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英國搞“民主10國”反華聯盟失敗，説明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1年2月8日，《澳大利亞人報》以“七國集團對反華成員關上大門”為題，披露了來自匿名消息來源的信息，英國設想引入澳大利亞、韓國和印度，將7國集團轉化為所謂“民主10國”（D10）的構想無限期地推遲了；首倡這一構想的英國，將轉而採取發展英、澳、韓、印四邊關係的方式，來謀求實現與這三國的互動。

該事件的起點是2021年6月，英國將主辦七國峯會，此外今年英國還要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峯會，且正好輪值安理會主席；遇上外交大年，同時又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因錯誤採用羣體免疫法導致疫情全面失控，病毒發生變異，對全球構成嚴峻威脅。

種種因素促使英國試圖以經典冷戰思維來轉移其內部矛盾，用某種外交上的“創舉”來扭轉不利局面，為失去美國總統特朗普這個堅定夥伴的首相鮑里斯挽回一些顏面，在國內政治中加些分數。構建一個明確指向中國、彰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政治性準聯盟、甚至是聯盟，被認為有助於轉移內部矛盾，宣泄部分英國精英內生的挫敗感，並鞏固和吸引英國內部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政治勢力的支持。

就英國國內的政治過程而言，D10的構想，最早起於2020年12月1日的一份報告“在新世界裏保衞民主”，報告由英國國內以反共著稱的保守主義研究機構“中國研究組”（China Research Group）通過。“中國研究組”是保守黨內的保守派議員推動建立的，現年48歲的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Tugendht）於2020年4月成為該機構領導者，他被視為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對華鷹派政治人物；在其推動下，中國研究組“成功”阻止華為在英國的正常商業活動，組建D10，就是出自這個機構的建議。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

對內而言，很顯然這是一個對標其美國同行如科頓、霍利乃至蓬佩奧對華戰略理念的英國機構，希望從強勢對華戰略的設計和推進中，攫取個人政治資本。

對外而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經歷了脱歐鬧劇和新冠疫情失控悲劇的大英帝國迫切需要一個抓手，一方面用來擺脱國內政治的麻煩，另一方面用來在美國相對衰落的總體趨勢還沒有看到實質性大幅調整的情況下，將英國已有的戰略資產作最大化利用，也就是在美國主導建立的七國集團的基礎上，由英國出面倡議，增加三個成員，即澳大利亞、印度、韓國，一個英聯邦成員，一個英國前殖民地，一個美國戰略盟友，從而給最擅長“螺螄殼裏做道場”去搞事的英國政治精英們一個長袖善舞的舞台，也無需過於耗費，其中的算計，不可謂不精明。

但是，變化的時代用非常清晰明瞭的方式給出了近似全面否定的答案：英國的建議遭遇了直接的挫敗。

首先跳出來的是意大利，原因很簡單，意大利剛和中國強化“一帶一路”合作，反華過於積極的澳大利亞此時加入，可能誘發負面連鎖反應，或者説出現反應不確定性，就足以推動意大利明確跳出來對英國説不。

第二個出來的是法國，法國的考慮很簡單，本來七國集團就是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去掉脱歐的英國，歐盟在G7佔了五席，美英綁到一起在程序上也沒啥優勢，現在一口氣進來三個非歐盟成員，等於在英美一側加三票，平白送出歐盟原先的微妙優勢不説，還要莫名搭上歐盟與中國落實中歐全面投資協議的各項收益，顯然沒有任何興趣。

至於美國，實話説，按照現在的態勢，拜登固然會堅持兩黨一致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者的判定，但也不是隻要反華或親美，就可以靠上拜登治下美國的大腿。拜登首先要看的是政治光譜站位，其次要看的是美國領導地位：英國拿出這個方案的機構更加接近特朗普智囊的英國版，本身就和拜登相性不和；而且英國打的小算盤還是類似二戰後期丘吉爾的小算盤——用歷史悠久的大英帝國頭腦去指揮年輕衝動腦子裏面都不是腦漿的美國肌肉，羅斯福都不吃這一套，更何況在華盛頓等了幾十年位置的拜登。

英國方案的吃癟，澳大利亞的撞牆，可以説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結果。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核心原因是：七國集團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相對下降，以及造成這種相對下降的全球化客觀進程。

從在全球體系地位而言，20世紀70年代到2021年，七國集團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份額呈現較為明顯的下降態勢。七國集團最早源於1973年3月25日由當時美國財政部部長喬治·舒爾茨召集的五國財長臨時會議，以應對石油危機的衝擊；2021年2月6日，舒爾茨剛剛以100歲的高齡辭世。

坦率的説，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全球化啓動，對西方陣營以及冷戰後的世界來説，七國集團一度就是世界體系的中心，也擁有壓倒性的總體力量優勢。但是到了2021年，七國集團在全球的比重，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如果計算名義GDP，佔世界比重為46%，如果是計算購買力平價，佔世界比重32%，較早期呈現大幅度縮水。

2018年七國峯會，這張著名的照片已經將矛盾暴露無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體量、佔據的比重以及發揮的作用，均呈現顯著提升和增長，同樣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2019年大致達到世界比重的18-19%。以什麼樣的理由，聚集七國集團整體性力量，與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展開對抗，單純就實力而言，已經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七國集團在全球體系中地位的相對下降，中國的相對上升，是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全球的拓展，以及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直接密切相關，甚至是相互嵌套的。冷戰時期，無論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大多數情況下西方抱團緊密，是因為蘇聯選擇另起爐灶，與美西方基本處於“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在此狀態下，無論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敵意，還是基於國家安全的合理關切，亦或是對蘇東陣營尚未對外開放市場的垂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整合與動員是高度一致的，某種同盟的建設與鞏固，幾乎就是水到渠成。

但是，面對中國，七國集團面臨的挑戰完全不同。中國堅持自主開放發展的道路，選擇了基於自主選擇基礎上的改革開放，從而讓七國集團遇到了一個遠比蘇聯以及西方自身歷史上大國興衰所遭遇的對手更加特殊的存在：一個遵循西方國家制定的遊戲規則，在競賽中憑藉自身制度優勢和治理能力持續實現近似不可能完成任務的存在。面對國際體系競爭中這樣一個近乎BUG級存在的中國，美西方國家的態度是兩分的：

比較務實的一方，在這種態勢下，理性的政治家會遵循英國近代外交政策名言：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裏的利益，指的是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有機聯繫起來的全球化生產體系所帶來的巨大收益。

這些收益經過妥善分配後，能夠系統而全面提升一個國家的總體實力以及其國民福祉。通過對這種利益的追求，可以實現對分歧的管控，對合作的聚焦以及用務實的方式開展有效合作，共同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一如已經基本塵埃落定的中歐投資協定、RCEP和充滿想象空間的中國與CPTPP的前景。

堅持頭腦中塞滿冷戰思維的一方，則會在兩種狀態間出現薛定諤式的躍遷：一種狀態，是極度亢奮的“懂王”態，認為依靠自身短期優勢、集中蠻幹，就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實踐持續證明，任何有關這樣的看法都是錯覺。這種錯覺類似曹操接到蔣幹盜書後所處的狀態，被虛假認知和信息誤導，掉進戰略忽悠局的套路，繼而做出錯誤抉擇。

另一種狀態，則是神神叨叨的口頭理念派，想折騰D10概念的某些英國人，就是口頭理念派的典型代表。他們堅定地相信，通過反覆唸叨幾個基礎性概念和詞彙，就能原封不動地恢復失去的昔日時光，能夠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復刻出一個抗擊共同外部威脅的所謂民主同盟。相信這種口頭理念派的投機行為主體，一如此次澳大利亞，終將在投機失敗的現實面前衝個頭破血流，得不償失。

至於世界，作為主流世界沒有興趣搭理這種重複上演的劣質喜劇乃至鬧劇。全球有新冠疫情要控制，有經濟可持續發展要解決，有氣候變化等各種問題要共同面對，有人類命運共同體要一起建設，哪有餘裕去看這種劣質的戲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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