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一個特朗普倒下了，千萬個“特朗普”站起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泉】

1月6日作為美國現代政治的轉折點，在全球觀眾面前實時上演的特朗普支持者攻破國會山的大戲，堪稱王炸，迫使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國政治真正玩家從幕後走到了前台。

首先是推特、臉書和油管等平台相繼撤銷或者暫停了特朗普的賬號，迅速切斷了特朗普自上而下縱向動員其支持者的有效渠道。當其支持者轉向其他平台譬如Parler的時候，亞馬遜宣佈停止對Parler提供雲服務，谷歌則將其從應用商店下架，極大地限制了特朗普支持者橫向串聯的途徑。

在11日當天，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會里面關於特朗普的去留問題激烈博弈的當口，兩黨背後的金主們紛紛出手。媒體報道説高盛準備效法摩根大通和花旗，暫停給兩黨的政治捐款。而且就在同一天，彭博社等機構還給出了一個更詳細的列表，顯示像福特、美國航空、波音、可口可樂、通用、希爾頓等一眾大公司都暫停了給兩黨的政治捐款。另外還有一些公司則針對那些在選舉人計票過程中投了反對票的議員採取行動，要麼停止未來的任何捐款，要麼要其退回已經收到的捐款，有的出版社還撤銷了和特定議員的書稿合同。

在這些金主們出手之後，雖然眾議院13日仍然以232對197票通過了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但民主、共和兩黨公開尖鋭對立的調門就都明顯降温不少。

特朗普在當天的視頻講話中，不僅沒有涉及彈劾半個字，反而呼籲其支持者在拜登就職前這一段時間裏降低對立，避免繼續發生衝突，和自己在1月6日當天的講話內容判若雲泥。佩洛西則放慢了推進彈劾的步調，沒有將彈劾條款立即送至參議院，避免了在拜登就職前進一步激化矛盾，進而導致全盤脱軌。

如果把時間線回推，1月4日的時候，美國商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國會在6日能夠順利確認拜登當選，不要橫生波折。超過170名公司的頭頭腦腦在信上籤上了大名，大銀行、大藥廠、大地產、大保險公司等全部忝列其中。

再往前推，在11月23日，也就是選後20天，計票爭議仍然甚囂塵上的時候，超過160名公司首腦就已經通過公開信呼籲特朗普接受選舉結果。

很顯然，從公開呼籲施壓到鬧得不可收拾之後，通過切斷金錢資助和媒體發聲渠道來避免局勢進一步失控，美國政治的幕後金主們一步步被迫走到聚光燈下來收拾和穩定局面，又一次將前台政客們的委員會性質演繹得淋漓盡致。

其實，關於金元政治背後所折射出來的公司權力問題，在美國的各種相關討論已經汗牛充棟。比較著名的例子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鍍金時代”和“進步時代”相反相成期間被老羅斯福戲稱為“扒糞人”的Ida Tarbell, Upton Sinclair, 以及Lincoln Steffens等人。時下比較新的有國內已經翻譯出版的關於科赫兄弟這些右翼財閥的《Dark Money》一書。

《滾石》雜誌對於“科赫兄弟”的報道

不過討論也好，揭黑幕也罷，金元影響在美國不僅沒有被遏制住，反而日益變本加厲，而且方式和手段日益隱秘複雜，就算是專職的調查記者也難以再一窺究竟。學術界搞了個語焉不詳，同義反復的“精英理論”之後，因為是非主流研究，並且若隱若現地帶着馬克思主義的影子，所以在美國的課堂上也屬於邊緣化狀態，遠遠比不上“多元主義”理論這一派的影響力大。

整體而言，雖然今年的選舉花費已經是2016年的2倍多，達到140億美元，但表面上喧囂無比的競選捐款不過是財團影響美國政治的冰山一角而已。

特朗普號稱自己作為局外人，要抽乾華盛頓的官商勾結沼澤，但看看他的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等內閣任命就能明白，和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時期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否則特朗普的內閣就不會被稱為“億萬富翁內閣”，高盛也不會博得“財勝”的大名。（高盛的英文是Goldman Sachs, 在美國坊間被戲稱為Government Sachs, 意指其在“旋轉門”遊戲裏面的顯赫角色。“財勝”是筆者的對應意譯。讀者們有興趣的話，還可以查一查歐洲、南美政府和其央行裏面都還有哪些高盛出來的人。）

通過“旋轉門”由商界出仕，除了出任閣員這種高光崗位，更關鍵但絕少曝光的實際上是聯邦各部委裏面五花八門的諮詢委員會。雖然這些委員們沒有正式官階，也不屬於公務員序列，但對各部委的政策制定卻有莫大的影響。而能夠出任這些委員會的人選往往就來自於各部委的監管對象，那麼這些部委出台的政策會更多地傾向於哪一方也就不言自明瞭。

西德尼·温伯格，為高盛開啓了一項傳統——擔任公職。

這兩天美國股市散户對決華爾街大空頭攪得美國金融界周天寒徹，儘管實質上基本演變成一個陣營的寡頭利用散户挑戰另一個陣營的寡頭，但散户們拼着割肉被利用也要讓空頭放血的心態卻是一種從里根時代開始就積累的情緒大爆發。

在美國工作過的朋友們都清楚，一入職就可以加入退休年金投資計劃，在企業界是401(k)，在學術界是403(b)。每個月從工資裏面固定拿出一部分，加上公司或者學校或多或少的配比，通過長期投資的方式來攢自己的養老錢。但一輩子循規蹈矩月月存錢卻不一定能保證有個安穩的晚年，因為這個養老方式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投資收益不保底。一旦在退休之際需要開始支取的時候碰上金融市場動盪下跌，就會面臨畢生積累的一點小財大幅縮水甚至化為烏有的境地。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很多老人不得不重新出來工作，到超市去收銀、打包，就是因為退休賬户虧空，年金不夠支出的無奈之舉。

投資收益不保底，但服務費卻年年都要繳，這個模式裏面唯一能夠旱澇保收的就是最終由華爾街控制的各種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用收上來的錢在各種金融市場裏“投資”，賺了有分紅，賠了不保底，玩的不過都是別人的錢。所以在美國股市裏，散户實質上是在和用自己的錢養着的私人機構做對家，賺到的一點蠅頭小利不過是自己的左右口袋倒騰罷了，賠了的話就更慘，相當於又交了一次自己拿回不了多少的份子錢。

而且在這個遊戲之上，富人們還用自己的錢組成私募和對沖基金，在市場上利用信息和技術優勢總能夠收割頭一茬最嫩的韭菜，相當於在下一層的分紅和服務費之上再狠賺一筆。這樣的局面30年玩下來，就養成了今天自稱是“宇宙主人”的各色華爾街之狼。

圖自電影《華爾街之狼》

追根溯源，這個遊戲底層的養老模式能夠大行其道，和1974年通過的“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以及1978年的“收入法案”有關。在這兩個法案通過之前，大部分工作的美國人享受的是公司提供的退休計劃，也就是根據工作年限和工資水平在退休之後享受由公司提供的固定退休金。這種模式下，公司負擔了更多的養老投資風險，對僱員退休後的保障責任也更大。而且僱員越長壽，公司負擔的養老費用也越高。

但美國因為越戰等各種因素在1970年代開始進入“滯漲”，各個公司負擔加劇，影響長期盈利。為了擺脱這一局面，上述兩個法案從整體上改變了美國的養老金模式，將固定退休金變為了固定繳費投資計劃，一方面將大部分退休負擔從公司轉移到了僱員身上，一方面催生出了各種金融服務機構和前述金字塔式的金融遊戲。試想如果美國普通的僱員對政策制定可以產生實質性影響，那麼這樣改變他們長遠生計的法案還有通過的可能嗎？

關於養老的這個例子不過是公司權力影響美國公共政策的一個縮影。金權政治在美國發展到今天，其影響和控制力已經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公司通過資助各種基金會和大學，為各種政策研究機構提供基礎理論支撐，然後由這些機構去影響政府內部各級的諮詢委員會和州議會，州長、國會以及總統，再配以公司掌握的媒體營造輿論，最後形成有利於公司的各種公共政策。

去年自從美國爆發疫情以來，經濟受到重創之下一共喪失了大約2200萬個工作崗位，持續領取失業補助的人數一度達到2490萬人。雖然其後1200萬個崗位得到恢復，領取失業補助的人數也下降到470萬人，但1000萬左右的崗位淨流失基本就意味着1000萬工作適齡人口目前無法找到工作。在美國以僱傭關係為主要依託的醫保體制之下，沒有正式工作基本就意味着無法享受全面的醫療保險。

從1910年代到2010年奧巴馬醫保改革通過，美國在100年間數任總統從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到克林頓，都試圖建立相對更加公平的醫保體系，但受制於公司僱主、保險商和醫生團體的掣肘，一直無法形成醫保全覆蓋。

2009年奧巴馬醫改之前，將近46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而在2010年奧巴馬醫改通過之後，到2019年疫情爆發之前，仍然有近2900萬人沒有保險。箇中緣由還是在於奧巴馬醫保改革所依據的藍本依然是各大保險公司和醫療集團基於自身經濟利益所認可的方案。除了動用更多的財政補貼讓2000萬人去購買商業醫療保險之外，對原有的醫保體系基本沒有觸動。

而且更為弔詭的是，奧巴馬的醫改方案脱胎於共和黨，但共和黨出於黨爭的需要，在法案通過後的第二天就發起訴訟，號稱要全面推倒重來。特朗普上任後通過一系列總統行政令，減少個人購買醫保所能獲得的聯邦補貼，允許商業醫保公司提供縮水版本的醫保服務計劃，疫情高漲期間也不延長購買醫保的法定窗口期。這樣的操作讓政府開支得以控制，保險公司的利潤得到保證，但吃虧的卻是那些丟了工作和原本就需要醫療補助的低收入和打零工羣體。

除了養老和醫保，在教育，就業，環境等幾乎所有民生領域實際上現在也基本都形成了公司贏者通吃的壟斷局面。當美國可以從全世界汲取物質和金融資源的時候，這一整套模式沒有遭遇下層的激烈反抗，原因無外乎美國下層喝到的湯也比全球其他國家大部分民眾吃到的肉多。

6日國會山被攻破，加上這次散户圍觀華爾街空頭，各路金主被迫公開出手，封停賬號，暫停交易，意味着原來隱藏在法律、規則和話語權之下的幕後玩家和草根民眾開始直接衝突。公司和資本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機構和民眾之間打造的各種防火牆都被褪去了面紗，各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也更直接地暴露在了民眾眼前。

1904年總統大選的時候，老羅斯福也就是西奧多•羅斯福拒絕了洛克菲勒的捐款，但收了鋼鐵業巨頭Henry Frick的錢，後來當羅斯福就任後拆分特定壟斷大企業的時候，Frick説了那句著名的話：我們收買了那個狗孃養的，但轉頭他就翻臉不認人。（We bought the son of a bitch and then he did not stay bought.）。

一百年後的今天，資本，民眾和政客各自內部的構成都更加複雜多元，導致三者之間在美國國內的博弈互動也不斷突破既有模式。像特朗普和Chamath Palihapitiya這樣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通過鼓動中下層而出位、上位的人會更加層出不窮。

近期，帶領散户買入GME狙擊空頭的社交資本公司CEO Chamath Palihapitiya

這些人上位之後對美國的長遠影響到底會是什麼，特朗普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更多的變數也只有留待美國自己去演繹。國會山是美國政治的象徵，華爾街是美國經濟的象徵，哈德遜河上的雕像是美國精神的象徵。何去何從，是美國自己該認真思考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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