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當前的國際秩序調整期將持續多久？2024或是重要節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紹雷】

拜登與俄羅斯續簽《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英歐協議終結“脱歐”；中國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結束，並宣佈爭取加入CPTPP——這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當代大國關係在一度“脱軌”之後，已開始進入一個重要的調整時期。

全球轉型進入調整期

伴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包孕宏闊的全球轉型隨之降臨。其內容有：一，各國內部體制轉型；二，國際秩序的改革與重組；三，作為內外製度變遷連接物的對外政策與戰略的變化。當代的全球轉型，即指這宏大壯闊而又極其複雜的“三位一體”的過程。

全球轉型可分為幾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之交，全球轉型以歐美為導向。從世紀之交到2020年，全球轉型逐漸變成一個多元、多樣、多極的新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分別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共約四十年。經過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及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全球轉型又進入調整階段。與此前相比，這一階段可能具有以下演進趨勢：

第一，解決內部危機先於對外競爭。

進入國際危機多發期後，衝突頻率加快、烈度提升、且像病毒一樣，從東方向西方蔓延。先是科索沃危機、“9.11”事件、伊拉克戰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是第一波。而後是“阿拉伯之春”、敍利亞與烏克蘭危機，這是第二波。到了第三波的地區危機，已向歐美延伸：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脱歐，再到美國大選後的國會山暴亂。這表明世界霸主本身已成為危機和動盪中心。

在此局面下，美國將花巨大精力應付國內對峙的“特朗普後遺症”。猶如拜登政府新任國安顧問沙利文所言，對外政策首先為美國中產階級服務。歐盟  急需處理英國脱歐後的內部問題，而歐盟支柱德國亦面臨“後默克爾時期”的內部挑戰。俄羅斯將面對經濟下降與實施“2024議程”的嚴峻考驗。

當然，內部事務優先，並不意味放棄對外抗爭。相反，美國依然將中俄作為主要對手；只不過今非昔比，掣肘過多，言不由衷，力不從心。

拜登首場外交政策演講

第二，調整期不排除擦槍走火的風險，但堅守和平依然是大概率的選項。

當代衝突與戰爭風險來源於：一，結盟對抗；二，以意識形態偏見劃分世界；三，妖魔化和羞辱競爭對手；四，挑撥離間破壞穩定與侵犯主權；五，強權霸凌等等。基辛格預言，中美若無合作基礎，將爆發類似於一次大戰的風險。但事實表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制基礎、大國關係（特別是大國三邊關係的活躍）、中國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等區域合作的最新推進、以及普遍不願意選邊和奉行中立……這些基本因素與趨勢都有力地制約着戰爭冒險。當今全球轉型依然可能在和平條件下進行，當下仍處於國際機遇期。

第三，新興力量趕超歐美節奏加快，對華需求與制約並存。

雖然全球化受阻、世界經濟下行，但文明、地理、氣候、人口等長時段因素凸顯，助推東西方力量對比變化。世界重心加快向亞洲轉移。新興國家與歐美在世界事務中的權重，已經從犬牙交錯、日益接近，發展到經濟總量趕超可期。疫情下各國對華需求激增，證明對華合作大勢不可阻擋，同時也表明既合作、又制約的複雜局面勢必長期呈現。

第四，拜登執政預示着國際社會進入一個各大國之間重新探索國際轉型模式的新發展階段。一，無論東西，新興經濟體、歐美同時面臨着十分緊迫而艱難的國內治理體制改革的需要。二，與此相應，反思大國關係的模式也勢在必行。三，在此基礎上，世界秩序的構建正在一步一步地呈現出輪廓。與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國際秩序更替相比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預示“歐洲內部多元化”的誕生，1814年維也納體系是英、俄、奧、普等“多文明、諸帝國共治”的確立，二戰以後的雅爾塔體制則證明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美蘇中英法”大國共處時代的來臨。總之，日益走向多元化、多極化、多樣化，而非霸權橫行，是世界秩序每一次更替的選擇方向。因此，新世紀世界秩序的轉換，也會走上這一歷史軌跡。

第五，關注危機處理的戰略戰術運用，成為調整期的大國較量的重要方面。

總結全球轉型中的危機處理案例，可以發現：美國的衰落，很大程度上起自於9·11時的錯誤危機處理。當時，新保守主義思潮推動下的小布什政府，急於借恐怖主義攻擊之機，大規模全球擴張，這才有了從北約東擴到顏色革命，從“阿拉伯之春”到烏克蘭危機，乃至最後歐美自己國內爆發大規模危機這樣的“現世報”活劇。相比之下，面對兇險疫情和極限施壓的巨大壓力，中國在堅定不移的危機處理之後，下決心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宣佈中方願意加入CPTPP，借勢發力，實現重要戰略調整。2020年年終之前，中國外交的一系列漂亮轉身，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

俄羅斯修憲公投，普京現身投票站投票。圖自法新社

當前的調整期將會持續多久，尚難言定，但2024年前後將會是一個重要節點。一，鑑於拜登以78歲高齡勝選，2024年新一輪美國大選才可能是一場真正決定美國未來一個較長時段走向的決戰。二，俄羅斯將以2024年為界，完成12項國家項目建設；普京總統的第四任期也於2024年到期，按憲法修正案的規定，普京可以依法連任，但2024前後也可能另有部署。三，2024年台灣地區的選舉，將會是衡量中美競爭與合作態勢的一個標尺。歷史證明，關鍵性邊緣地區的政治變化，是影響大國關係走向的重要誘因。

相對短暫的調整階段，是相互調適各大國戰略的一個極其重要而寶貴的機會。其一，內政入手、解救危機，此乃大國的歷史經驗。上世紀30年代，美國從羅斯福新政入手，改革內政，才得以克服危機，振興國力，並取得二戰勝利。上世紀70年代末大危機中，英美以“私有化”改革內政，才走出危機，並掀動了全球化進程，取得引領世界潮流的先機。所以，面向內政、放緩對外挑戰，這是國際穩定的一個窗口期。

其二，能否從內政優先，走向大國協調，雖不確定，像2008年危機期間G7走向G20的重大結構變化難以出現，但大國的宏觀政策趨於協調，從共同抗疫、協調下行期的經濟、乃至相互借鑑處理政府和壟斷性企業之間的關係，各大國有眾多可尋覓的契機。

以2024為目標的俄式應對

2020年非常形勢之下，俄羅斯並未侷限於抗疫，而是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以2024年為度，規劃12個國家重大項目；以超越2024年普京第四任總統期限的憲政改革，推動構建“長久國家”的實驗；瞄準2024年美國下一輪大選可能的政治變局，開始排兵佈陣。

2020年早春，俄憲法修正案通過。無論普京本人做出何種決定，新憲法為他可能繼任總統至2036年做好了鋪墊。普京力主全民公決，由合乎法定多數民意來決定其本人去留，並建立議會與行政間適度分權、總統權限繼續加強的總統制。俄羅斯構建“長久國家”的努力得到了多數輿論的支持。納瓦利內發起的抗議，難以撼動普京的政治基礎。最新民調錶明：對納瓦爾內的支持率為20%，而對普京的支持率依然在64-65%的高水平（根據列瓦達和全俄輿論中心兩種統計）。其緣由恰如俄羅斯的自由派精神領袖葉甫蓋尼·雅辛所言：“危難之中，是普京拯救了俄羅斯。”

疫情中，普京發佈7月法令，公佈2030年俄經濟的遠景規劃，俄羅斯放棄原有進入全球經濟五強的目標，不再提增長和轉入服務型經濟模式，不設定具體增長指標；承諾2030年GDP高於全球平均增長、普通教育質量進世界前十、貧困水平比2017年降一半；提出非資源非能源產品出口增長70%，也即未來十年內基本改變能源依附型經濟模式的關鍵目標。能源部長諾瓦克最近稱，“能源時代已經終結”。如果這並非戲言，那麼今後十年俄羅斯改革能源依附型經濟模式，將面臨的不光是產業結構、制度模式，還有國內利益結構的重大且必定極其艱難的變化。在此背景下，確保謹慎、穩健的國內政治經濟進程，合乎邏輯。

對外關係上，《瓦爾代報告》提出 “民主—專制主義”的二元論意識形態話語已失去意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終結，最不利情況下達爾文主義可能成為國際政治規範。報告強調：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力爭避免中美兩極對抗成為現實。

而另一份“對外政策新思想”的卡拉加諾夫報告認為：其一，“美+”——“中+”兩個不均衡的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其二，歐洲錯失了成為（與俄羅斯聯合的）新世界秩序第三支柱的機會；其三，作為獨立力量中心的俄羅斯，應成為——和平的主要支持者、國家自由選擇發展道路（主權）的擔保者、反對霸權主義與“新不結盟”領導者、及地球環境的維護者這四大角色。該報告尖鋭批評當代精英水準下降，大國抗衡連冷戰水平都不如；坦率提出以往“多極化”概念缺乏吸引力，力主戰略均衡；報告還認為，中國的“命運共同體”和俄羅斯愛國主義、保守主義，及各種左、右傾民族主義，社會不滿、“綠色”激進主義將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報告高度強調中俄合作戰略意義。

拜登接任，俄方持觀望立場。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續，為阻止兩國關係下滑產生了一定作用。但難現以往每次領導人更替後的“重啓”美俄關係現象。原因在於：一，“太陽風”黑客事件、納瓦利內抗議等事件為仍舊延續的對俄製裁火上澆油。二，近十年來俄羅斯經濟不如人意，但軍隊的武器裝備現代化已實現70%的預期目標。三，在北極等戰略要地，俄美競爭難以避免。氣候問題上，作為能源大國的俄羅斯難免與歐美摩擦。

美國副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 圖自紐約時報

拜登提名威廉·伯恩斯出任中央情報局局長 圖自新華社

四，拜登剛剛任命兩位俄羅斯問題專家在白宮任職；一位是對俄事務的副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這是在烏克蘭危機中通過手機電話，明確干預烏克蘭政府重大人事任命，並口出狂言、藐視歐盟，最後不得不賠禮道歉的一位美國女外交官。順便指出，其丈夫就是知名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羅伯特·卡甘。另一位則是與其立場相反的前副國務卿伯恩斯，出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主張溝通、不主張過於倚仗武力，甚至反對北約東擴。在這兩位立場相左的高官任內，美國對俄政策勢必相互掣肘，難定於一尊。

五，富於戲劇性的是，菲利普·埃利奧特在《時代》週刊撰文稱，拜登不會像特朗普、也不會是奧巴馬，而更像里根時期的對俄立場。但筆者看來，拜登雖比里根有着豐富的政治經驗，但他不具備撒切爾、里根這一代西方政治家所具備的時代條件和改革勇氣。美國國內烽煙四起，早已不是里根時代美國可以號令天下的光景。

俄羅斯與歐洲關係始終具有雙重特徵：一方面，俄歐間有着深厚的傳統淵源和密切經濟聯繫，另一方面，俄歐間有着難以克服的意識形態與安全困境，美國也勢必從中作梗，掣肘雙邊關係。“北溪-2號”管線雖有望推進——這是俄歐經濟聯繫的命脈，但拜登不會輕易順從俄歐接近，而且默克爾黨內接班人的幾位候選者，居然一年前都還對“北溪-2號”管線持反對態度。此外，烏克蘭危機仍然水深火熱。歐洲對於納瓦利內抗議，甚至表現出比美國更高的政治熱情。

就在俄羅斯向全球伸展的同時，其周邊地區卻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定。無論是白俄羅斯總統大選風波、納卡地區爭端，還是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變動，這些前蘇聯盟國出現的變化，究竟是“顏色革命”所致，還是“帝國崩潰”的慣性，抑或當地正在發生的另一種前所未見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瓦爾代論壇知名專家博爾達切夫最近著文所言：“即使俄羅斯在中亞或南高加索的軍事政治影響力具有決定性作用，也並不意味着俄羅斯準備為這些小夥伴要犧牲自己的利益和有限的資源”。同時，“俄羅斯的西方對手在這些地區干預能力的下降，也促使了俄羅斯的相應變化。”這一重要表述説明“前蘇聯空間”的治理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這意味着內政第一。同時，除了對俄安全至關重要的白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以外，俄願意在“前蘇聯地區”其他方面的局勢中表現出一定靈活性。

總體而言，今後幾年將是決定俄羅斯長期發展態勢的關鍵。以政治保守主義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構建還在演進過程中，但其發展方向與體制韌性經得起壓力。改革能源依附性經濟模式勢在必行，大國空間與潛能尚能提供迴旋餘地。儘管各方對俄羅斯的實力地位頗多爭議，但2020年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國排行榜上，俄羅斯赫然位列第二，僅次於美國。

調整期的中俄關系

第一，若與當代歐美政治所強調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排他性相比，中俄關系注重“和而不同”。無論就其哲學境界，還是對當前國際轉型中的複雜情形而言，中俄都要棋高一着。包括當前調整期，如何調處大國關係，化敵為友，轉危為機，中俄“和而不同”式的構想也比意識形態的排他性更為合用。但是，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意識形態的排他性在一定時期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動員能力。這也對中俄關系提出了更加需要鑄造自己的政治定力和構建、交往、傳播能力的歷史性要求。

第二，全球轉型為中俄提供了歷史機遇。中俄內外戰略的立足點，不僅基於自身國家利益，而且承擔着改革完善地區與全球秩序、促使全球順利轉型的大國責任。調整期中，歐美正在擬議一系列針鋒相對的舉措，將G7七國集團擴大為“民主十國聯盟”、舉行全球民主峯會、修訂新《大西洋憲章》、維持對印太戰略的支持等。中俄在尊重各國人民選擇的同時，加強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維護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乃是根本應對之道。

第三，中俄所擁有的非西方文明傳統、當代制度選擇、兩國強勁地位與實力，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帶來與歐美國家之間的長期博弈。調整期中，歐美極端勢力會繼續使用科技封鎖、網絡攻擊、金融控制、經濟制裁等手段打壓中俄。即使東西方意識形態抗爭有所弛緩，地緣政治博弈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仍不可避免。和平與發展，不只是一個政治宣言，也是一個需要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能得以維持的寶貴國際環境。

第四，中俄都希望與西方合作來實現現代化目標，同時毫不意外的是，也一直存在對中俄分化離間的勢力。經過多年的嚴峻考驗，無論中國還是俄羅斯，都堅定維護中俄合作，不願意以犧牲中俄友好，來換取一時一己之利。值得關注的是，普京在去年和今年已經兩次提到：中俄現在不需要結盟，但不排除未來可想象的前景。中方也一再表達過“中俄戰略伙伴關係不封頂”。這些表達不違背中俄關系所奉行的“不衝突、不對抗、不針對第三者”的重要原則。就全球轉型的調整期而言，挖掘戰略伙伴關係的潛能，與上述“三不”原則相輔相成。

2020年10月22日，普京通過視頻連線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年會上發表演講。圖自路透社

第五， 面臨新形勢，中俄關系正在步入一個提質增效的新階段。中俄關系需超越較多依靠外部危機才推動雙邊關係的階段，發掘更多的內生需求來支持長期發展。需要以更多跨部門跨領域的創新機制、更多來自民間的認同、更為豐富多樣的精神產品的支撐、以及更更周全的雙邊與多邊合作的互動，來推動合作升等。雙邊關係中加強精神層面的建設，是關鍵的提升。

第六，中、美、俄是當今最為重要的三方關係，但三方之間並沒有任何專有的共享平台、協議、機制。大國關係的這一真空地帶值得逐步填補，尋求更多中、美、俄三邊合作機遇。冷戰高峯時期，中蘇、中美之間尚且在防疫領域開展過合作，當今更有必要從疫情合作開始，來探討三邊關係。中、美、俄也可以經過一段溝通與鋪墊，以東北亞唯有的三個核大國身份，就朝核問題發揮自身無可替代的獨特影響，並以此推動和重新啓動相關的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

第七，歐亞地區衝突的癥結，源於若干既是排他、又是擴張式的區域建構的抱負。“一帶一路”作為非排他性的、不急於推進剛性的區域建構，側重項目主導型的務實倡議，因此具有巨大的潛能可穿行於各種區域構建之間。俄羅斯既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又是涉及自身利益需要保護的談判對手。近年來，在中歐班列、重啓喀山鐵路、金融合作、司法互助等方面，俄方重現合作熱情。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諾莫夫最近來滬參會期間告訴筆者，對於多年期待、卻未能推進的中吉烏鐵路項目，普京總統表示，應該在這一問題上對吉爾吉斯斯坦米爾濟約也夫總統提供幫助。這是中俄與中亞國家推進合作的一個好兆頭。

第八，中俄科技合作需加強信息交流，中俄合作園區的技術含量仍需提升。農業、物流等相對較易起步的科技合作可大大推進。金融是中俄合作關鍵。在中俄本幣結算增加、俄方對兩國資本市場合作興趣增加之際，建議推進保險、審計、認證、電子商務等合作，對中資企業業務結算和信貸加大支持力度。中方金融機構可以更為創新開放態度促進合作。

近來，俄方與各歐亞國家對於參與中國長三角、珠三角、海南自貿港等國內重點開發區域合作的呼聲有所抬升。因此，建議加強和落實這些領域合作可能性的研究部署，組織對中俄關系各領域的全方位、跨部門的深入調研，提升政策執行績效。俄方學者曾有抱怨，中俄雙邊經濟合作的基礎性數據，尚有不實與缺失，與大國身份不符，需認真校正，以進取態度呼應當前的這一新變化。

第九，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100週年，也是蘇聯解體30週年；同時，也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週年續約、上合組織成立20週年的紀念，輿論必有熱議。我們需要更多地發掘中俄交往的思想含量和民間積累，展示雙邊關係對現代化發展、世界歷史多樣化、大國外交模式、以及當今和平與穩定的貢獻。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採取積極步驟，拓展中俄在人文社科學術規範構建領域的合作，共同培養政治、傳媒、學術、外交等領域——包括具有跨領域稟賦的優秀青年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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