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方波、陳琪：印尼政府為何此時對伊斯蘭極端組織出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夏方波、陳琪】

2021年1月14日，印尼人權委員會向佐科總統提交了關於6名伊斯蘭捍衞者陣線（FPI，以下簡稱“伊陣”）護衞隊成員在雅加達-芝蘭北高速公路遭擊斃事件的調查結果。人權委員會認為，沒有證據表明警方執法人員在該事件中嚴重侵犯人權。自2020年11月10日伊斯蘭捍衞者陣線頭目里茲克從沙特回國之日起，海報拆除、疫情集會、襲擊警隊、逃避檢測、組織禁令、逮捕拘留等一系列事件接連發生，印尼政府與該組織的對抗不斷升級，疫情之下的印尼社會動盪加劇。

2020年底以來，印尼政府似乎下定決心重手敲打一番伊陣這個宗教極端勢力，對其展開的多次行動可謂“奇招頻出”，後者也進入了自1998年民主改革以來“最為艱難的歲月”。伊陣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為何佐科政府選擇此時打壓伊陣？印尼政府整治極端伊斯蘭組織的困難何在？

2020年11月20日，印尼拆除帶有里茲克圖像的廣告牌。圖自印度尼西亞商報 

化身改革暴徒的殉道者：伊斯蘭捍衞者陣線

伊陣成立於1998年印尼政治劇烈轉型期，憑藉着哈比比政府高官的支持得以成勢。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其領導人里茲克希望把伊陣打造成懲惡揚善、用教法淨化社會、革除異端邪説的組織，政治目標是在憲法中加入雅加達憲章對穆斯林遵循伊斯蘭教法的要求。無奈官方宗教資源由正統的温和派掌控，伊陣無法通過制度內渠道得到足夠的資源支持，更無法説服各大政黨修改憲法，實現教法目標。於是，伊陣轉而通過打“聖戰”牌，鼓吹“生得偉大，死得光榮”的殉道精神，訴諸恐嚇和暴力手段，以在印尼社會謀求生存，還得到不少來自軍警方面的資助，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保護傘。

伊陣的組織科層化建設有模有樣。在核心部門顧問理事會之下，伊陣設有6個委員陣線和一支指揮系統完整的準軍事部隊（伊斯蘭捍衞戰士，LPI），甚至還聯繫到其他極端民兵組織和激進組織結成聯盟，聲援“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伊陣把三類人聚集到一起，包括青年大學生、黑社會成員和普通民眾，可謂魚龍混雜。

伊陣成員在里茲克的指引下學習聖戰精神，自稱“改革暴徒”，在大本營西爪哇接受集中軍事訓練，練習“刀槍不入”的傳統武術，在活動或襲擊時喜好穿着阿拉伯風格的白色長袍，酒店、夜總會和按摩店等“不潔之地”是他們“淨化社會”時經常“打卡”的地方。

伊陣是印尼民主政府和温和派伊斯蘭組織心中的疙瘩。在里茲克帶領下，伊陣始終衝在“搞事”的第一線，時不時大罵政府貪腐賣國，動不動上街遊行示威，閒來無事還在各地打砸搶燒，私底下也跟政商軍界名流做政治交易，在國內煽動民眾對華人和中國的敵對情緒，兜售陰謀論和極端民族主義，憑藉一身渾水摸魚的功夫在紛亂的印尼政壇站穩了腳跟。蘇哈托之後的印尼歷屆政府都拿伊陣沒轍，只能任其恣意妄為。作為印尼宗教主流的温和派伊斯蘭組織和教法權威雖然看不上這樣的極端勢力，但也被逼得頻頻發聲痛罵伊斯蘭捍衞者陣線是宗教敗類和恐怖分子。

2019年5月，佐科成功連任印尼總統。圖為佐科在雅加達的一出投票站投片。圖自新華網

心懷改革宏圖的佐科政府苦之久矣。2014年7月佐科剛選上總統，10月伊陣就對佐科的老搭檔鍾萬學下手，在雅加達市區示威遊行，衝擊雅加達議會大廈，抗議作為基督教華人的鐘萬學接任雅加達特區省長。2016年雅加達省長選舉臨近之際，伊陣又扯起捍衞伊斯蘭的大旗，緊抓鍾萬學褻瀆古蘭經不放，廣泛動員各路極端力量，於11月4日和12月2日舉行20萬人以上的大規模遊行活動，逼迫佐科政府承諾調查鍾萬學事件。在此壓力下，鍾萬學輸掉了第二輪選舉，並因瀆神罪被判2年。

里茲克個人非常厭惡佐科，時常在公開場合污衊、辱罵佐科，在政治上更是挑戰佐科和梅加瓦蒂力推的“潘查希拉”（Pancasila）思想，笑稱之為“屁股”（pantat）。對此，佐科忍無可忍設立了潘查希拉思想指導委員會，推梅加瓦蒂掌舵，以聯合政商宗教界名流佔領意識形態宣傳高地。在2014年和2019年總統大選中，佐科的主要競爭對手普拉博沃的支持羣體中可以尋見伊陣成員的身影，選舉後的暴亂事件也讓其大展“威風”，更是在多個公開場合與佐科叫板。

機不可失：佐科政府為何選擇此時出手

佐科自第二任期以來挑戰接踵而至，雅加達洪澇災害嚴重、就業法抗議聲四起、新冠疫情席捲羣島、經濟連續負增長、內閣部長貪腐暴露、飛機墜毀死傷嚴重等一系列突發事件，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執政壓力。如何找到主線破局，成為佐科政府亟需思考和解決的急迫挑戰。2020年10月底，在沙特自我放逐的里茲克即將回國的消息不脛而走，雅加達各地豎起了不計其數的“歡迎里茲克回國”的廣告標語。這成為伊斯蘭極端人士翹首以盼的一大盛事，各種聚集性活動開始排上日程。不過，里茲克的迴歸對佐科政府既是難題，也是機會。

·執政穩固，為打壓行動提供支撐

佐科自2014年上任以來，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在各大政黨間縱橫捭闔，成功拉攏鬥爭民主黨和建設團結黨成為其支持政黨，並藉助腐敗問題、行政權力威懾民主黨、繁榮公正黨等反對黨。2019年大選之後，佐科以開放和解的態度歡迎一直否認選舉結果的競選對手普拉博沃加入其內閣，邀請他擔任國防部長，從而拉攏了勢頭強勁的大印尼運動黨加入執政聯盟，進一步穩固了“朝大野小”的執政環境。

當下與伊陣聯繫密切的精英主要是前任官員或軍官，難有實質性影響力。不過，現任雅加達省長阿尼斯仍冒着輿情壓力與里茲克會面，希望為未來政治生涯爭取更多籌碼。但是，在國會、內閣等關鍵政法部門、主要伊斯蘭組織以及整體社會輿情大都支持佐科的情況下，這些勢力皆難以在政治上對佐科政府的行動產生阻礙，使得佐科的整治行動的政治支撐可謂穩固。

佐科（右）、普拉博沃（左），圖自雅加達郵報

·軍警換血，伊陣失去保護傘

印尼軍方有着依靠伊斯蘭組織打擊左翼力量和社會異見人士的傳統，伊陣的建立也得益於這一“合作”傳統。不過，軍隊退出政治舞台以及軍警領導人更替，導致伊陣的資金和政治保護來源處於不穩定狀態。曾經庇護伊陣的雅加達警察局局長被索弗彥·雅可布（Sofyan Yacob）替換之後，伊陣位於雅加達丹那阿邦（Tanah Abang）的總部遭到警察的搜查，里茲克被判入獄7個月。這次挫折導致里茲剋意識到政治庇護和軍警部門支持的必要性。在之後的政治社會活動中，里茲克帶領伊陣配合軍警打壓性少數羣體（LGBT）和阿赫邁底亞（Ahmadiyya）組織（觀察者網注：發源於伊斯蘭教的宗教派別，但不為伊斯蘭教主流承認），向印尼國家警察局和國家情報局局長蘇坦多（Sutanto）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維持了與軍警部分高層的良好關係。

自佐科上台之後，多次替換國軍總司令、國家警察局、國家情報局、雅加達警察局等關鍵軍警領導職務人選，將“梭羅幫”帶入軍警高層中。新任國軍總司令哈迪是佐科時任梭羅市（Surakarta）市長時梭羅空軍基地的指揮官，他在伊陣問題上堅定支持佐科政府。哈迪更在里茲克回國之前就對其發出警告，不要挑戰印尼國軍。在佐科任梭羅市長期間的梭羅警察局長里斯提約，也有望在今年成為新一任的國家警察局局長。此外，佐科已將普拉博沃拉入內閣，導致其無法公開保護伊陣。在里茲克違反防疫規定之後，雅加達和西爪哇地方警察局長遭到替換，更是相當於搶走了伊陣最為重要的“救命稻草”。軍警高層換血之後，伊陣所能獲得的庇護大幅縮水，使得佐科政府掌握着整治伊陣的主動權。

·疫情蔓延，行動具備正當性

里茲克回國之日，即開啓違反印尼防疫規定之行。2020年11月10日，伊陣成員扎堆出現在機場迎接里茲克，之後又為其女兒大肆操辦婚禮，與省長阿尼斯公開違反規定聚會，極大威脅到已經失敗一次的雅加達大規模社區隔離（PSBB）政策。在接到核酸檢測要求後，里茲克的行為更是讓人大跌眼鏡——他偷摸從醫院逃出，拒絕任何疫情衞生檢查。最為關鍵的時間節點是12月7日，伊陣成員蓄意攻擊警察部隊，阻礙警方辦案，最終發生槍戰，6人因此喪生。社會主流輿情不再同情伊陣，取締呼聲愈發強烈。佐科政府開展行動便具備了法律和民意兩個層面的正當性。

里茲克對國家執法力量的公然挑戰，也迫使佐科政府決心採取實質性行動。12月12日，警方以違反新冠病毒防控管制措施、舉行大型聚集活動、煽動唆使暴力的名義逮捕了里茲克，他或將面臨5年以上的量刑。12月15日，印尼國家警察局宣佈37名前伊陣成員為恐怖分子，伊陣領導層為此驚出一身冷汗。隨後，12月30日，印尼政府正式宣佈解散伊陣，在這場發佈會上印尼主要政法部門負責人皆出席參加，顯示了佐科政府的決心。

2020年12月10日，雅加達警察總部召開記者會，將里茲克列為人羣聚集嫌疑人，準備實施逮捕。圖自印度尼西亞商報

印尼去極端化路漫漫

印尼極端組織名目眾多，加之政治經濟利益交錯其中，政府經常是有心無力。即使此番佐科政府宣佈解散伊陣，但伊陣成員仍企圖通過“換馬甲”，以“伊斯蘭團結陣線”的名義繼續開展活動。這在某種程度上説明了印尼國家的高壓政策依舊無法有效威懾伊斯蘭極端力量。雖然從政策工具箱來看，佐科政府還有殺招尚未使出——如完全取締伊陣、列之為恐怖組織、切斷伊陣資金來源等，但由於佐科執政已進入第二任期，執政聯盟有分化重組的大趨勢。對佐科而言，這些險招是雙刃劍，存在激發伊斯蘭民粹主義浪潮的風險。因而，強勢打壓伊陣所產生的政治效應難以預期，甚至恐怕會威脅佐科政府的政治生存。

究其根本是因為印尼社會高度貧富分化、失業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使得印尼宗教極端勢力具備廣袤的生長土壤。據2019年數據顯示，印尼貧困人口達到2479萬，佔總人口約10%，2020年的疫情更讓這一基數增加約500萬。雖然印尼坐擁2.7億人口，但未能享受到人口結構和數量帶來的紅利。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後發現缺少合適的工作崗位，企業也因過強的勞方權利不肯用人，資本、土地遭寡頭控制大幅壓縮了普通民眾的生存空間。疫情、怨恨與剝奪感籠罩在貧困人口和無業青年心頭，成為了極端組織的潛在動員對象。

極端組織大肆利用信仰、販賣仇恨、製造恐慌和牟利機會，大量的貧困失業人口在缺少機會、心有不滿的情況下容易受到極端組織的影響，成為其源源不斷的人員和資源供給者。目前來看，佐科政府對極端主義的打壓政策依然集中於供給端，缺乏對需求端的關注。如果僅依託温和派伊斯蘭組織開展去極端化努力，很難有效遏制極端主義的生長，反而更可能在宗教內製造隔閡，將更多人推向極端主義。佐科政府推動的《創造就業綜合法》或許能為印尼經濟發展增添新的活力，但在去極端化方面的作用如何，疫情之下很難得知。

從當下印尼社會的動向來看，伊陣依舊能改頭換面繼續活動，如果出現新的機會窗口，必然會掀起又一番動盪。因此，如何控制極端主義在需求端擴散，成為印尼政府需要思考的核心戰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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