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鵬：比亞非獨立得早，拉美為何趕不上工業化的早班車？
【文/嚴鵬】
拉美是世界範圍內最早從歐洲殖民主義統治下取得政治獨立的地區，從擺脱後發展狀態的時機上説具有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但直到21世紀，拉美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欠發達地區之一，這一矛盾的現象一直吸引着社會科學家展開研究。
從歷史背景看，統治拉美的葡萄牙與西班牙，在西方世界屬於很早就沒落的大國，是並未經受重商主義文化洗禮的歐洲後發展國家，因此，當美國能夠從其前宗主國的重商主義文化中汲取養分構築美國體系時，拉美國家從其前宗主國那裏無法繼承有助於現代化的文化遺產。獨立後的拉美國家仍然保留着殖民地時期經濟的重要成分，其種植園、大莊園、小農莊、印第安人公共土地等經濟制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而在政治領域，一些拉美精英主張進行大變革，另一些則力求建立一種使殖民地時代就存在的既有權力結構不受影響的制度，由此導致的鬥爭使獨立後的拉美國家長期面臨着政治不穩定的局面。殖民地時代遺留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歷史傳統是制約拉美國家發展的結構性因素。
有學者指出，這些歷史傳統使拉美國家可以在經濟上分為3種類型：第一種是莊園、原住民社區和採礦活動主要在印歐混血兒社會中已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第二種是熱帶種植園已經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活動的國家；第三種則是温帶農業或採礦業在歐美混血兒社會中已經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實際上，從工業化的角度看，適合與東亞或其它地區進行比較的拉美國家，主要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等規模較大的國家。
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是，比起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更早政治獨立，但未能順利趕上工業革命的早班車，反而長期延續了依賴初級產品的工業欠發達的經濟結構。一位經濟學家表達了其困惑：
“一個開始出口農產品的附屬國由於被剝奪了工業起飛的機會而陷入困境。它的貿易和一切與貿易有關的海運業、銀行業、保險業、港口設施等落入極少數外國人手中，間或與少數當地富人有一些聯繫。貿易所帶來的利潤沒有被用於國內投資而是轉移到了國外……（這種描述）不失為對20世紀前半葉絕大部分熱帶殖民地狀況的合理描述。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獨立國家也會落入同樣的陷阱。例如，在1880年左右已經開始出現工業資產階級的巴西，以及在本國大地主統治下而不是外國資本家統治的阿根廷，都沒有擺脱困境……這對於經濟發展的分析者來説，就像墨西哥的歷史一樣令人傷透腦筋。”
表6-22為1980年代後期拉美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佔全部出口產品的比重。
資料來源：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第10頁。
由表6-22可知，拉美國家一直到1980年代末還主要依靠自然資源的初級開發維持經濟，而同一時期東亞地區的工業化如火如荼。這種產業結構實際上還是殖民地與宗主國經濟關係的延續。換言之，早早獨立的拉美國家至少錯過了工業革命的第一波擴散。
**與美國不同，19世紀的拉美國家缺乏發展工業的社會共識，換言之，拉丁美洲缺乏工業文化。**例如，墨西哥政府一度設立貸款銀行，由進口税提供資金來發展紡織工業，還制定了禁止進口與本國產品競爭的外國產品的產業政策。然而，貸款銀行在19世紀40年代被關閉，導致該國工業資本市場資金嚴重短缺。墨西哥政府不願意發展紡織工業是因為其單位成本偏高，難以在出口市場上競爭，不具備初級產品的比較優勢。
與墨西哥相仿，獨立後的拉美國家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搖擺不定。阿根廷獨立後，其政治與經濟重心由內地轉移到沿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地的牧場主靠自由貿易擴大了市場，而英國駐阿根廷拉普拉塔地區的領事於1837年如此描述大草原上的高喬人：“拿出他所有的衣物，看看他周圍的一切用品，除了皮革製品以外，有哪一樣東西不是英國貨？如果他的妻子有一條裙子，十有八九是曼徹斯特的產品。”
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駐里約熱內盧大使則稱：“在巴西所有的莊園，奴隸主及其奴隸穿戴的都是自由的勞動者所生產的物品，其中90%為英國貨。英國向巴西提供改善國內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金，還為巴西生產大於鋤頭的所有日用品以及從大頭針到最昂貴衣物的幾乎所有的奢侈品或實用品。”
實際上，拉美國家獨立初期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獨立後美國南方的種植園經濟體系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依賴出口高度專業化的單一初級產品給世界體系的中心國英國，並從英國交換工業製成品。然而，重商主義的美國北方在文化上提出了美國體系的構想，在政治上靠武力切斷了南方對英國的依附，避免了美國內部出現一個獨立的拉美化經濟體。與之相反，獨立後的拉美國家缺乏一個美國北方式信奉工業文化的精英集團，無法打造能夠推動工業化的國家機器。
所謂依附，被政治經濟學家定義為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制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和擴張的狀況。依附的基礎是國際分工，這種國際分工使某些國家的工業獲得發展，同時限制了另一些國家的工業發展，使後者受到由世界體系中心控制的增長條件的制約。
《產業政策啓示錄：工業文化的政治經濟學》書影
很顯然，依附是結構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種常態。只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着從中心到邊緣的多層次結構，劣勢政治經濟體對優勢政治經濟體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程度的依附就不可避免，那種或明或暗的依附關係正是把各個政治經濟體捏合成一個體系的紐帶。
實際上，由歷史可知，即使發達國家之間也會存在依附關係，例如17世紀的中心國家英國與法國對霸權國荷蘭就存在着經濟依附，而英法採取重商主義產業政策正是為了擺脱這種依附關係，或者，如英國做到的那樣，將依附關係重塑，顛倒依附與被依附的主體。於是，競爭與依附的並存與轉化，既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動力機制，又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日常狀態。
**一般而言，政治獨立與經濟獨立相互促進，但拉美國家的歷史案例表明，獨立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實質性的政治與經濟依附長期大量存在。**當然，依附國內部的政治經濟進程會產生試圖改變依附關係的鬥爭，這種鬥爭既推動着依附國又推動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演化。產業政策便是此種鬥爭的產物與工具。改變依附狀態的鬥爭，既有可能出於國家理由的自覺，又有可能如20世紀上半葉的拉美國家那樣，只是由於外部環境改變而導致國內政治經濟出現變遷。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保護效應如同在東亞那樣，也在拉美一些國家刺激了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不過，一般認為，拉美國家轉向國家主導的具有進口替代色彩的工業發展模式，源於1930年代大蕭條的影響。大蕭條初期美國等發達國家高築關税壁壘，迫使拉美國家不得不轉向立足於國內發展經濟，也就是所謂進口替代。
論者謂：“事實上，先有拉丁美洲的工業化，然後才有工業化政策，最後才有工業化理論。”而拉丁美洲產生的工業化理論是具有鮮明保護主義色彩的發展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依附理論等。拉丁美洲的代表性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稱：“世界大蕭條曾對於我的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為對付那次蕭條的極其不利的反響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拋棄我年輕時在大學裏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論。”
實際上，普雷維什受到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他的導師是李斯特的忠實信徒，而他的中心—外圍理論從思想史上看，可追溯至桑巴特在1928年《現代資本主義》修訂版中提出的概念。與桑巴特一樣，普雷維什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分為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外圍依附於中心：“外圍資本主義是依照過去的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格局所安排的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是附加的、附屬的資本主義，是在先進國家的霸權和市場規律統治下從屬於先進國家利益的資本主義。”要想打破依附於中心的格局，外圍“必須實行工業化，這就是有意識地去做中心的動力未能自發地導致的事情”。
普雷維什由這一理論認知出發，推導出了內向型的拉美工業化政策建議：“鑑於外圍發展的歷史性延誤，由於資本主義的向心性質，適當地保護新的工業以補償其較高的成本就成為必要。這就是進口替代原則。內向發展觀念就以這個原則為基礎……在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我們也認為，在拉美國家之間存在着相互交換的巨大可能性；最終目的將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形成共同市場。擴大市場和競爭將使得成本下降，直至工業具有國際競爭力。”
**普雷維什的建議堪稱在拉美打造一個19世紀美國體系式重商主義經濟體系。不過，彼此存在着領土爭端等衝突而又缺乏一致性的外部壓力的拉美國家，很難像二戰後的歐洲國家那樣走向聯合。**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普雷維什正式提出其理論和建議前，部分拉美國家的政府已經迫於現實而推行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了。
以拉美大國巴西來説，1920年代興起了所謂“尉官主義”的思潮，即一批年輕的低級軍官發動的政治運動，這些尉官們支持中央集權，支持國家干預以結束外國資本主義對巴西的剝削，還贊同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一些尉官甚至揭竿而起，發起了一系列軍事叛亂。由此可見，擺脱對中心國家依附的思想，在二戰前的巴西已經有社會基礎了。
1930年，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巴西形式上的民主制，瓦加斯總統開啓了其長達15年的執政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西喪失了傳統的歐洲市場，南非和拉美市場變得重要起來，吸收了巴西的紡織品和其它製造品的出口。
1940年代，巴西政府開始介入鋼、鐵礦和石油的生產。巴西政府一度希望美國鋼鐵公司在巴西投資，但未能如願，故巴西政府決定建立國營鋼廠。1942年，巴西與英國達成磷鐵礦採購協議，由此催生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 do Rio Doce）這一國營鐵礦生產商。在石油方面，則成立了國家石油委員會，規定巴西石油的勘探開採權只能給予巴西的公司，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應是巴西人，而天然氣田和油田均歸巴西聯邦政府所有。1940年初，巴西政府還創立了國家鹼業公司、國家發動機製造廠等不太成功的國企。
這一系列舉措表明，當戰爭改變了巴西經濟發展長期依恃的外部市場環境後，巴西政府開始採取創辦國企等經典產業政策手段推動工業發展。但是，以瓦加斯來説，他其實更願意從美國進口鋼鐵而不是大量投資於巴西自己的鋼鐵廠建設。這表明巴西的進口替代乃客觀形勢所迫，缺乏二戰後韓國朴正熙政權那種強烈的主觀意志。
實際上，由於供應和運輸的缺乏，美國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一直寬容乃至促進巴西的進口替代政策。然而，當巴西於1944年開始實行進口品配額制後，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強烈反對，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就停止了對瓦加斯的獨裁統治的支持，鼓勵巴西軍隊在1945年10月推翻了瓦加斯政權。不過，在恢復了的民主制度下，瓦加斯於1950年東山再起，開始了第二度執政。
在第二次執政期間，瓦加斯轉向民族主義和激進的左翼政策，1951年12月讓自1943年12月起一直未變的最低工資標準增長3倍多，1954年2月其勞工部長古拉特還提出最低工資再增加100%，這引發了右翼軍官簽署所謂《上校宣言》進行抗議，企業界也強烈牴觸。瓦加斯只好將古拉特解職。5月1日，瓦加斯發表演講，用極富煽動性的言辭結束其講話：“你們，巴西工人，構成巴西人口大多數。今天你們與政府肩並肩，明天你們就是政府。”這被認為是政治上巨大的失策，越來越多的民間力量和軍方人士贊同將瓦加斯趕下台。
熱圖利奧·瓦加斯
在反對派巨大的壓力下，72歲高齡的瓦加斯於同年8月自殺。然而，瓦加斯自殺前留下一封遺囑，聲稱他一直努力捍衞人民特別是窮人的利益，反對強大的權勢集團。充滿民族主義情結的遺囑由國家廣播電台向全國播出後，普通巴西民眾羣情激憤，幾十萬人湧上街頭，反對派得不償失，企圖發動政變的陰謀分子被挫敗。
實際上，從1945年瓦加斯下台到其第二次執政期間，巴西的工業發展勢頭一直延續，鋼鐵、電力、石油工業等部門得以建立，大量設備進口，對戰略產業的公共投資刺激了經濟發展。然而，這些成就與宏觀經濟形勢有密切關聯。後來成為巴西總統的社會學家卡多佐分析稱：
“這種工業化……對外匯及多種匯率的控制有利於國內的私人和公共部門，但損害了出口部門的利益。因此，出口部門從未放棄反對國家干預制訂各種匯率。的確，直到1953年，咖啡的國際市場價格一直較好，咖啡種植者能在不損害其利潤水平的情況下，支持保護和快速擴張國內市場的政策。到了1954年，當形勢發生變化時，瓦加斯聯盟走到了盡頭。一部分農民倒向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的反對派，從而站在了國內和國際金融集團的一邊。美國利用這種對咖啡經濟不利的新形勢向在民族主義道路上走得太遠的瓦加斯施加壓力。”
瓦加斯以其莎士比亞戲劇般的政治行動為巴西暫時保留了民主制度，但這一制度極不穩定。1960年的總統選舉中，缺乏雄厚政治根基的誇德羅斯脱穎而出。誇德羅斯開創了巴西政治生活中的民粹主義傳統，即以城市貧苦大眾為基礎，由一位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倡導，主張健全的倫理道德，反對腐敗與精英政治，通過煽動民眾的支持而獲得政權。但是，誇德羅斯上台後沒有能力解決內政問題，1961年8月，他試圖通過辭職來獲取支持，卻弄巧成拙，導致巴西瀕臨內戰邊緣，最終誘發了1964年軍事政變，使巴西建立了一直延續到1985年的軍事獨裁體制。
對於舉止古怪的誇德羅斯的上台，卡多佐分析稱：“有可能是巴西選民（有許多是第一次擁有投票權的年輕人）只是想找一個不一樣的政治人物……巴西人就是覺得這些奇言異行很有趣，認定誇德羅斯憑這些言行就夠格當總統了。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有些什麼主張，他的競選口號就只有‘誇德羅斯來了’。”拉美的現代史上演着魔幻現實主義般的劇情。
從瓦加斯第一次上台到1964年軍事政變的歷史，反映了巴西政治體制的不穩定、政治文化的不成熟以及政治經濟易受外界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實際上，這與朴正熙上台前的韓國頗有幾分相似。如果説朴正熙政權為韓國工業化創造了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環境，那麼巴西1964年之後的軍人政權也發揮了相同的作用。
從1968年12月到1974年3月，巴西既經歷了政治上的“沉悶的年代”，又經歷了所謂“巴西的經濟奇蹟”。比起日本經濟奇蹟或韓國經濟奇蹟，巴西的經濟奇蹟獲得的廣泛認可更少，但是，增長是實際存在的。1970—1973年，整個拉美的生產總值增長大大加快，平均每年為6.9%，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巴西的經濟奇蹟”帶動的，因為巴西的生產約佔整個拉美的30%，如果把巴西排除在外，該時期拉美的增長率就下降到5.3%了。
不過，卡多佐毫不客氣地評論道：“到1970年代初期，巴西經濟以每年超過11%的平均成長率成長，這是有人稱之為‘巴西經濟奇蹟’的狂熱步伐，工業生產與外資也劇增。但這樣的高成長嚴重偏斜，在1960年到1978年間，80%的巴西人口苦於所得減少。”因此，巴西二戰後的經濟高速增長是與嚴重的貧富分化相伴隨的，普通民眾未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果實，而這也是拉美國家的通病。
就工業發展和產業政策來看，1960年代的巴西以及其它規模較大的拉美國家，都實施了傳統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以關税保護、多重匯率與外匯定量配給、基礎設施投資、補貼國企、限制外國工業品進口、要求本國工業購買國內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等手段，促進工業化。這些過去長期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轉向內向型工業化，與二戰後世界貿易體制的制度設計有關。
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從關貿總協定的行為準則中去除了農產品貿易，並開始出台一系列紡織品貿易限制，將後發展國家最有出口潛力的產業的貿易自由化安排排除在外，這使一些拉美國家產生了“出口悲觀情緒”。
實際上，根據經濟學家辛格（Hans Singer）的研究，從1957年到1981年，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欠發達國家初級產品出口相對於發達國家製造品出口的貿易條件降低了32%，4種主要初級產品類別分別惡化的百分比是：糧食27%，飲料28%，農業原材料45%，金屬28%。這意味着，在二戰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拉美國家出口初級產品確實是難以獲取令人滿意的收益的。圖6-3為1957—1981年欠發達國家出口的不包括黃金和石油的30種初級產品的總指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吉拉德•米耶、都德萊•西爾斯編：《經濟發展理論的十位大師》，第284-285頁。
“出口悲觀情緒”進一步強化了拉美國家本來就因戰爭而產生的內向型產業政策實踐。關税是拉美國家內向型產業政策採取的最主要的手段，但有學者指出，拉美國家對工業的保護是個別的、不連貫的，主要不是基於工業的需要，而是為了維護國際收支的平衡。表6-23為1960年時拉丁美洲的名義保護率，與同期的歐共體比較起來，確實高得驚人。
説明：名義保護率按關税及其它費用（以從價税計）的簡單算術平均數計算。
資料來源：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第329頁。
然而，同樣採取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產業政策，拉美與東亞展現出了工業文化上的差異。一般而言，東亞政治經濟體對外資採取了限制態度，傾向於利用外國貸款而不是外國直接投資，且非常注重公共部門的資金。但拉美國家引進的外資偏重於私有部門的資金，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和私人銀行提供的貸款。
東亞與拉美工業文化的差異導致的結果是，東亞政府更看重培育由本國人自己創立和掌控的企業，以學習和掌握技術能力為重要目標，拉美政府則歡迎外商投資與經營本國產業，只要外資經營的企業在自己國境內，統計上能算作本國的產出，成為政府可誇耀的政績。
換言之，東亞的產業政策具有培根式特質，自覺或不自覺地去追求知識，而拉美的產業政策僅僅追求增長數據。表6-24為1961—1986年巴西與韓國長期淨外國資本的類型。
資料來源：加里•傑裏菲、唐納德•懷曼編：《製造奇蹟——拉美與東亞工業化的道路》，第68頁。
（本文轉載時，略去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