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卓羣：期待拜登？不如自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卓羣】
近日，拜登政府提及考慮緊急重返伊核協議，但雙方就“重返條件”僵持不下。而且拜登已經明確拒絕會先解除制裁，伊核問題依舊被架在火上烤。
事實上，美國的任何動靜都會對伊朗民生有立竿見影的影響，最直觀體現在匯率上。拜登就職前夕，里亞爾的匯率開始一路上漲，1月19日當天已經回到了1美元兑21萬里亞爾。要知道去年年中曾經跌至過1美元兑30萬里亞爾。
原本以為伊朗民眾會歡欣鼓舞，然而身邊的伊朗朋友並非如此。“拜登當選的確是好事，但落在我們普通藝人頭上，又能怎麼樣。只是壞和更壞的區別。看看這疫情，一整年沒有演出，我還活的起麼？”果然，沒過幾天，匯率再次跌至1美元兑24萬里亞爾。
自2015年起，經歷了伊核協議短暫的春天后，隨即特朗普退核，極端制裁，擊毀無人機，蘇萊曼尼被炸，核物理學家被暗殺等一系列大起大落，期望與失望如過山車般交替，伊朗民眾早已疲憊不堪。拜登或許能帶來好消息，但是又能對他抱多大期望呢？
何況以蘇萊曼尼被炸開端的2020年，很快就被新冠疫情籠罩，伊朗又是重災區。我身邊的很多伊朗音樂人，這一年可以説是顆粒無收。
疫情期間，在自家屋頂演奏的伊朗音樂人（圖片來源：美聯社）
我的烏德琴陪練小老師Hojjat是德黑蘭大學藝術學院的碩士。他告訴我，唯一能保證收入的是政府公務員，一月也就只有200刀左右的薪水。疫情下，伊朗學生一直沒有復學，上了整整一年的在線課程。
除此之外，政府還關掉了音樂廳和大部分音樂教學機構。德黑蘭大學藝術學院的碩士生被迫兼職開起了Snap（伊朗的滴滴打車），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確保收入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開銷，因為此時一輛最便宜的伊朗國產車也要4000刀。開網約車的人一般會買二手車，我見過那種車，幾乎處於半散架狀態，隨時開掉一個輪子都不稀奇。那簡直不能稱作二手，最起碼是二十手。對他們來説，與其期盼拜登的橄欖枝，不如期盼政府趕緊恢復演出和教學來得實在。
在德黑蘭街頭，多了不少“體面的流浪人”。疫情沒了收入，付不起房租，便拖家帶口出來流浪。Hojjat看一家流浪漢還拖着三歲的小女兒，十分可憐，便回家拿了些饢餅給他們吃。流浪漢問能否給他們一點米飯，全家已經一個月沒能吃上一口米飯。“你知道，這是一户平頭正臉的人家，原先肯定也是體面人，雖然米飯比饢貴不少，可也並不是什麼奢侈品！”
Hojjat用了整整一節課的時間聲淚俱下控訴，政府關掉了音樂教學機構，很多學生不願意轉在線上，因此他流失了很多生源。物價奇貴，入不敷出。我篤定，我15刀一課時（約300萬里亞爾）的學費是他最高、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在疫情開始前就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把我的課費轉用美元計算。另一位朋友偷偷告訴我，Hojjat在教學機構陪練，依舊是100萬里亞爾一課時，約合5刀。其實我也可以找到市場價的陪練，但我依舊選擇每週繼續跟Hojjat上課，帶着多多少少的同情心。儘管他經常上課出狀況，網絡掉線，遲到早退，甚至放鴿子，或是整整一週忘記發給我作業視頻。但他像吃定我似的，從不擔心我換老師。
Hojjat其實算是境況好的，父母在德黑蘭有房有工作，他多少也能賺些錢。這個冬天對於有一波伊朗藝人是最難熬的，那便是常年在歐洲靠走穴為生的伊朗民間藝人。這些藝人主要為歐洲各國的伊朗裔社羣演出。演出多集中西歐和北歐，這些國家的房租都不便宜，平日演出頻繁生活過的還可以，但是這次疫情讓他們幾乎無路可走。
我的朋友鼓手哈比卜，常年生活在法國。2019年時他作為打擊樂手，跟隨伊朗著名旅歐音樂人全歐巡演，一個冬天演出有十幾場，基本三個月可以賺下全年的生活開支。而2020年的冬天，他幾乎沒有了收入。哈比卜平時喜歡玩電子音樂，也用軟件自己做專輯。眼看演出遙遙無期，哈比卜開始專注於做後期，幫其他音樂人做音樂、出專輯。
我還注意到一個平日裏很紅火的旅意伊朗庫爾德女藝人，她2020年疫情後僅僅有兩場演出。其中一場是冬至夜的演出，她只曬了海報而沒有曬演出現場。這是位逢演必曬的藝人，此次卻一反常態。根據冬至節慶加上疫情的大環境，推測應該是演出場地帶伴宴性質，有損身段。
庫爾德女藝人（作者供圖）
如果説Hojjat那樣科班出身的古典音樂演奏員還可以多多少少線上教學賺錢，那麼民間藝人則更加尷尬。他們一般學歷不高，使用樂器也比較簡單，這些樂器可類比葫蘆絲，是地域性樂器，學生羣體有限，且技術性不強，學生自己摸索摸索或許也能學會。因此，原本線下教學人就不算多，這一下改成線上學生就更少了。
既然學生有限，那麼就比一比知名度，搶學生。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社交幾乎完全被Instagram承包了。對於他們而言，該軟件集微信、微博、朋友圈，甚至淘寶、陌陌於一體。因此，粉絲數量特別重要。剛剛提及的庫爾德女藝人，她在一年半內暴漲十幾萬粉絲。
其實在幾年前，她只有幾千個粉絲，那時她的人設是：“女高音”。她在伊朗國內讀過工科專業的本科，而主頁的個人介紹是庫爾德女歌手，都塔爾演奏員，素食主義者，置於最底端的是米蘭音樂學院學生。
對於這一身份，我是質疑的。按照她的年齡（1987年生人）和技能，正經米蘭音樂學院歌劇唱法是不可能要她，也從未見其曬過畢業照。而且一般來説，與普契尼同為校友的“米蘭音樂學院學生”這個身份，應當是置於光榮的第一位，起碼得在素食主義者之前。由此看來，她或許大概率只是在米蘭音樂學院的下屬培訓機構學習過。（後經考證，確乎如此，這個機構應翻譯成米蘭音樂學校，正經的學院全稱叫米蘭威爾第音樂學院）。
但這並不影響個人宣傳，伊朗人非常尊崇“國際化”，因此，無論是不是正兒八經的學生，米蘭音樂學院都是很好的賣點，遠在伊朗的粉絲們是不可能仔細考證愛豆學校的真假問題。但最初單一的“女高音”人設並沒能給她圈粉。這兩年她開始變換人設，主推“庫爾德女歌手”。庫爾德民族橫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敍利亞四個國家，且民族熱情極高。這樣一來，庫爾德標籤讓她大大擴展了粉絲羣體。
第二，家鄉霍拉桑也是人設之一。霍拉桑可以看作是伊朗文化肥沃土地之一，這裏孕育了包括海亞姆在內的諸多波斯詩人藝術家。這一標籤便是弘揚霍拉桑文化。
第三，伊朗民間樂器都塔爾演奏員。這種兩根弦的長頸流特琴是伊朗東北部民間樂器，有一定的演奏羣體。
第四，性別賣點。在伊朗，男藝人演出範圍很寬泛，而女藝人處境很艱難，演出層層審核且有諸多限制條件。因此，她的標籤可以是庫爾德民族，可以是霍拉桑，可以是女藝人，可以是都塔爾演奏者。
如此便是多方位吸粉。她的照片也多身着庫爾德民族服裝。其實在筆者看來，“霍拉桑”和“庫爾德”這兩者實際是矛盾的，一個代表了波斯文化，一個是庫爾德民族，兩個不同的民族。但這也無可厚非，以演出為生的藝人，圈粉賣票是最重要的。
而此次疫情，她也藉助龐大的粉絲羣體，向教學轉型，開設了線上都塔爾工作坊（就是小組課），且於2021年新年前後回到伊朗進行面授。伊朗雖然官方有隔離政策，但民眾實際執行起來十分鬆散，如此這般幾十人彈唱工作坊依然如期舉行。
女藝人的都塔爾工作坊（作者供圖）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不演唱的人戴口罩，輪到誰演唱，誰摘口罩。這樣一來，病毒還不是一傳十，十傳百。疫情已經過去將近一年，伊朗人早已抗疫疲勞。我的伊朗朋友幾乎人人感染過新冠，有些輕症，有些九死一生。原本我還時常擔驚受怕，如今也“驚嚇疲勞”。“都是真主的意願”。對於伊朗人來説，比疫情更可怕的還是生存。
在制裁和疫情極端影響下，聰明人似乎也能做點事。尤其是有點咖位的人，他們總能在絕望中尋找出路。伊朗南部波斯灣有一座風光旖旎的島嶼，叫做基什島。基什類似中國的海南島，有相對完備的旅遊設施，而且還是個自由貿易區。我的朋友風笛手那瓦，憑藉南部音樂之王的優勢，在這一年與基什島旅遊文化部門合作，出版了基什島音樂書籍和配套CD。全伊朗已暫停音樂會一整年，而他能在2020年夏天於基什舉辦露天音樂會。這是疫情後全伊朗第一場音樂會。
那瓦沒有親自下海教學，這與他的咖位不符。但在他的力挺下，女兒法特麥開始進行風笛的線上和線下教學，並且做的風生水起。唯一的失誤是，風笛是吹奏樂器，無法戴口罩演奏。在一次線下的教學中，法特麥被學生傳染上了新冠，隨後一家人都感染了。“我們開始咳嗽，嗅覺和味覺都喪失了，這不是大事。但是現在政府不許我們舉辦音樂會，沒法賺錢。這太糟糕了。有沒有什麼不受制於疫情又可以穩定賺錢的行業呢？”
那瓦進行了電子風笛的研發，並創立了自己的品牌，上週剛舉行了產品發佈會，得到伊朗多家主流媒體報道。這其實是一件沒有羊皮氣囊的電子管，外接音箱擴聲。這件樂器的科技性實際並不強，跟小孩玩的按鍵發聲的電子玩具一個原理。做電子管這個念頭，那瓦醖釀了好多年，今年疫情促使這一想法落地。2018年初他曾經向我諮詢在中國生產電子管的可能性。“他這沒戲，我們這批量生產至少一萬件開模”。浙江一個工廠老闆對我説。可那瓦並沒有放棄，他轉頭在伊朗進行研發生產。
在伊朗，不少音樂人都註冊了自己的樂器品牌。比如那瓦的朋友打擊樂手那斯利，他有自己的箱鼓品牌。那斯利一邊演出擴展知名度，一面開設相應教學機構，一邊銷售自己的品牌樂器。
但是，那瓦的風笛則不能完全效仿該模式。伊朗風笛由純手工製作，一張羊皮外加一根蘆葦管，價錢約在100刀左右。這種樂器，就算做品牌批量生產也沒有太多盈利空間，要知道一張完整的羊皮就不便宜。二來，搶了風笛製作藝人的飯碗，都是鄉里鄉親，落得壞名聲。
傳統伊朗風笛
那瓦的電子風笛管（作者供圖）
但是，做電子管避免了這些問題。首先電子管自帶高級感，十分吻合伊朗人追求的“International“。歐洲的風笛很早就進行了電子管的研發，一方面作為日常手指訓練，另一方面可配合電聲樂隊。銷售電子管盈利空間大，開模以後，批量生產成本很低。
那瓦給他的電子管定價1800萬里亞爾（約合90刀左右，基本等同於傳統風笛）。粗略算下，銷售一千個，就有約幾十萬人民幣的盈利。且電子管與傳統風笛不衝突，屬於另闢蹊徑。起碼從表面看，沒有搶傳統手藝人的飯碗。
同時，這也是一個契機和窗口，註冊電子管品牌後可以繼續研發其他管樂器，無論傳統與現代，都是順水推舟的事。就算今後摒棄羊皮風笛，用人造材料代替，迴歸製作傳統風笛，也將不會受到民眾道德譴責。疫情反而帶來了商機。
那瓦唯一要做的，就是推廣電子風笛，擴大整個風笛愛好者的基數。事實上，這些年他也一直在做，並且非常成功。布什爾的民眾告訴我，二十年前，伊朗風笛遠不像今天這麼流行，是那瓦帶紅了這件樂器。的確如此，我在新格羅夫音樂詞典上，幾乎查不到伊朗風笛的信息。其實那瓦原本也只是個走街串巷的民間藝人，但是二十多年間，他從未停歇。緊緊抓住Traditional和International，出專輯，採風，申請音樂會，參加音樂節。對此，布什爾其他音樂人嫉妒中帶着嘲諷“he all time searches music festival, all time!”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瓦的配套宣傳做的很到位。無論國外大小音樂節，都會找到伊朗國內媒體報道。伊朗人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很強，那瓦便緊緊咬住“世界風笛文化之根”這個點：“蘇格蘭高地風笛，愛爾蘭尤令風笛，西班牙加西亞風笛，都起源於我們伊朗風笛！伊朗南部出土的公元前8世紀的銀器上便有吹風笛人像”。
歷史淵源是真是假姑且不論，但這極大地契合了經濟低迷情境下的伊朗人民族主義自豪感。國內的媒體爭相報道，年輕人也紛紛效仿。
但是能成為那瓦的，只有一個。不在於他風笛吹的有多好。
他的人生沒有邊界感，絕對不活在條條框框中。疫情和制裁都無法阻止他，一連串操作環環相扣。覺得對的事就去做，喜歡的事就去做，道德從來不是他care的東西，也不過多考慮未來。他要的不只是活在當下，而是贏在當下。
拜登會如何？本國政府又如何？不如管好自己眼下，兵來將擋。那些懸而未知的揣測，對他而言都是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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