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在香港變局下讀金庸《香港的前途》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前言：
2021年仍然是香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除了新冠肺炎疫情與經濟前景，在中央出手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香港政局同樣出現眾多不確定性。
反中亂港者為自己那場“失敗的政變”埋單，絕對是可預料的。為了築起防線，堵塞漏洞，進行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都是可預料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述職報告時強調，香港由亂至治的重大轉折，再次展示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的深刻道理。有熟悉國情的建制中人認為，這意味着中央繼續會有制度改革。
但是制度會改成什麼樣？就難以預料了。最近路透社傳出，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押後，中央即將出手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真會押後選舉？如果會，又押後多久？制度如何改革？現時仍然眾説紛紜，難以預料。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受訪時提出特首可協商產生，引起社會大眾猜測，是不是除了立法會議員，連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會出現變化？
面對着眾多不確定性，香港的前景會如何？香港的前途，是每一個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有責任去思考的。這令筆者回想起着名作家查良鏞（金庸）先生的一番話：“香港是永遠會存在的……所謂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前途。香港永遠有前途……”[1]
這番話出自一本舊書，名為《香港的前途》，由查良鏞先生將他在1980至84年間發表的128篇《明報》社評結集成書，以其真實姓名於1984年5月出版。
查先生最為人熟悉的當然是他的武俠小説。除此之外，他還是個政治評論家及社會活動家，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是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及後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
筆者認為，這本書是在香港政治圈摸爬滾打的人，以至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必讀書。無奈這本書早已絕版，極少在市面流通，而且價值昂貴，往往是藏書家爭相競投的拍賣品。正好筆者手上有一本，希望將查先生的真知灼見作番整理，以饗讀者。
圖一：筆者藏書。出版至今已有37年，紙質難免發黃。
圖二：出版時售價為港幣20元。
需要注意的是，在閲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查先生寫作時的背景及情況，尤其要考慮八十年代初香港社會對內地的認識程度，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以理解查先生所面對的時代與思想上的侷限。
不過，縱使書在八十年代出版，但查先生在書中所提到的基本判斷及信念，以及處世原則，對於所有想適應變局及思考香港前途的人，是絕對沒有過時的，仍然有重要價值。
一、尊重主權，正視現實
早在1981年，查就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建議，開宗明義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現狀維持與否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國家主權是不能含糊的。針對當時各種倡議，包括聯合國託管、主權換治權論、續約論及零星的“港獨自決”思想（沒錯，“港獨”思想並非近年才出現，早於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只是沒有成為思潮），查氏強調：
“香港並不是一般性質的殖民地，是英帝國主義者強行霸佔和硬租去的。所根據的三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應當廢除。在法理上，香港、九龍、新界都是中國領土，中國有充分理由收回主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地區的人民無權自行宣佈獨立，即使經由公民投票表決也不可以。……所謂‘民族自決原則’，只是指一個不同的民族而言。香港的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並非不同民族。”[2]
“中國政府決不簽署任何喪失領土主權的協議，一切安排不能影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的體面，不能稍有損害中國的榮譽和民族尊嚴。”[3]
事實是，國家一直擁有對香港的主導權及決定權，收回與否、收回後改變香港的制度與否，決定權都在中央。查認為：
“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之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對利益上的考慮，……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4]
“九七之後，中國對香港具有絕對控制力，如果要改變香港的經濟制度，小小香港無力抗拒。問題是中國想不想改變，而不是能不能改變，那是‘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的問題。”[5]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大香港主義”（或所謂“香港中心主義”），把香港及港人的地位看得越來越高。直到目前，這種心態仍然影響着很多港人。反中亂港者提出的所謂“攬炒”，意圖以破壞香港來脅迫中央，都是建基於這種心態，以為中國無了香港不行，所以認為中央會妥協讓步，答應他們的要求。
對於這種心態，查作出駁斥：
“以中國之大，也不是説非依賴香港不可，決不能認為如果沒有了香港，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搞不成功。在中國全國的生產數額中，香港所提供的助力畢竟有限。”[6]
“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成敗，當然並非決定於香港提供多少助力。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路線正確，沒有香港也會成功。如果路線錯誤，香港即使再提供十倍以上的協助，也無法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起來。”[7]
當然，這並不表示香港對國家毫無價值，亦非可有可無的價值，香港對國家是重要的，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香港仍然發揮出重要的功能，只是哪怕香港有重要的經濟作用，一旦面對國家主權問題，一切都得靠邊站。因此，英國在談判過程中嘗試打“經濟牌”來恐嚇中國，説收回香港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時，鄧小平回應説：“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因為“臨到最後決策之時，北京領導人的考慮是政治第一，經濟第二”。[8]
二、認識國家，尊重兩制
現時在香港從政的人，尤其是反對派，他們大多數對國家的認識淺薄得令人驚訝，對國家戰略、目標、利益、底線完全一竅不通，“中國夢”、“兩個一百年”、“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發展格局”彷彿通通與香港無關，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事實是，不論你視中央為領導、同盟、對手還是敵人，都需要盡力熟悉國情，尤其要了解國家對港方針及政策，才能在政治圈生存。在香港從政卻不認識中國及中央，無疑是“政治自殺”。
在《香港的前途》一書，我們不難發現查先生非常關注當時國家的戰略目標，從中發崛香港有利於國家的功能及作用。例如，以查的理解，當時國家有三大任務，分別是經濟建設，提高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爭取和平統一台灣；反霸，從而分析香港在三大任務所起的作用。
基於對國家粗淺片面的認識，加上“大香港主義”心態作崇，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往往出現偏差。中央收回香港時，為何會保留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是因為港人乃“天之驕子”，要討好港人，所以中央才制定“一國兩制”方針嗎？當然不是。查先生指出：
“中國領袖們就算對香港居民一視同仁，和全國同胞同等照顧，也只能把香港中國居民占人口百分之零點五來考慮。因此，我們不能期望中共的決定會特別照顧香港人的願望。但可以期望，中共領袖們清楚的認識到，香港現狀的維持，對於全國十億人民有利。”[9]
“必須瞭解，中國當局答允‘香港人生活方式不變’的目的，是求香港人繼續在經濟上作出貢獻，而不是出於對香港人的‘特殊照顧’。大家都是中國人，為甚麼要對我們特殊照顧？”[10]
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以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讓香港繼續發揮對中國有利的功能與作用。換言之，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是目標，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變只是手段。
當然，人心穩定是考慮因素之一，但正如查先生所言，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要對港人特別好？那種以為中央為了港人而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的看法，未免把港人看得太重要。
必須認識清楚，香港的特殊地位並非必然。中央對港的特殊化安排，完全是為了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讓香港繼續發揮對中國有利的功能與作用這個根本目的。因此，查先生認為“只有符合中國的國策，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用，我們特殊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維持”[11]。查甚至誇張地把“今後安定繁榮”六個字説成是“香港的憲法”，來強調安定繁榮的重要性，並指出“任何事情都不能違反這根本大法”[12]。
與此同時，查先生強調要互相尊重兩制，當中並不存在哪一個制度較為好的問題。在冷戰的意識形態氛圍中，以及當時兩地發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況下，這種説法並不常見。
在查眼中，中央之所以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並非出於相信資本主義很先進很進步，而是出於戰略考慮。查強調，“我們並不是説，在中國大陸沒有自由與法治，那裏有社會主義的自由與法治。從共產黨人的立場與理論來説，那是更充分的自由、更公平合理的法治，而資本主義的自由與法治是虛假的”[13]。因此，中央“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好東西”[14]。
查亦認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確實充滿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罪惡與不合理”。他指出：“資本家為所欲為，工會沒有多大權力。政府的干預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幾年大地產商拼命榨取可恥利潤，抬高屋價，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產商和業主之外）和職工、市民人人喘不過氣來。”[15]只是香港對中國有用，而這種作用又以實施資本主義為必要條件，中央才容忍這個制度繼續在香港這個特定範圍內運作。
查認為，“中國今後對香港的長期目標仍是‘長期利用’，長期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16]。不過，查亦相信，這個不合理的制度“終有一天要修正、要變化、要消滅”[17]。
三、選舉政治不利安定繁榮
迴歸後，政治制度發展無疑是香港社會的主要爭議之一。反對派視民主為手段，抗共拒中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即所謂“民主抗共”。當然，有少數反對派真心相信民主，視民主為目的，視發展普選為己任。不過，在查眼中，普選式的民主與安定繁榮這個根本目標互相違背。查認為：
“香港如果實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穩定與繁榮、現存的生活方式是否仍能保存？相信那很難，很難！……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重視實際。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勢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特別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別而無益’就不可以了。”[18]
基於“安定繁榮”這個根本原則，查提出“協商制”，由各行業及各界協商產生議員，然後由議員選出市長，再經由中央政府作任命。查強調：
“這是港人治港，但不是普選式的民主。這種制度的目標，是儘可能長期的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維持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19]
當時，有內地官員提出“三三制”的議員產生辦法，即議員來自三種：親中、親英、中立。查認為“三三制”不可行，因為：
“將來治港的基本目標，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如果議員劃成三派，而這三派的確在議會中勢均力敵，並非親中派佔壓倒優勢，那麼議會中就會不斷鬥爭、激辯，形成僵持，許多議案無法順利通過。這種鬥爭勢必擴大到社會上，形成三派人士的鬥爭。政治鬥爭既層出不窮，政策和社會自無穩定之可言。”[20]
“為求香港長期的穩定繁榮，本港內部派系鬥爭、政治鬥爭越少越好。將來香港不宜成立政黨，不宜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21]
當然，查提出“協商制”之時，英國尚未在香港的立法機關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進間接選舉，自此社會出現要求直選及普選的呼聲。面對實際情況的改變，查的態度亦有所變化。在《基本法》起草期間，查良鏞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史稱“雙查方案”[22]）。
查濟民夫婦與查良鏞夫婦合照，圖片來源：海寧查氏
雖然查沒有堅持“協商制”，但“雙查方案”體現了循序漸進的精神，避免牴觸“安定繁榮”這個大原則。發展民主政治可以，但必須循序漸進，按實際情況而定，最重要是絕不能危害安定繁榮。由於被視為過分保守，結果方案被反對派大肆批評，對二人進行人身攻擊，甚至有學生在《明報》報社外焚燒《明報》報紙抗議。
然而，最後寫進《基本法》的，基本上就是“雙查方案”。在2007年，查接受訪問時，針對香港的普選問題，查仍然強調政制發展需循序漸進，認為“希望民主普選，又要經濟發展，不太可能”[23]。迴歸以來政治制度發展的經驗及教訓，證明了查的遠見及智慧。難怪反對派大佬李柱銘在查病逝後，會説“現在才明白查良鏞所提方案有遠見及智慧；倘若當年落實雙查方案，香港現時或已享有民主”。
香港政治今時今日弄得如斯田地，令我們不得不深刻反思“選舉政治”與“安定繁榮”兩者之間的關係。假如選舉不利（甚至危害）香港的穩定及繁榮，我們是否還要因循守舊，為選舉而選舉？
四、接受變化，做好自己
在變局下，查認為港人必須保持樂觀，接受及積極應對變化，不要被“維持現狀”四字捆綁着自己。查指出：
“所謂制度照舊、生活照舊，制度和生活的內容十分複雜，決不可能長期的僵化不動。”[24]
“所謂‘維持現狀’，主要是指維持現在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維持現在的一切……事實上，任何事情不斷在變，真正的‘永遠維持現狀’是決不可能的。每一個人都在一天天成長，一年老於一年，自己的現狀就不可能維持。至於‘維持現在的生活方式’，也只是指主要的基本方式，是生活方式的原則，而不是生活中每一項具體情況。”[25]
雖然中央對港擁有主導權及決定權，但查多次強調，對於香港的前途，港人的努力仍然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港人既然希望長期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那就應努力爭取，但爭取的手段絕不是激烈抗爭，破壞穩定繁榮，而是做好自己，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讓香港繼續發揮對中國有利的功能及作用。查認為：
“香港的將來如何，並不能全然根據香港人的意願而定，這是我們大家都瞭解的，同時也接受這個現實。然而也必需瞭解到，決定香港的將來怎樣，包括了許許多多因素。香港人如果好自為之，於己有利並於人有利，則我們幹得越好，事情越有可能接近我們的意願而發展。”[26]
“如果香港居民大多數在做有益而有建設性的事，香港社會就不會衰退腐敗，就有極大可能保持繁榮穩定，而且能有進一步發展。”[27]
“香港人努力的目標是‘利國利港，利人利己’。對中國有利，對全體中國人民有利，就會對香港有利，對香港人有利。反過來，對香港有利的事，對中國也有利。”[28]
“香港人在目前的處境下，應當盡其在我，自求多福，多一分成就，將來生活方式不變就多一分保障。這是香港人一貫的現實態度。我們信心的基礎不在中國的政策不變（這是我們無能為力的），而在香港的經濟貢獻對中國有用（這是我們可以盡力的）。”[29]
結論
在《香港的前途》中，我們看到查的遠見及智慧。雖然查不是共產黨人，其思想及觀點亦無可避免受到時代的侷限，並非全都正確和合理，但他對於國家對港方針政策的認識及判斷是準確的：國家對港擁有主導權及決定權，之所以保留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並非單純為了港人，或出於對資本主義的崇拜，而是旨在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讓香港繼續發揮有利於國家的功能。
查認為，香港的穩定繁榮是維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任何安排都要先考慮是否會對香港的穩定繁榮造成影響，必定不能與維持穩定繁榮的原則相違背。在“一國兩制”下，港人必須尊重國家主權；認清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充分認識國家及中央；尊重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政治制度時以維護安定繁榮為大原則；面對變化時保持樂觀，積極應對，做好自己。
迴歸後二十多年，有多少港人懂得尊重國家主權？有沒有認清現實，認清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是否對國家及中央有充分認識？
在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有多少港人視安定繁榮為根本原則？有沒有考慮當時的社經環境？整個政治制度如何配合？怎樣妥善處理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怎樣保持政府正常運作，發揮行政主導？
面對變化時，有多少港人能夠保持樂觀，積極面對挑戰，做好自己？還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固步自封，輕言“香港已死”，或者移民外國一走了之？
香港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港人能否做到以上要求，“要旨是在我們”[30]。香港走到這一步，用筆者一位前輩的説話，可能是香港太少如金庸般的愛國者了。
註釋：
[1] 查良鏞，〈一九九七？一九八二？〉，《香港的前途》，1984，頁1
[2] 查良鏞，〈中英歧見 應可調和〉，《香港的前途》，1984，頁204-205
[3] 查良鏞，〈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香港的前途》，1984，頁13
[4] 查良鏞，〈真正的關鍵是什麼？〉，《香港的前途》，1984，頁207-208
[5] 查良鏞，〈「一箇中國 兩種制度」〉，《香港的前途》，1984，頁283
[6] 查良鏞，〈北京的三大任務和香港〉，《香港的前途》，1984，頁44
[7] 查良鏞，〈香港的經濟價值與中國〉，《香港的前途》，1984，頁124
[8] 查良鏞，〈捉回金鵝 志在金牛〉，《香港的前途》，1984，頁195
[9] 查良鏞，〈關鍵在如何對中國有利〉，《香港的前途》，1984，頁32
[10] 查良鏞，〈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頁242
[11] 查良鏞，〈香港的「六字憲法」〉，《香港的前途》，1984，頁51
[12] 同上
[13] 查良鏞，〈穩定繁榮以自由法治為基礎〉，《香港的前途》，1984，頁135
[14] 查良鏞，〈中共對香港的目標與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頁254
[15] 查良鏞，〈生金蛋的怪鵝〉，《香港的前途》，1984，頁92
[16] 查良鏞，〈「長期利用」而非「設法改造」〉，《香港的前途》，1984，頁223
[17] 查良鏞，〈生金蛋的怪鵝〉，《香港的前途》，1984，頁93
[18] 查良鏞，〈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香港的前途》，1984，頁250
[19] 同上
[20] 查良鏞，〈「三三制」與民選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頁266
[21] 查良鏞，〈「三三制」與民選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頁267
[22]方案內容為：立法機關的直選議席，第一屆佔27%，第二屆增至37%，第三及第四屆50%；第一任行政長官由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產生，第二及第三任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全民投票，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機關是否百分百直選；如果第一次全民投票未贊成過渡到普選，則這種全民投票每隔10年舉行一次。
[23] 〈查良鏞：一國兩制貫徹得十分徹底〉，《中國評論通訊社》，2007年6月14日。http://hk.crntt.com/doc/1003/8/8/2/100388256.html?coluid=81&kindid=2290&docid=100388256&mdate=0911123624
[24] 查良鏞，〈三個照舊 兩個自由出入〉，《香港的前途》，1984，頁110
[25] 查良鏞，〈穩定繁榮的八大支柱〉，《香港的前途》，1984，頁246
[26] 查良鏞，〈多作貢獻 多受重視〉，《香港的前途》，1984，頁55
[27] 查良鏞，〈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頁241
[28] 查良鏞，〈利國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頁253
[29] 查良鏞，〈中共對香港的目標與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頁254
[30] 查良鏞，〈利國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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