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松：俄政府與民眾的“默契”仍在，關係轉變的臨界點並未到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青松】

1月23日，因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從德國返回莫斯科即被俄當局拘捕，引發全俄125座城市未經官方批准的遊行示威活動，不過各方均未公佈參與總人數，其中以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城市規模較大。根據獨立維權媒體平台ovdinfo.org公佈的數據顯示，俄當局總共拘留4000多名參與抗議者，其中包括198名未成年人和49名記者，並對一些激進分子提起刑事訴訟。

1月31日，俄反對派再次在140多座城市組織新的遊行示威活動。俄媒指出這次遊行示威相對平靜，參與人數少於1月23日。據ovdinfo初步統計，31日俄當局在全國再次拘留5000人左右，其中包括80多名記者。這次全俄範圍內多地示威活動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俄體制外反對派組織的新一波較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俄羅斯警方逮捕抗議活動現場的“黃背心”記者

毫不意外的是，本次示威活動引發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和團體對俄羅斯當局的譴責和施壓。比如，美國駐俄大使館在抗議示威活動前夕以提醒美國公民為由發佈相關抗議路線信息，事後美國新任總統拜登與普京通話，就納瓦利內回國被捕向俄方提出交涉。1月22日，歐洲委員會也公開要求俄羅斯政府釋放納瓦利內，否則將對俄實施制裁，並改變與俄關係。

俄羅斯官方也給予針鋒相對地回擊。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要求美使館就發佈“示威路線”給出解釋；俄外交部副部長向美國駐俄大使提出嚴正抗議，要求美國停止干涉俄羅斯內政；俄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指責西方利用納瓦利內破壞俄局勢，以製造動盪並煽動所謂的“革命”等等。

當然，這次遊行示威活動也引起國際輿論越來越多的討論，解讀這一事件可能產生的內外影響，比如會不會導致類似於白俄羅斯那樣的內部危機，抑或上演“顏色革命”，及其可能對周邊中亞鄰國的選舉、俄羅斯與西方大國關係產生的溢出影響等。

當地時間1月17日，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從柏林搭乘民航客機返回莫斯科，因違反緩刑在入境通道即遭拘捕。圖自澎湃影像

是否對普京執政有實質性衝擊？

不過，就這波遊行示威本身的組織架構來看，還不足以對俄羅斯國內政局及普京執政合法性造成實質性衝擊。

一是，反對派的組織比較鬆散，難以和當局對抗。現在來看，很難説反對派對本次活動做了周密佈局，不僅應對俄當局的手段混亂，還給予了對方更多打壓的理由，包括沒有按照規定提前申報遊行活動違反俄相關法律，參與示威人員違反政府的防疫規定，利用未成年人作為掩護從事非法集會，暴力襲擊執法人員，傳播假消息等等。

由此可以大體判斷，這次示威遊行更多的是一次泄憤行為，部分俄羅斯民眾對於疫情下的長時間“禁足”、經濟不景氣、腐敗、收入下降等社會問題的發泄內心不滿。

雖然組織方宣稱此次遊行示威是“支持”納瓦利內，但實際上內部混雜着各種訴求。即便是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多數參與者，既沒有就遊行示威的總體目標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藥方”達成一致，也缺乏統一的組織結構、資金、領導人、戰略、協調等安排。

而對民眾來説，最擔憂的就是物價、退休金、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問題，他們更迫切地期待能夠構建起解決問題的具體保障機制。如果這些訴求無法實現，那麼反對派在這方面的能力將被懷疑，最終也會無疾而終。

二是，參與遊行示威的人員構成偏年輕化，其政治偏好的波動性較大、流動性較強。可以和2019年夏天發生在莫斯科的五輪規模不一的遊行活動做一個對比，2019年據社會組織統計顯示，遊行高峯期人數多達6萬，官方統計則為2萬；兩波遊行示威的一個共性是，參與人員偏年輕化，大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據當時的媒體報道，2019年那波參與者，每3人中就有1名大學生，其中不少還是俄羅斯國內精英大學的高材生。而剛剛過去的這場遊行示威中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據當天在現場的志願者組織“白色計算器”（Белый счетчик）調查統計，莫斯科的遊行示威人羣以青年羣體為主，平均年齡31歲，18-24歲佔25%，25-35歲佔37%，其中高達44%的人是首次參與此類抗議活動。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是被社交平台捲入的未成年人羣體也參與到本次抗議活動。

有媒體報道成，遊行示威的組織者重點利用青少年羣體喜歡的TikTok、VK、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流行社交軟件，向其發出一些帶有欺騙性質的混亂消息，煽動他們參與遊行。比如，納瓦利內在抗議活動前的1月19日，通過Youtube發佈調查視頻“普京宮殿：史上最大的賄賂”，目前點擊播放量已超過1億次；這則視頻隨後通過社交平台大範圍傳播，激發普通民眾對腐敗的不滿和仇富情緒，一些“崇拜”納瓦利內本人的中小學生也遭到影響。雖然據“白色計算器”統計，18歲及以下年齡的青少年僅佔總人數的10%，但僅莫斯科就有173個家庭的孩子牽涉其中。這個新情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即便在1月29日俄官媒播放了記者實地走訪“宮殿”所在地的採訪視頻，“揭穿”了紀錄片展現的場景並不真實，隨後普京的“發小”、俄羅斯億萬富豪阿爾卡季·羅滕貝格宣稱自己是“宮殿”的持有人，但視頻的巨大播放量已説明其廣泛的影響力。

這些青年羣體的政治偏好及流動性尤其值得關注。蘇聯解體後成長起來的俄羅斯新生代年輕人與自己的祖輩和父輩不同，他們腦海中既沒有對戰爭的恐懼，對二戰和冷戰知之甚少，也沒有經歷過蘇聯解體和整個90年代的國家苦難，而是生活在更為開放、優越的內外條件下，因此他們更加“自信”地參與到政治進程中去，對權力的理解也與現實差距很大。

對這些年輕人而言，參與遊行示威已經成為一種彰顯身份的象徵，似乎不參加遊行就會讓自己在朋友圈中的受歡迎程度下降。類似的情緒在一些以青年亞文化為主的文藝“明星”和“網紅”中較為濃厚，實際上助長了示威遊行，變成一種“消極”的社會風氣。

總的來説，這更多的體現了成長進程中一些個人情緒變化的反應，較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和影響，因此時常會有所波動，很難固定不變。

三是，雖然構成體制外反對派的“少數派”較為固定，但與支持普京的“多數派”相比，仍寡不敵眾，更無法動搖社會基礎。

據俄羅斯社會調查科研機構對參與人羣的一系列跟蹤研究顯示，參與政治抗議示威活動羣體的年輕化並不構成俄羅斯社會的顯著進程，相反近五年來比較固定的“活躍羣體”是“經驗豐富”的、擁有8—9年街頭遊行經歷的“少數派”，他們相較於青少年羣體更加清楚自己想要通過這些活動獲得什麼。

而當前構成社會穩定“內核”的多數民眾，也非常清楚“革命”和“政變”對自己及國家意味着什麼。事實上，整個20世紀國家進程的傷痛歷史記憶對俄羅斯民眾的心靈觸動始終頗為深刻，他們不會輕易採取暴力手段推翻國家政權，而俄當局也會盡最大努力防止這樣的“悲劇”再次上演。因此，政府與這些民眾之間依然存在某種程度的“默契”，雙方關係的臨界點並未到來。

參加抗議的俄羅斯示威者 圖自社交媒體

街頭政治+新技術，挑戰政府的“治本”之策

雖説總體形勢可控，但俄羅斯當局顯然不可能對這一行為放任自流，而是有針對性地採取了一系列應對舉措。比如，俄當局始終將其影響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並對政治反對派與示威羣體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反對派和示威羣體的不同訴求，分化其內部組織，化整為零後擊之，並提高對温和反對派的援助等，防止他們之間的高度融合。同時，避免讓遊行示威與其他層面的問題掛鈎，導致後果複雜化、擴大化，比如避免政治抗議與經濟問題合流，以及防止可能的國際化風險。在應對局勢升級方面，俄當局還傾向於強化對社會輿論的監控，分析網絡上的社會動向，研究遊行示威向當局發出的隱性信號，通過提前干預方式，避免爆發可能的衝突。

不過，上述舉措更多的還是屬於“手動治理”層面的“治標”，以期獲得短期應付過關的效果。但就算是最勇敢的“手”，也有疲倦的時候，若想在短期內轉入“自動駕駛”，也許會暴露整個體系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因此，更嚴峻的挑戰是如何“治本”。

然而，當下世界的一個“困境”是新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尤其是5G、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區塊鏈等等，促使國家和社會正走到一個新關口，傳統認知方式顯得束手無策，呈現出“脱同步化”的現象，也就是技術的加速發展導致國家與社會領域的變革出現脱節現象。

當下罕見的疫情危機也對各國政府在社會治理、管控方面帶來挑戰。近兩年，政治抗議性活動遍及五大洲多個國家地區，活躍度不斷上升，規模越來越大，技術型的抗議越來越多。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讓抗議的組織流程更簡化，以前還需要秘密組織、領導者、政黨等，私下進行社會動員，現在社交媒體上活躍的大V、網紅就足以號召民眾上街，製造規模性社會事件。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各國不同的社會階層對利益認知的表達多元化及分裂，不同的立場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強有力挑戰，社會關係處於持續緊張之中。

上述“困境”的最新表現，可以在美國國會騷亂事件及其後續走向中看出端倪。俄羅斯專家就指出，美國國會騷亂事件對俄羅斯和其他國家而言，都值得從中吸取教訓。

而近期的種種跡象都在指向一件事——超級互聯網平台。美國互聯網巨頭大批封殺賬號，引發廣泛爭議；俄官方和民間嚴厲指責網絡平台在抗議活動前散佈大量假消息，鼓動未成年人上街；1月27日普京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視頻對話會的演講中，批判互聯網巨頭“操縱社會”，指其對政府構成威脅；隨後，俄前總統梅德韋傑夫公開呼籲必須制定互聯網平台規則。這些行為與表態的背後呈現出一個嚴重擔憂：超級科技企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已經有可能成為影響國內政治進程的主要社會因素。

如果説新時代就是反映出對現實政治的需求，相較於經濟增長和改善物質生活條件，更重要的挑戰是如何落實民眾的期待。很難説，全世界只有一種“藥方”。正如俄羅斯知名時政評論家盧基揚諾夫所言，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民主化，既不是西方所認為的“歷史終結”，更不是西方自由主義模式佔據上風，而是體現為民眾更多地參與政治，表達自己的立場。在眼下這個愈發動盪、不安、碎片化的世界中，各國不得不尋求本國特色的應對之策，尤其是緩衝風險的良策，這是一個極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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