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希爾：“更長的電報”無法應對中國挑戰

【文/保羅·希爾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要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未來執行方式進行“解釋性分析”。在兩位大使交接期間暫時負責大使館事務的代辦喬治·凱南以後來被稱為“長電報”的報告進行回應，這是一份5000字的蘇聯戰略思想綜述，凱南還在報告中提出了美國的應對戰略。這封電報以及他在1947年7月匿名錶述的觀點文章（在《外交事務》雜誌上以“X”為筆名發表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使其成為著名的“遏制”蘇聯派學者。

上週（1月28日），“一位前政府高官”懷着“提供類似持久和可操作應對中國方法”的願望——而且據報道他還擁有“與中國打交道的深厚專業知識和經驗”——試圖複製凱南的壯舉，（通過大西洋理事會）匿名發表了《更長的電報：美國應對中國的新戰略》。這篇文章的“行動綱要”幾乎和凱南原版的“長電報”一樣長。這份新文件在幾個方面成功重複了凱南的工作。文章提出的警告沒錯，中國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戰略挑戰，華盛頓迫切需要一個全面並獲得兩黨支持的國家戰略來應對這一挑戰。但它對問題的判斷並不準確，它提出的策略也沒有凱南的那麼現實。

從加分項看，在“更長的電報”中的確有一些關鍵部分在分析和對策方面具有可觀的針對性。誠然，“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在戰後獲得的全球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導地位構成了最重大挑戰。”這份文件全面概述了北京的戰略重點。這些重點事項首先是保持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權，但也包括維持國內穩定和繁榮，同時最大限度地擴大中國的外部安全、財富、權力和影響力。北京最終尋求的是一個“更符合中國利益和價值觀”以及“更多極、更少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該文件提供了一份同樣全面的清單，説明了中國在追求這一目標過程中具有的戰略優勢和弱點。

美國“國家利益”網站近日刊載本文

作者對北京的戰略進行了概括，指出中國強調相對實力的計算；強調鄧小平在冷戰結束時教導中國要“韜光養晦”到戰略條件對其有利時；並強調北京在過去十年，基於其對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的評估，已開始抓住機會超越這一階段。這份報告列出了北京在地區和全球範圍內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充分利用其財富和權力為己謀利並擴大其影響力。

該報告同樣全面地討論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要求和組成部分。它必須是“一體化的，兩黨合作的……持續執行，全面且多層次的……要在國家、雙邊、地區、多邊和全球層面執行。”這將要求華盛頓“建立國家機制，在國會高級領導層的全力支持下，在所有美國機構中制定、商定和實施這一戰略。”

作者指出，美國戰略的目標將是“產生最大的槓桿作用，使中國的戰略決策和行為發生實質性變化”，以及“使北京發生可衡量的政策轉向，迫使該政權遵守當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原則”。這一戰略將需要動員“美國力量的四大支柱”：美國軍隊、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美國在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以及民主和法治價值觀。報告強調，執行這一戰略還需要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充分協調，但作者承認，這將極具挑戰性，因為國際社會對如何最好地應對北京和“中國市場的經濟吸引力”看法不一，“談到未來聯盟能否團結應對中國挑戰，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巨大影響力本身就是最大的結構性挑戰。”

這份“更長的電報”概述了建議實施的美國未來戰略的關鍵要素。這包括一份“重大國家安全關切”清單，內容包括軍備控制、網絡安全、“軍事或經濟交鋒”以及“反人類罪”，華盛頓必須在這些方面持續對北京施壓。文章還詳細説明了許多“已公佈的戰略競爭領域”，在這些領域，美國必須做好準備與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外交影響力、經濟機會，並比拼軍事實力。

此外，作者還推薦了一份“簡短、重點突出、可執行”的“紅線”清單，華盛頓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中國越過這些紅線”，而且必須“通過高級別外交渠道明確傳達給北京”。不難預料，這份清單肯定包括中國使用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國或其盟友，以及中國攻擊台灣地區或攻擊“保衞日本主權的日本軍隊”；但也包括“中國為進一步收回島嶼並使其軍事化而在南中國海採取的任何重大敵對行動，對其它主權聲索國動用武力，或者阻礙美國和盟國海上力量的自由航行”。

這份調查美中競爭領域的報告還承認了，美中在氣候變化、全球經濟、疫情、核軍備控制、朝鮮核武等領域有合作的機會並有一定好處。

或許最重要的是，報告充分承認，美國與中國競爭的首要前提是重建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作者強調，華盛頓有必要在國家基礎設施、理工科教育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再投資；並直面“美國的長期預算軌跡問題”和“政治體系、制度以及文化中目前普遍存在的嚴重分歧”。如果美國及其盟友“能使自己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之家整潔有序”，那它們就能應對中國模式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挑戰，並正如作者所觀察到的，“願最好的一方獲勝”。

儘管“更長的電報”有合理和值得稱讚的內容，但是，這份文件包含了一些有問題的分析判斷和政策建議，這些都導致其無法與凱南1946年的前作相提並論。

這份文件對這場競賽裏中國一方的分析有兩個根本性缺陷。第一，儘管北京的戰略意圖和野心是廣泛的、全球性的，但作者還是誇大了這些意圖和野心。中國正在尋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其全球財富、權力和影響力，以及其治理和發展模式相對於美國的吸引力，並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追求這些目標。但中國並不是在尋求“摧毀自由主義價值觀”、“以專制資本主義取代民主資本主義並使其成為發展中國家公認的準則”和“成為全球新秩序的中心”。中國政府會勉強同意與民主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並滿足於在全球事務中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單獨“領導”世界秩序。這是因為中國領導人幾乎可以確認，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威權主義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實現的，追求這樣一個目標將是不可持續和適得其反的。

這份報告在分析中國時犯的第二個根本性錯誤是其對中國領導人過於關注。

這份文件對這場競賽里美國一方的分析也有兩個根本性缺陷。第一個是對該戰略“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的描述：“使中國的精英領導層得出集體共識，中國繼續在美國領導的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內運作，而不是另起爐灶建立一個對立的秩序，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如果中國共產黨希望繼續在國內執政，那它不去擴張領土或向別國輸出其政治模式將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

這一目標是很有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它建立在先前已經指出了的無效前提之上，包括中國尋求“建立一個敵對秩序”的假設。如果中共領導人“希望在國內繼續掌權”，華盛頓也不可能告訴他們什麼做法是“最符合他們利益的”。這個“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的關鍵缺陷是，它幾乎肯定誇大了中國的戰略意圖和高估了美國影響中國行為和決策的能力。這一潛在誤判也使人質疑作者提議傳達給北京的美國“紅線”具有怎樣的可信度和可執行性。

報告中提出的美國戰略還有第二個根本缺陷，即對美國根本利益的定義。該文件明確申明：“美國的核心目標必須是確保美國在未來世紀仍佔有全球和地區的戰略主導權”，因為“美國領導層仍然是維持、加強和必要時創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礎”。報告作者還具體指出，這必須包括“保持美國相對任何對手的全球常規軍事優勢……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常規軍事優勢……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美國在所有主要關鍵新興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和]美國自1945年以來建立的以現行規則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相關多邊體系。”

這裏的問題是，這些表述如果不是已經過時的話，其中大部分在客觀上也是不可持續的。很不幸，美國已不再佔有“全球和地區戰略主導權”，因為全球力量平衡的歷史性轉變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出現了，並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大大加快了。而“美國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目前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至少沒有在美國領導下發揮作用。華盛頓當然有可能恢復和重振其國際領導權，拜登政府無疑也應該這樣做。但是，美國的全球和地區主導權可能已經喪失了，因此這可能不應被定義為核心利益。

相反，美國未來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將是如何找到並適應其在冷戰後世界中的地位。這將要求美國認真思考自己是否有可能在“未來一個世紀”保持其全球軍事、經濟和技術主導權，或者美國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自己的野心和對真正核心利益的定義。作者斷言，華盛頓必須保持“對美國能夠而且必將獲勝的信心，在一個仍然開放、競爭的國際環境中，美國的基本實力和價值觀仍然是發揮作用的有力手段。”對美國實力和價值觀抱有信心的確是至關重要的。但50年來，美國人第一次需要審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美國可能並不總是和在任何地方都有“發揮作用的有力手段”。

這份“更長的電報”在最後總結了衡量其戰略成功與否的標準：“到本世紀中葉，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在所有主要權力領域都繼續主導地區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中國武力奪取台灣，使其無法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去實現其地區目標；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到鞏固、加強和擴大，擊退當前日益增長的不自由主義傾向。這一設想的某些部分極有可能實現，比如和平解決台灣爭端。但其它部分則有一種“回到未來”的感覺，似乎不大可能實現。或許現在是時候去探討其它選項和成功標準了，包括與中國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觀察者網由冠羣選譯自美國“國家利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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