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祖墀：反壟斷背後，如何理解中國高速發展的政商邏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祖墀】
1月31日，中央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中強調，推動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
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市場監督總局發佈《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首次對互聯網領域飽受爭議的大數據殺熟等多種壟斷行為作出細化，次月末便對美團、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同時，阿里巴巴亦因為收購銀泰違反《反壟斷法》遭受頂格50萬元處罰，而美團、拼多多等佈局社區團購公司，更是在行業將將興起之時，迎來市場監督總局的“九不得”。
針對國家對互聯網企業的重拳出擊，社會上有不少觀點：
一種認為，原本創新能力極強的互聯網企業，逐漸做大為平台經濟，形成市場擠出效應，遏制創新能力，損害了市場競爭秩序，對整體經濟負面影響超過正面，因此招致監管注意。
同時，互聯網上亦出現了許多針對馬雲個人的評論，甚至有人隔空喊話“馬雲和馬雲們需要帶領自己的企業大力創新，讓科技普惠國人，而不是隻想着花心思賺那些簡單的錢。”
除了關注於事件本身，多家媒體亦關注於中國的營商環境。有人認為，互聯網競爭是一種基於創新的動態競爭，“大”是互聯網平台的天然屬性，大平台也面臨多重競爭約束，尤其是創新帶來的影響，因此沒有哪個平台能夠處於“壟斷”狀態。
同時，某些西方觀察者亦指出在反壟斷法的背後是國家政府的強力控制：“相比歐美，中國有強力政府，可以與科技巨頭對抗，甚至讓他們公開道歉、‘自我整頓’等。政府要顯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頭們則相形見絀。”
中國企業家：在突破邊界中不斷成長
自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在不斷髮酵。在最初基本上缺乏對民營企業有任何監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創業家在不理想的狀態中，不斷摸索發展與前進的步伐。
當然，創業家之中良莠不齊，一部分能憑一己之力努力奮鬥，但不少卻是專走捷徑，希望能靠快速的方法來賺到快錢。對一些人來説，取得階段性成就之後，他們亦將繼續努力爭取下一階段的成果。而一些人卻在獲得一點成就後就淺嘗輒止。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家羣體和他們代表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環境中交織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業能夠成功地實現突破，但另一些卻只能固步自封。成功突破的企業往往在新機會湧現之前進行跳躍。跳躍成功的關鍵是什麼？它是機會與能力之比。這裏的能力並不只是企業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業自建、併購或組成生態系統等隱性的能力。企業業務的邊界，是企業在機會和可獲取能力之間對比和博弈之後得出的結果，因此邊界從本質來講也是動態的。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多次進行連續跳躍的公司。當美國ebay公司來中國開拓C2C業務時，當時的阿里還只是一家B2B公司。但機會來臨之際，阿里毅然跳躍進入C2C領域，與ebay進行激烈競爭，最後勝出，並奠定它在電商的地位。
當電商遇到在線支付難題的時候，阿里就做了支付寶，開始收集大數據，並從支付寶進入了財富管理領域。當做電商遇到物流瓶頸的時候，阿里就聯合物流公司成立菜鳥網絡，併入股了一些其他物流公司。
阿里還跳躍進了互聯網的其他領域，從大數據（支付寶、菜鳥網絡）、雲計算（阿里雲）、新零售（盒馬鮮生）、生活服務（餓了麼）、到金融科技（螞蟻金服）等。通過多次迭代和跳躍，阿里建立起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和具有相當創新能力。
阿里巴巴商業版圖，圖片來源見水印
雷軍領導的小米也經歷了透過連續跳躍的戰略調整過程。對雷軍個人來説，原來金山軟件是他的核心業務。在賣掉金山之後，他成立了小米，跳躍進入智能手機業務。當時，他的核心業務是智能手機，邊緣業務是互聯網服務。逐漸地，互聯網服務的收入超過手機硬件的收入，成為小米新的核心。同時他又跳躍進入新的業務包括消費類IoT物聯網平台和新零售等，今天小米的IoT物聯網平台也逐漸成為它舉足輕重的核心業務。
那麼，對企業家來説，在任何一個時空中，是不是有一個合理的邊界存在？
2017年，美團王興和攜程梁建章的爭論成為當時商界關注的一個話題，這個爭論是以往許多類似討論的延續，也吸引了一些企業家、學者的參與。王興的觀點是，企業不應太多受限於邊界，應藉助多業務發展和整合來釋放更多紅利。梁建章的觀點則是多元化不利於創新，中國企業更應考慮專業而非多元化發展。
王興非常推崇一本名為《有限與無限的遊戲》（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的書。有限的遊戲以遊戲的終結為目的，旨在以參與者的勝利終結一場比賽；而無限的遊戲是有限遊戲的延伸，沒有終結，遊戲本身就是對邊界的不斷探索。王興認為商業也是一個無限遊戲，這種觀點事實上亦代表着不少中國企業家的看法。
寬鬆監管促成了新興行業的創新
自從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開始普及之後，中國的商業創新進入了一條快速發展的道路。創新層出不窮，創業家同時亦一波又一波地出現。創新的本質是在不確定性中取得進步，而這不確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監管程度和手法。
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博弈，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特別在創新和它背後的科技高過發展之際，監管往往是落後的。沒有人，包括監管者，能夠準確預測未來。
這種情況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發生，在中國亦一樣。在中國事實上監管往往比較寬鬆，讓創新公司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少互聯網公司因此發展得非常成功。但在發展之餘，合理的監督是將邊界在某時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在中國的飛速發展，就是國家為民間創新力量讓步的一個好例子。在第三方支付機構出現之前，成立於2002年的銀聯一直是中國境內發行的人民幣支付卡的惟一交易清算組織。2005年左右，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發展，支付寶、財付通等相繼出現，但直到2011年它們才拿到了首批“支付業務許可證”，成為“正規軍”。
這中間的6年，國家並沒有對支付寶等侵蝕國有銀行支付業務利潤的公司加以太多限制，相反，在經過多方博弈後授予其正當競爭的地位。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民間支付力量的發展，2013年央行宣佈廢止5個聯網通用文件，標誌着對銀聯的政策保護已經徹底取消，而數字支付行業的競爭，隨着同年微信支付的加入日漸飽和。
社會企業家精神在中國的成長
反壟斷，用政府的手調節市場並不是一件新鮮事。經典案例之一可説是1984年美國司法部依據《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個繼承了母公司名稱的新AT&T公司（專營長途電話業務）和七個本地電話公司（即“貝爾七兄弟”）。
2017年歐盟稱谷歌濫用了在搜索引擎領域的市場主導地位，違反歐盟規定，對其處以24.2億歐元反壟斷罰款，罰金創下歷史記錄。次年7月，歐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作為一款工具來強化其在搜索市場的主導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競爭和創新能力對其處予43.4億歐元的罰款。
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10月，美國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壟斷訴訟，指控這家互聯網巨頭通過非法商業操作，擴大自己在搜索和廣告市場的主導優勢，阻礙競爭和扼殺對手。兩個月後，美國48個州和聯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發起了兩份訴訟，指控其濫用數字市場中的支配地位，從事反競爭行為。
近年來，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意識在西方商業社會有所提高。2019年，近200家美國企業的CEO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明對於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的信奉和執行。
這代表着西方一些的企業家們已經意識到，一家企業代表的主要價值觀並非只是為它的股東服務而已，還要顧及它的顧客、員工、供應鏈上下游的供應者和應當負起的社會責任。
當然，這只是這批西方企業家的共同表態而已，在實際情況下，西方企業們仍然主要依循着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則運作，亦即為資本取得較大回報仍然是主要的企業目的。但畢竟，這些企業家願意一起共同為具有社會責任意義的“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發聲，是有重大象徵意義的。可以説，這是企業家精神的進化。
在經歷了40餘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企業家在企業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亦有所提升。於2018年12月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華泰保險集團董事長張王梓木提出“新時代的企業家應當追求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並倡導亞布力論壇發佈了《社會企業家倡導書》。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家的概念雖然在國外已經有了很多年的歷史，但在國內還是全新的。從追求商業價值到追求社會價值，這無疑是中國企業家的進步。
數據來源：《企業家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20）》
社會對正常監管存在誤讀
儘管東西方企業家精神的發展貌似朝向相同方向發展，但它們所處於的環境卻存在本質上的重要差異。在主要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的力量極強，資本與政治的利益往往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相反，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儘管企業家在個體方面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但社會對於集體利益亦有相當大的期許。在個體與集體利益的比較之間，企業家們必須取得適當的平衡。
在加強監督互聯網平台壟斷之餘，不少人説這是代表着中國政府正在打壓民營企業。我不同意這看法。
中國的國有和非國有二元經濟與架構存在一些天生的問題，但它同時亦能發揮強大的共生效應。國企往往肩負着較大的社會責任，在超越狹義的項目經濟回報的前提下，為中國社會提供如基本建設、公共衞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國有企業則利用這些公共品發揮他們的創新創業能力，推動經濟的發展。今天，民營企業正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
去年11月，習近平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進清末民初實業家張謇故居陳列室，瞭解張謇創辦實業、發展教育、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情況。習近平強調，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作為中華文化薰陶出來的知識分子，張謇意識到落後必然捱打、實業才能救國，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經營理念，提倡實幹興邦，起而行之，興辦了一系列實業、教育、醫療、社會公益事業，幫助羣眾，造福鄉梓，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
2020年11月12日下午，正在江蘇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苑，參觀張謇生平展陳。圖片來源@新華視點
這也許代表了中國領導人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重視和期許，什麼應該做和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時空中，企業的業務邊界是什麼是中國民營企業家需要不斷深入思考的問題，不應只以資本回報極大化作為唯一的行為準則。中囯需要的企業家必須在個人、投資者、企業和社會之間作出合理的平衡。這樣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監管的制約，一部分應是來自自身的行為修養和準則。
在一個遊戲規則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預期中國的企業家們將更可發揮他們的能力，推動更多創新的出現。
中國企業家精神在這樣的框架下將繼續提升與優化，而這亦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在經歷了較粗放的發展階段後，將會進入的一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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