售的偏方幾乎完全無濟於事，如果採用，那它們將扼殺經濟增長，加劇經濟低迷，使形勢惡化而不是好轉。”

《外交事務》雜誌近期刊載本文

可事實上，這些偏方受到了美國人的歡迎，或者至少有足夠多的美國人接受了這些偏方，使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宮。形勢確實變得更糟了。形勢繼續以驚人的速度惡化，規模之大是當時所難預料的，最終事態發展到1月6日暴徒襲擊了美國國會大廈，這是受美國總統鼓動發起的一場暴動。

與此同時，導致這場危機出現的深層條件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把持，這使得他們可以扭曲政策為己謀利，並損害整個體制的合法性。這套制度仍然過於僵化，無法自我革新。而那些條件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兩個新現象極大惡化了形勢：新通信技術的出現導致有助於民主協商的共同事實基礎消失不見，紅藍兩派曾經的政策分歧也固化為文化認同分歧。

不可調和的分歧

從理論上講，精英把持美國政府可能成為促進民眾團結一致的誘因，因為懷有政治分歧的兩方都被這一現象激怒了。可不幸的是，這種敵意所對準的目標在不同情況下也是不同的。

對左派人士來説，他們所瞄準的精英是企業和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化石燃料公司、華爾街的銀行、擁有對沖基金的億萬富翁和共和黨的鉅額資金捐助者，他們的説客和資金一直在致力於保護其利益不會受到任何民主清算。

對右翼人士來説，惡劣的精英是好萊塢的文化權力掮客、主流媒體、大學和大公司，他們信奉“覺醒”的世俗意識形態，與美國保守派尊崇的傳統或基督教價值觀格格不入。

即使在被認為是兩方觀點有可能達成一致的領域，比如日益擔憂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的權力，雙方的擔憂也是互不相容的。藍黨美國人指責推特和臉書宣揚陰謀論和為特朗普主義做宣傳，而紅黨美國人卻認為這兩家公司對保守派抱有無可救藥的偏見。

美國政府體制的僵化越來越明顯，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但該體制也有其優點。總的來説，憲政制衡機制仍在起作用：儘管特朗普一直試圖削弱國家的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官員卻阻止了他的惡行得逞。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司法體制（形式上充斥着大量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卻拒絕接受特朗普一方發出的數十起荒謬訴訟請求。而共和黨官員，如喬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和其他監督喬治亞州選舉的人勇敢站出來反抗總統，後者曾向其施壓，要求他們非法翻轉他在該州遭受的歷史性失敗結局。

但制約特朗普的制衡機制同樣也會制約未來的改革，使體制的基本機能失效問題無法得到改善。美國體制最嚴重的一大缺陷是，共和黨人仍掌握着決定性的優勢，這要歸功於選舉人團制度以及參議院的組成，這使得他們儘管在國家和各州兩級選舉中都沒有贏得普選卻仍能掌權。鑑於通過和批准憲法修正案的門檻極高，對美國憲法進行修改，比如取消選舉人團制度，根本不可能施行。

民主黨在參議院佔有絕對多數，就剝奪了共和黨在內閣官員任命等一般性問題上的否決權，但更大的改革（如確立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州地位或通過一項新的《投票權法案》以阻止共和黨剝奪公民選舉權）將會遇到共和黨人的阻撓，他們會發表長篇大論以阻止其通過。新總統喬•拜登哪怕想推動相對温和的立法（如出台新的經濟刺激方案和加大基礎設施支出）都需要運氣和技巧。眾議院民主黨人最近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設想的轉型性結構變革，在很大程度上仍將遙不可及。

從政黨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文章中所指出的，**造成美國政治基本機能失效問題的原因，是美國的制衡機制與政治兩極分化相互作用，產生了停滯和持續的黨派鬥爭。**從那時起，這種兩極分化變得更加嚴重和危險。一大推動因素是技術，它削弱了主流媒體或政府等老牌機構塑造公眾信仰的能力。最新的昆尼皮亞克大學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77%的共和黨人認為2020年選舉存在重大舞弊現象。有人説右翼的獨裁傾向越來越嚴重，以此來形容特朗普及其黨羽肯定是沒錯的。但仍有數以千萬計的人投票支持他，並仍將繼續支持他，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厭惡民主理念，而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他們這麼做正是在捍衞民主，反對民主黨篡改總統選舉結果。

解決這一由技術引發的問題，將是今後一段時期的重大挑戰。在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後，推特和臉書將特朗普從其平台下架，這是正確的；作為應對國家緊急狀況的短期措施，這一決定是合理的。煽動暴力與行使受保護的言論自由權截然不同。

但從長遠來看，私營企業擅自做出這種重大的公共決策是不合法的。事實上，美國當初允許這些平台變得如此強大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和兩位共同作者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大力促進具有競爭力的“中間”層公司發展，那些大型社交平台把節制內容的任務外包給這些公司，從而減少平台的權力，並允許用户更大程度地控制他們所遇到的信息。這並不能消除陰謀論，但卻會削弱平台能力，使其不再放大邊緣聲音或壓制其它不受歡迎的意見。

福山與兩位聯合作者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刊文建議制約大型科技公司權力

**第二個極大加深我國政治兩極分化的新趨勢，是人們從政策議題爭論轉向了身份認同鬥爭。**上世紀90年代，兩極分化剛剛開始，當時的美國人在税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以及在海外使用武力等議題上存在分歧。現在，這些議題並沒有消失，只是被特定社羣身份問題所取代，膚色、族裔、性別和其它更寬泛的社會標識都可以區分人的身份，政黨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義的興起在共和黨最為明顯。特朗普輕而易舉地讓該黨及其選民放棄了他們的核心原則，如信仰自由貿易、支持全球民主、敵視獨裁國家等。隨着特朗普自己的神經疾病和自我迷戀逐漸加深，這個政黨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在特朗普任職總統期內，判斷共和黨人身份的標準是你對他個人的忠誠程度：如果你對他的所説所做有絲毫非議，你就會被從黨內趕出去。這最終導致該黨拒絕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政綱，而是選擇簡單地申明它將支持特朗普想要的任何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連戴口罩和要認真對待新冠疫情這樣的小事，都會成為激烈鬥爭的黨派議題。

所有這些問題都源於2016年後，在地理和人口方面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正如政治學家喬納森•羅登（Jonathan Rodden）所展示的，與支持和反對特朗普情緒關聯最緊密的單一要素就是人口密度。這個國家被劃分為藍色的城市和郊區以及紅色的遠郊和農村兩部分，這反映出在價值觀方面出現了巨大的文化分裂——這種分裂在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都有重現。

但現在發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去年秋天，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和益普索公司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相信QAnon組織陰謀論的荒謬核心主張，即如受調查人士所説，“一羣崇拜撒旦的精英們經營着一個兒童色情集團，他們正試圖控制我們的政治和媒體。”共和黨已不再是一個建立在理念或政策上的政黨，而是一個更像邪教的政黨。

在左派羣體中也出現了部落主義，但形式尚不明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爆發社會運動後，身份政治開始出現在左派羣體中。左派原本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組織活動去對抗膚色、族裔、性別或性取向歧視，此後某些左派就升級為爭取羣體認同和要求某一羣體的與眾不同得到積極肯定。但總的來説，民主黨要比共和黨更多元。拜登任職總統期間，民主黨內部各派系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將會出現重大分歧，這在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人身上從未發生過。

分裂之家

沒人知道這個國家在拜登就職後會走向何方，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共和黨內部將會發生什麼。特朗普及其追隨者暴力攻擊國會大廈的行為嚴重越界，已經有一些共和黨人與他公開決裂。從政治上講，特朗普在任期間並沒有扶持共和黨佔據強勢地位：共和黨已從2017年的執掌白宮和國會兩院淪落到今天的一無所有。但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已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其程度之深已到了即使出現這樣的暴力行為也有可能不使他們反感。

可以想象，隨着前主流共和黨人適應了下台的現實併為了贏得未來選舉而擴大該黨聯盟，他們將緩慢但穩步地重新奪回權力。或者，特朗普可以通過把自己塑造成為國家犧牲一切的烈士來保持本人對該黨的控制。在極端情況下，人們甚至可以想象特朗普和他的鐵桿支持者會蜕變成一夥隱秘的恐怖分子，只要拜登政府出現他們所認為的非法行為，他們就以暴力進行回擊。

在未來幾年，這一事態的最終走向將對全球民主產生重大影響。特朗普已經送給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等威權領袖一個巨大的禮物：一個分裂的、專注於國內的並與其民主理念自相矛盾的美國。拜登贏得總統寶座再加上民主黨佔據國會絕大多數，並不足以保證美國恢復其國際地位：必須徹底否定特朗普主義並取消其合法性，就像麥卡錫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的下場一樣。那些為國家機構建立準則護欄的精英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重建他們的道德權威。他們是否勇於接受挑戰將決定美國體制的命運，更重要的是，將決定美國人民的命運。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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